王明雨:谁动了我的理性?

——《乌合之众》读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4 次 更新时间:2012-11-04 17: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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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雨  

  

  理性的个人与非理性的群体

  

  英文"The Crowd ” 是一个中性词,中文“乌合之众”却带有明显的贬义。但是谁又能够说,中文的这种翻译不是更加地贴合勒庞的原意?

  

  勒庞笔下的群体,并非一个简单的由空间决定的概念。比如一伙人由于偶然的原因聚集在一处,这种一盘散沙式的群体严格说来不能被称为群体。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群体,必须是具有明确行动目标的“组织化的群体”。

  

  从构成方式上,勒庞将心理学意义上的群体分为异质性群体和同质性群体两类。顾名思义,异质性群体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同质性群体则由大体相同的成分组成。具体来说,前者包括无名称的群体(如街头群体)和有名称的群体(如陪审团、议会等);后者包括派别(政治派别、宗教派别等)、身份团体(军人、僧侣、劳工等)和阶级(中产阶级、农民阶级等)。在《乌合之众》中,勒庞以异质性群体作为其重点考察对象。

  

  勒庞指出,群体一旦形成,便具有某种与个体显著不同的集体人格特征。“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向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集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本质差别表现在群体的低智化和情绪化倾向。“当人们聚集成一个群体时,一种降低他们智力水平的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因此,“一切群体,不管其成员如何,全都患有智力低下症。”

  

  理性因素下降必然导致非理性因素上升。与智力低下症相对应的是情感冲动症。群体就像是不稳定的流体,受制于一切刺激。这使得群体具有极端多变的特点,“一刻不停地从一种感情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情”。“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如何又落在地上。”

  

  总之,与组成群体的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所受教育等完全无关,“在群体特有的特征中,他们表现出极少的推理能力,他们没有批评精神、轻信、易怒并且头脑简单”。

  

  在勒庞看来,理性的衰退是一个民族衰败的征兆。不妨说,理性越衰退,越容易在各种刺激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群体。而群众的庞大势力很快便会转化为专制的强大权力。

  

  领袖与群众

  

  群众之需要领袖,不亚于领袖之需要群众。群众推翻了一座座旧神的雕像,而现在领袖成为他们供奉的新神。“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改变的只是宗教信仰的对象,没有改变的永远是宗教狂热的形式。“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这在任何时代概无例外。”

  

  勒庞为我们指出领袖动员群众的三种手段:断言、重复和传染。断言不需要任何推理和证据,断言越简洁越有力。断言通过不断地重复从而在我们的头脑中生根。现实中有太多“谎言重复一百遍就变成真理”的例子。断言辅之以重复,强大的传染过程由此启动。

  

  我们常常挂在嘴上的词,往往就是我们最不了解的词。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为糟糕的是,不同的观念常常披着相同的词语外衣。表面上看大家用词相同,其实各自在说着不同的语言。勒庞写到:“统治者的艺术......首先在于驾驭辞藻的学问。”

  

  伟大的领袖都享受极高的名望。勒庞将名望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天的,这种名望较为常见:“一个人占据着某种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或头衔,仅仅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不管他本人多么没有价值。”另一种是个人的,“基本上为一个人所特有。它可以和名誉、荣耀、财富共存,或由此得到加强,不过没有这些东西,它也完全能够存在。”

  

  与先天名望来自权力或财富不同,个人名望来自某种神奇的人格魅力。这种品质“只为极少数人所具备,它能使他们对自己周围的人施以真正神奇的幻术...他们强迫周围的人接受他们的思想与感情,众人对他的服从,就像吃人毫不费力的动物服从驯兽师一般。”在名望的面前,众人的判断力彻底麻木。

  

  成功造就了名望。只要拥有名望,似乎连犯罪也具有了某种正当的理由。比如,“随心所欲地迫害人,为了一次次的征伐,就让数百万人死于非命”。在名望的光环之下,群众允许领袖做任何事。然而一旦失败,名望立刻随之而去。成功怎样地使他爬上云端,失败就怎样地使他跌入深谷。昨天还是万人拥戴的英雄,今天就成为众人唾弃的败类。

  

  “名望是说服群众的一个基本因素”。群众对于名望几乎完全不具有免疫力,无论享有名望的是人、观念还是物品。名望最怕的是质疑。一切东西,包括名望在内,一旦置于理性探讨的放大镜之下,便很难不暴露出其真相。

  

  制度与观念

  

  无可否认,诸多的社会弊端确实是由于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唯制度论,以为只要制度一变,国家必定进步,一切阴霾全都消散。这显然是对制度的过度迷信。与其说制度决定一切,不如说决定一切的是国民性(包括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如果一种制度模式无法与一国的民族性相吻合,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套,一种暂时的伪装”。这也是为什么从梁启超到陈独秀再到鲁迅等人一直强调当务之急是进行国民性改造。

  

  政府不过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由具体的人组成。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大树,有什么样的国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果国民没有改变,制度也没有改变,那么无论是由张三还是由李四来执政不会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只是换汤不换药。

  

  相比而言,改变制度(制度的现代化)尚易,改变人(人的现代化)尤难。“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惟一真正的暴政......利用密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而反对牢固的信念又有什么可资利用?”

  

  制度固然是观念的产物,但制度与观念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确切地说,现行体制与大众观念就像是鸡和蛋,鸡生蛋,蛋生鸡,二者互为因果。在一个允许专制制度存在的社会中,专制才可能发生并长久存在;而长久生活在这样一种体制之中的人们也会于不知不觉中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世道就该如此。

  

  时间

  

  这个世界会好吗?没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未来难以预测,一切只能交付时间作答。“时间引起一切信念的诞生、成长和死亡。它们获得力量靠的是时间,失去力量也是因为时间。”时间改变一切固有现象,它让少女长成老妇,也让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它是惟一的真正创造者,也是惟一的伟大毁灭者。”

  

  时间是这个世界真正的主人,没有什么能够与时间对抗。所有的事物,“既是历史的女儿,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归根结底,“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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