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里希·卡蓬:大学招生的宪法问题——德美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2 次 更新时间:2012-11-03 22:40:04

进入专题: 大学招生   宪法问题  

乌尔里希·卡蓬   田飞龙 (进入专栏)  

  

  乌尔里希·卡蓬*著

  田飞龙 译

  

  当下涉及大学招生的问题在联邦德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特别的关联,这种关联将因为不同的原因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得以保持。德国的大学目前正面临着预期中的学生(数量上的)洪流。作为最近这些年的高出生率以及不断增加的高等教育需求的一个结果,德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并非所有的合格申请者都能寻找到一个学习之地的状况——这种状况在1980年代很可能会持续。基于这一事实,大学招生受到了限制(法定限制);申请材料在不同的学科和大学之间进行挑选和分配。故而,德国大学的问题是“生源膨胀”。

  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学已经将生源膨胀阶段置于身后(从1958年开始直到1960年代末)。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和不断降低的高等教育需求已经导致了一种“衰退”(slump),伴之以某种对教育的幻灭感。这种状况由于财政困难而更加恶化。不过,尽管总体上学习机构过剩,那里仍然存在大学招生的问题。存在地区性或部门性的(教育)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样也有问题涉及到每个申请者是否能够寻找到将为其提供成功的未来职业前景的研究科目与研究机构。

  基于德国联邦宪政法院最近基于法定原则的司法决定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处理的诉讼,比如Serrano v. Priest 或者Defunis v. Odegaard,关于录取问题的不断增长的宪法相关性变得日益明朗起来。在此意义上,对“宪法与高等教育录取”这一主题的比较研究就不再需要进一步的正名了。

  通过德国联邦宪政法院基于法定原则的司法决定(限制不合资质的录取)以及美国最高法院处理的诉讼(对来自少数群体的申请者予以优惠待遇),高等教育入学问题上日益增长的宪法相关性变得特别明朗起来。两国的宪法——联邦德国制定于1949年5月23日的《基本法》以及美国于1789年9月17日批准通过并迭经修改的《宪法》——都建立在关于国家之根本特征与目标的相同本质的决定之上。联邦德国和美国都是民主的联邦制国家,致力于追求公共利益,通过表达为分权原则的法治原则(首要的是由一个基本人权清单来保障)来确定政府形式。本文将回顾两个国家的大学体制(尤其是录取制度),并分析宪法是如何适用到高等教育录取的关键问题之上的。本文将在比较(宪)法中展开可靠的调查研究。

  

  一、学校体系、大学体系和大学招生

  

  大学招生的历史发展只是一个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关注质量问题。大学招生通过大学毕业的方式成为了学校领域(直接)和劳动市场(间接)之间的纽带。故而,从教育政策的观点来看,大学培养人才的能力就依赖于这种联系两端的纽带是否相对牢固或者富有弹性。这一结论将进一步导致这样一个问题:谁对学校和大学的体系负责。如果是国家(包括其分支部门)负责,那么大学招生程序在相对较高的程度上就由宪法、制定法和法律决定。这使得无论是在实体层面还是在程序层面,获致一种针对录取和毕业问题上的供求多样性的弹性化适应机制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学校和大学体系是私人控制的,进而如同经济领域一样遵从市场状况,那么此一事实将强化整个体系的自治权力,尤其是增强录取程序的调适能力。不过同时这也将引发国家来管制市场权力的滥用:例如通过支持和帮助那些处于弱小竞争地位和社会性劣势中的人的方式来进行干预。

  在此意义上的,由国家来实施还是由非政府权力来实施,其教育容量的规划必然是不同的。进一步,关于谁来制定高等教育录取的标准和条件以及谁来控制课程、考试和评分的问题,就取决于高等教育主要是一种公共责任还是一种私人责任。

  

  1. 德国大学系统

  

  德国的学校和大学体系本来都是州立的(学校体系在狭义上是“州立”的,考虑到那些自治之下的相对较大的地区的大学,就是“社区所有的”)。在一方是自由和宽容(“市场”模式)另一方是正义和平等的冲突中,教育和科学研究——尽管是基于私人动机发展起来的——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成为了政府活动的一个领域。私立学校和大学体系仅仅扮演一种边缘性而非竞争性的角色。只有少数私立的、教会运转的大学提供特别的研究;这些机构有着在社会福利领域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悠久传统。

  根据大学的不同规模和类型,政府负责提供大学的所有物质设施。通过对大学的监管以及政府在特定学科(法律、教育等等)设定的考试规章,州政府也能对学习内容施加影响。最后,州政府还管制录取的先决条件以及上述学科的大学毕业考试。

  大学自治被主要限制于研究和指导的内容,并参与学校设施建设的规划。“法定限制”的压力、有效教育容量使用的必要性、完成学位的时间限制等等因素导致了州政府机构更强的管制性影响。在教育容量不足的情况下,私人的角色就逐渐从一种自由选择研究科目和地点的权利收缩至提交申请参与一个集中管理的大学体系的录取与分配程序的权利。

  

  2. 美国大学体系

  

  归因于其多样性和复杂性,美国的大学体系很难与德国进行比较;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其学校体系——尽管已做了必要的修正(mutatis mutandis)。可能美国与德国教育体系的最重要区别就是美国的学校至今从未提供过一种正式规格的、专属于大学研究导向的教育计划。[1] 事实上,大部分的高中都建议那些意欲随后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去修读那些作为待选学院和大学的先决条件的课程。这就解释了在录取管制中高等教育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不过,这也同时指出了加诸这些机构之上的负担,它们必须首先使得那些学生建立起进行大学学习的必要前提基础。

  与那些公共学校、州立或市镇立的大学并列,美国的私立教育体系扮演着一种远较德国更为重要的角色。与德国相反,直到最近这些年,教育在美国一直被视为一项私人事务,国家只是以一种赞助性和支持性的角色逐步进入该幅图景的。多数人的观点[2]——尽管不再无争议——认为,关于私立学校的教育供给以及学校所在地区的财政资源(差异与学校的分散化有关)的类型和质量上的差异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容忍,这被视为建基于私人自治决定之上的民主概念的代价的一部分。类似的关于多样化和私人动机的观念影响到了在高等教育部门中的财政投入。

  在原则上并无争议的是,一种真实的、富有竞争力的私立教育体系被牢牢地锚定在美国的传统之中。尽管如此,近些年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机会平等和学院教育的质量是否并未受到公立和私立并列的体系造成的结果的影响。再者,这些数量庞大的私立高校的未来不再是确定而明朗的,这将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以及产生对政府补助金的需求。总而言之,可以确定的是,关于教育标准的讨论业已取得影响力,这是政府监管缺位(同时也缺乏意愿)的直接结果。

  

  二、宪法和大学招生

  

  讨论的起点是两个国家的宪法:联邦德国始自1949年5月23日的《基本法》和美国始自1789年9月17日的《宪法》。在这方面必须谨记,在两个国家之内,关于高等教育的首要政府职能都在各州范围之内,故而各州宪法也适用到该领域。不过,对各州宪法进行一种具体的审视超出了这里的比较尝试的范围,且并不真正必要,因为两国的宪法体制(尽管有着独特的不同)都出于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的同质性概念之上。

  尽管具体的政府形式有所不同,两国的联邦宪法都建立在关于国家的根本特征和目标的相同的本质性决定之上。联邦德国和美国都是民主的联邦制国家,致力于追求公共善,通过表达为分权原则的法治原则来确定政府形式,该原则首先由一个基本人权清单来保障。

  并非所有这些根本的组织性决定在涉及大学体系及其录取问题上都具有同等的关联性。从而,倾向于民主政府形式的那项决定就有着一种更加间接的效力(除非它被看作一种渗透到所有政府活动中的价值决定),通过下列意义上的分权起作用:关于大学招生的特定规则需要立法分支的一项法案来提供,行政分支的决定并不充分。另一方面,在涉及大学招生的问题上,包含两种一贯趋势——单一化或联邦化——的联邦/州原则在两个国家中都扮演着一种重要的,尤其是一种挑战性的角色。对普遍的社会善的义务——只能找到相对有限的宪法表达——在两国的宪政现实中得到了非常不同的反映。关于法治原则,在该原则的含义上就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原因在于盎格鲁-美利坚体系和欧洲大陆体系中不同的(宪)法概念以及不同的历史发展。[3]

  

  2. 德国宪法判例

  

  至于牵涉到的德国宪法,对学校体系的政府责任在基本法的第7条中得到表达。关于大学体系,不存在类似的基本条款[4]。高等教育作为各州和自治性大学之间的一种共同责任,从未被锚定在宪法的任一条款之上,但从19世纪乃至于更早一些的案例开始,它已“通过使用而成为(纯粹)的宪法”。[5] 这可以从那种典型的“责任分担”中得到很好的理解,大体可描述为:各州负责教育设施及教学座椅;自治性大学负责研究、教学及教授的聘任。该领域内的政府责任首次在1969年得到明确的宪法规定,主要是关于接纳下列的联邦政府职能:为大学体系建立一种普遍原则的框架(基本法第75条第1a款)以及锚定在第8a章的(联邦和各州政府的)“共同责任”的宪法规定,其中包括“建立和扩展大学及大学诊所”(基本法第91a条第1段第1款)。

  关于民主的根本性决定暗示了大学与州之间的权力平等。换句话说,当联邦最高法院提出如下要求时,议会的特别职能便得到了强调:

  涉及将被适用的关于建立(高校)录取和筛选标准上的绝对限制的先决条件的本质性决定,必须由立法机关自身做出。大学可以被授权在确定的范围之内调控具体的细节。[6]

  联邦内部涉及大学体系的政府职能的分配最近又处于变迁之中;在这一转型时期,该领域中的权责不清在当下又得到了清楚的展示。大学教育和录取本质上是“全国性事务”[7],根据最近的数量问题,不存在多少对职能争议的同情,即使有迹象显示,依据内在的组织和质量层面,联邦的多样化再次显示出吸引力。当前关于大学体系及其录取程序还主要是各州的事务;联邦仅有权建立基本框架,它已通过1976年1月29日的《大学框架法》将其职能利用到最大限度。不过,在第三个层面,联邦和各州已经发展出一系列的合作与协调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各州的自治。

  尽管基本法第20条第1段和第28条第1段只是在针对联邦政府形式的基本决定上增加了一个形容词“社会的”,且倾向于一种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国家,但通过司法决定的宪法创造过程(主要通过联邦宪政法院的司法决定)以及指向普遍的社会善的义务已经成为大学招生争议中导向性的政府目标和焦点。例如,在一种情形下,联邦宪政法院在其司法决定中运用了这种指向普遍的社会善的义务——依据基本法第12条(职业选择自由)和第3条(平等)——声称所有充分准备好的学校毕业生都有权被录取到他们选择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宪政法院指出,大学设置绝对的录取数量限制的决定因而处于划分宪法性准许和宪法性禁止的活动的狭窄的分界线上。[8] 在任一相关案件中,联邦宪政法院都将普遍的社会善的原则解释为确立个体学生申请者参与既存(有待扩展)的教育机构的权利,这一权利的实行将对选择标准和录取程序设置提出特别的要求。

  这一司法决定激化了长期存在的关于基本法确定的政府类型中法院——尤其是宪政法院——角色的讨论;也就是基于法治和分权原则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人们特别援引了美国的宪法条文和宪法现实。关于“法官政府”的思虑从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始就已经作为悄悄的实践而存在。关于“司法审查”的讨论[9]充斥着对于“总统制政府”或“议会制政府”[10]的多种解释和论辩。在最高法院被劝阻不要去封锁罗斯福的社会福利政策之前,奥立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和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重复投下的反对票是必要的。在联邦德国的当下,需要追问的问题是,联邦宪政法院内是否存在这样的法官:允许政府和议会只将社会福利原则作为实现普遍的公共善的诸多指导性原则之一。

  如果某人一方面正视“社会福利趋势”并得到那些强调“民主化”和“参与”的宪法因素的支持,另一方面正视强调自由和法治概念的宪法因素,争端的界线就已划出。当前的政治争议在关于宪法的诸多解释中可以得到界定和反映;首先是基本权利的那一章。“大学录取的基本权利”(基本法第2、12、20条以及大学框架法第27条);“机会平等”(基本法第3、20条);“社会福利的参与权利”、“对应于自由、法治的防御性权利的民主参与权利”;以及“大学自治”(基本法第5条第3段)都是需要仔细审视的关键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大学招生   宪法问题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刑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867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