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范章简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亚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副理事长。
1931年1月7日出生，原籍江西省宜黄县，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 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 1980年—198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和考察。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82—198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执行董事（1985—1986）、美国密执安大学客座研究员（1987—1988）、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后改为宏观经济研究院）副主任（1988—1995）。
先后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博士生导师（国际金融），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兼职教授。研究领域：西方经济理论、国际经济、中国经济改革等。
主要著作：《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黄范章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外国市场经济理论分析与实践》（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跨世纪的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环境》（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主编《东亚经济白皮书》（与日本合作，计划出版社1996年出版）和《东亚经济路在何方》（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出版）等。
大概是今年闰四月的缘故，刚刚进入9月的北京，不比往年的秋高气爽，竟然寒气逼人，早晨不穿长衣长裤出门，鼻子就会发酸。
9点钟，记者如约赶到木樨地，在一座稍显老旧的楼房里，见到了黄范章先生。
今年81岁的黄范章，笑盈盈地接记者进门，说：“我给你倒一杯热茶，就不冷了。 ”
记者与黄范章交谈了3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已经日悬中天。
引子
黄范章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抗战时期。 1931年春，黄范章刚刚在江西南昌降生，就因为战乱，跟随家人逃难到了家乡宜黄县，后在临川（即现在抚州）安顿下来。黄范章到临川进入一所教会中学，一直念到高二后转入省立临川中学；1949年，黄范章考取了南昌大学（原中正大学）外文系。
黄范章很喜欢学外语，尤其是英文，这也许是教会学校早年熏陶的缘故。对外文的痴迷，确实让他受用终身，他被遴选为改革开放之初社科界首批赴美访问的学者，多少与此相关。
虽然在中正大学外文系读的是俄文专业，黄范章却一直没有放弃英文。
1950年，黄范章第二次报考大学。他在中南考区的武汉同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经济系，当两所大学的通知都到了的时候，他选择了北上，进入当时位于沙滩的北大红楼校区。
1954年，学成毕业的黄范章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同一天来经济所报到的还有张卓元和吴敬琏，周叔莲早于他们一年到了经济所。如今，每逢春节，这四位老朋友便轮流坐庄，搞家庭聚会，谈笑间感怀逝去的蹉跎岁月。
文革期间，经济所的研究人员被一锅端地下放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黄范章也在其列。那个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看书学习，要在劳动之余见缝插针，要靠毅力。那个时候，黄范章也没有放弃学外语。
从息县回北京后，他在好友、图书管理员张志元帮助下，得到刚进口的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一书，他悉心研读，详细地记着笔记。 1978年，商务印书馆要翻译出版一批国外专著，找到黄范章，他便把厚厚的几大本读书笔记重新整理了一遍，正式翻译出版了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此前，他曾翻译过俄文版的前苏联教科书，包括布留明著《当代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概论》（三联书店出版）。抗美援朝时，为了表达拳拳爱国心，黄范章将译作挣来的稿费捐献给了国家。
与外文结缘，让黄范章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锁定在西方经济学上。他是在中国较早介绍和推崇股份制的学者之一。
负笈美国
像黄范章这样的中国经济学者，青年时期接受过零零星星的西式教育，在战乱年代求学。新中国成立后，照搬照抄前苏联的“本本主义”，独立研究寥寥无几。十年文革，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谈之色变；在文化沙漠、知识沙漠里，更是难得一见西方社会的曙色微澜。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界的面貌才得以根本改观。而当务之急，就是了解和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
1980年，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选派5位学者赴美进修。他们是经济所的乌家培、黄范章，工经所的张磐、刘景彤、周天豹。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学界首批赴美研修的访问学者。这5个人分别去了美国的5所大学，黄范章很幸运，进了许许多多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哈佛大学。
其实，研究西方经济学一直是黄范章的偏好。1954年刚到中科院经济所时，他就提出来搞世界经济研究，可所长狄超白觉得年轻人不能按照个人兴趣干工作，要听从党的安排，于是派他去搞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 1957年，孙冶方调来当所长，认为经济所急需补上两门课——西方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于1959年决定让乌家培研究数量经济学，让黄范章研究经济思想史。去美国前两年的1978年，在恩师陈岱孙的领导下，黄范章还参与发起和建立了“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黄范章是在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和经济系学习，主修战后美国主流经济学，喜欢听费尔德斯坦和本杰明·弗里德曼的课。费尔德斯坦是当年流行于美国经济学界的“供给学派”代表人物之一，黄范章根据自己的研究，将费氏的宏观经济思想进行了初步梳理，并称之为“温和的供给学派”。这篇英文“作业”受到费尔德斯坦的重视，他对“温和的供给学派”这一称谓并未否认，只是笑而不答。从此，两人结成长达30多年的友谊。黄范章在中外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桥梁作用。
1981年，经济所所长许涤新访美来到哈佛，交给黄范章一个任务：让外国学者到国内去讲讲什么是“市场经济”。黄范章首推费尔德斯坦，费氏除了在哈佛任专座教授，还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负责人，NBER是不依从联邦政府的独立智库，长期研究美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咨询。这年年初，黄范章得知费尔德斯坦有可能进白宫，成为里根政府的幕僚。黄范章将这一消息告知许涤新，竭力推荐费氏访华，得到许涤新和社科院的认可。
1982年4月，包括费尔德斯坦在内的8位美国教授及其夫人组成的NBER代表团来到中国。中国外交部还异乎寻常地开了个先例：费尔德斯坦来华前提出，他的两个女儿只有12岁和8岁，不能独自留在美国，需要带在身边，社科院经外交部同意了，并承担了所有来华人员的所有费用。一行人到了西安、重庆、三峡、武汉、上海和北京，游览了中国的名胜古迹，品尝了中国的南北美食。费尔德斯坦将没有小汽车的中国称为“自行车王国”。遗憾的是当时交通条件差，行李未能随机到达，人员一到重庆立即上船，大家只能在万县上岸买内衣内裤，大个子的美国人在中国的百货商店买不到合适的衬衫。美国专家访华，标志着中国向西方世界主动打开了一扇窗，这是对外开放迈开大步之前踏出的一小步，弥足珍贵。6月，费尔德斯坦果然进入白宫，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30年后的2012年6月，费尔德斯坦及波特巴率NBER代表团再度访华，纪念其30年前的“破冰之旅”，与北大CCER的林毅夫、姚洋、西北大学的何炼成、西南财大的刘诗白等中国学者讨论中国问题时，黄范章也应邀同行，不禁会想起许多往事。
按照规定，5位中国学者在美学习期间，有两个月可以在美国境内自由活动，有人选择了到各地旅游，有人选择在大学图书馆读书，黄范章接受房东的建议，去美国国会旁听辩论和参观监狱大学。这是两件令其十分震撼的事情。他第一次体会到一个普通市民可以与政府高级官员面对面的新鲜感，而房东杰奎琳却轻松自如地说：“我是纳税人，我当然可以听！ ”她那副“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令人艳羡。在一所监狱里，他看到不着囚衣的年轻罪犯在明亮的教室里谈论和争执“什么是犯罪”，领他去参观的朋友告诉他 “不能剥夺年轻罪犯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这一切，都让黄范章唏嘘不已，沉思良久。
1982年2月，黄范章结束了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中国。
同年5月份，他应邀到瑞典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学术考察，并于1987年出版了《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一书。对北欧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考察和研究，成为他日后推崇股份制的理论源泉之一。
1982年，社科院经济所换届，刘国光任所长，董辅祁、黄范章担任副所长。黄范章的研究重点仍在现代西方经济学。1985年，他奉命借调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执行董事。一年以后，又到美国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客座教授。1988年7月回国时，正值国家计委成立经济研究中心，即现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前身。这个研究中心由各部委的9个研究所整合而成，主任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桂世镛兼任，王梦奎为常务副主任，林兆木、黄范章任副主任，黄范章主要负责对外学术交流，同时兼筹备组建外经所。
初探“股份制”
黄范章对股份制的研究始于上世纪6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家经济制度到政府经济政策，中央政府一直沿用前苏联的一套做法，对西方经济学很排斥，持批判态度。1960年，苏共20大召开后，中苏两党裂痕显现，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两国关系降为冰点。针对中苏决裂，一方面国内理论界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九评”论战，另一方面对西方思潮开始进行系统梳理。当然，对西方的东西，还是以“批判吸收”为主。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指示，要客观地介绍、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思想。为此，中宣部组织国内一批经济学者开始编写文科教材，黄范章参与其中。
这批学者被分成了3个小组。一为世界经济小组，由宋则行、樊亢负责；一为西方经济思想史小组，由李中正、卢有章负责；一为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小组，该小组共出5本书，主编是罗志如，分册《凯恩斯主义》由高鸿业负责，《计量经济学》由胡代光负责，《人民资本主义》由黄范章负责，其他分册由北大老师严仁赓、范家骧等负责。
人民资本主义是当时西方流行的一股思潮或流派。它鼓吹每人每家都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资本主义已变成了“人民资本主义”。当时，《红旗》杂志正在组织批判人民资本主义的文章，经济编辑组组长苏星得知黄范章在编写这方面的教材，便请他谈谈看法。黄范章说：不要把股权和产权相混淆。股权分散和资本集中是同一经济过程的两个方面，小股东是资本集中的对象，控股人是资本的主体，才拥有产权。中小持股者成不了资本家。苏星觉得很新鲜，让他写成文章，即《人民资本主义的本质》（刊于1962年《红旗》杂志13期第11—19页）。
黄范章认为股份制虽然产生并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但股份公司值得中国在改革中学习并引进。因为股份公司在本质上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这个背后又有三个分离：股权与产权的分离，实物资本与货币资本的分离，股份的市场价格与原有价格的分离。这种分离意味着私人资本和国家都可控股，都可拥有产权。
上世纪80年代，黄范章在美国亲眼看到了股份制的现实版。他认为，私人资本可控股，国有资本也可控股，股份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也可以用。 1985年，在接受瑞典经济学家林德伯克的邀请访问瑞典时，他深入了解福利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瑞典社会民主党推行的“职工投资基金计划”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社会民主党主张通过“职工投资基金计划”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实现社会主义基金所有制。黄范章受此启发，认为在中国可以发展建立各种公共基金，这些基金可成为国有企业的主要投资者。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术界不少人不认可股份制，仍然认为搞股份制就是搞资本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所以当1988年年底黄范章经过深入思考写成 《股份制是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一文，送《经济研究》编辑部时，编辑部负责人冒天启和唐宗焜虽然极表赞同，但从政治因素考虑，最后决定将“最”字去掉，改成 《股份制是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同时还发表了另一学者主张企业承包经营制的文章。从编辑左右平衡的心机，足可见时局的微妙和紧张。
黄范章的文章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4期发表。
股份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
1988年2月27日，国务院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 3月25日，时任总理李鹏在七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当前改革的关键是根据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 ”4月1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的《198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正式公布，明确改革的任务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总目标，以落实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深化企业经营机制改革为重点。从决策层看，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一项基本的经营管理制度。
在这个时候，黄范章提出，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好形式。
黄范章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股份制是最适合于全民所有制采用的一种形式，这不仅因为股份制本身所固有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即“两权分离”）这一特点便于贯彻“政企分开”原则，便于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需的 “微观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股份制经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造就了一种以证券资本（股票、债券等）为经营对象的金融业（“机构投资者”），出现了资本（证券）经营与企业经营的分离，培育出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一套经济机制；“机构投资者”便于将社会资金在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甚至国家之间转移，哪里效益好便投往哪里，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倘若把这套机制连同股份制和各种公共基金移植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地上来，便可使社会主义经济中拥有生产者主权（Producer’s Soverignty）、 投 资 者 主 权（Investor’s Soverignty）和 消 费 者 主 权（Consumer’s Soverignty）三机制，就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生产资料的“民有、民治、民享”；这种机制定将成为使全民所有制通过千万群众的自主活动而得以贯彻的有效手段，从而使得全民所有制变得名副其实。
他说，我们过去长时期囿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中的某些观点，总把证券资本跟“剪息”、“寄生”、“腐朽”联系在一起。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
黄范章的研究回答了一个问题：在公有制条件下，仍然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黄范章即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崇股份制。为什么说股份制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最恰当形式？在他看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不能提供一套机制，而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股份制却能办到。传统的国有制实则为政府所有，社会资源往往不能按照人民群众的意志而是按上级指令来使用。经济活动中“等价补偿”原则被“无偿调拨”所取代，经济手段被行政手段所取代，企业只不过是国家这个大工厂里的一个车间，而不是独立生产者，企业丧失了内在经济活力。传统国有制的种种弊端，来自政府一身二任——既是“政治实体”，又是经济实体，即“政企合一”。他坚定地认为，股份制是便于贯彻“政企分开”、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最好机制，他将这种思想贯彻到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和方案设计过程中。
黄范章对记者说，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历史上从来没有，现在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独一家”。不但实践中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而且理论上必须创新。世界经济史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诞生、成长与发展从来都是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融合在一起的。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者虽然立场对立、立论各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否认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的可能性，而且都把这一点奉为“信条”。只有中国找到了这个“结合点”，即通过贯彻“产权明晰、政企分开”原则改革国有企业，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开创性事业。
黄范章说，“政企分开”的核心内容，就是把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跟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分开，让经营性国企脱离政府的行政性羁绊。上世纪90年代我国在推进政企分开、建立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进行了巨大努力，但国有大企业“缺位”、“越位”的情况还比较普遍，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还没有做到位，还很容易滋生权钱交易、设租寻租的腐败行为。为了彻底贯彻“政企分开”，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职能和运行原则的国企。一类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国企，它们履行着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其经营是非赢利性、公益性甚至福利性的，资金直接来自各级政府财政预算。另一类是经营性国企，履行国家作为经济实体的职能，以赢利为目的，依靠自身的竞争能力、赢利能力发展。前一类是财政账户项目类国企，后一类是资本账户类国企，两个不同系列，各尽其职。依此来理顺或重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黄范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领域，从他对股份制的理论探索到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思考，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改革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被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实践证明了的发展规律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问题”。
黄范章自1998年从宏观院退休后，并没有“赋闲”在家。他笔耕不辍，近十多年来还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的副理事长、顾问，多次率团赴美国及欧洲，与兰德公司等智库交流。
黄范章说：“思考和工作，是我们这把年纪的人最大的乐趣。 ”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