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小步走,慢慢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9 次 更新时间:2012-11-02 11: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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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 (进入专栏)  

  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理想社会,而是社会理想

  

  李泽厚82岁了。

  80岁那一年,他用两句话总结自己的心境:惜彼春华,仓惶避豺虎;抚今秋暮,白眼看鸡虫。并自注:豺虎者,反右、文革也。

  “谁是鸡虫?”记者问。

  “泛指。自以为了不起的那些人,而且主要是指学界。”他答。

  这个上世纪下半叶中国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如今满头飞雪,走路也得依靠拐杖了。他身体不好,但思维敏捷,你还没说完,他就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有本杂志为他拍了个封面照,他不太满意,嫌人家把他拍得“太老、太丑、太苦了”。他在做这番评论时哈哈大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干春松今年写的《从康有为到李泽厚》很合李的心意。早在1958年发表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中,李就跟当时的学界定论唱起了反调。几十年来,他对康有为改良思想的评价越来越高,他已经把康引为同调。一个容易为外界忽视的观察视角是:李、康二人不仅在思想上存在某种继承性,而且二人都属于早熟型思想家。康30岁以后思想从未变过,李文革后思想也无大变。

  是什么原因使你对康有为倾注了如此多的热情?

  李泽厚:我先从反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有很深的感受。原来我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现在看也不见得,一个错误的理论会导致非常坏的结果。纳粹理论是非常低级的理论,但当时在德国居然举国若狂,包括一些高级科学家都信。我们搞理论的人,应该有责任意识,至少要防止错误的理论。所以,易中天问我,“中国应该走哪条路?”我讲,问题应该是“中国不能走哪条路”,我们应该警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合流。我非常愤慨的是,去年年底到重庆去站台的那些学者,都不是理论家吗,他们的责任感何在?

  我认为有必要梳理一下以下几位理论家:

  一是卢梭。他讲公意,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人民民主专政。

  二是马克思。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一个社会主要是靠阶级和谐、妥协才能生存下去,靠天天斗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承认,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要残酷得多,但这是历史的进步。所以我一直强调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问题。什么时候伦理主义占上风,什么时候历史主义占上风,值得深入探讨,但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错误的。我承认,现在也有阶级矛盾,富士康那么多人跳楼不是阶级矛盾是什么?但从大的理论来看,应该强调阶级的和谐、妥协。庄子就反对一切文明的异化,连用机械都不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那人干脆回到动物世界去最好了。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动物为什么会进化成人?我认为,人类是自己把自己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劳动的两重性”。在他的理论里,抽象劳动引导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引导出按劳分配,然后到按需分配。这是有逻辑可能性的,但没有经验基础。按康德的说法,先验幻想是不能成立的。先验幻想好像宗教一样,能够鼓舞人心,能够起一种积极作用,十字军东征不就是打着上帝的旗帜吗?圣战不也是打着真主的旗帜吗?

  三是尼采。虽然现在各种左派都把尼采奉为圣人了,讲半句坏话都不行,但我从来对尼采不感冒。他导致的就是纳粹,蔑视群氓,那是赤裸裸的,所以希特勒也是赤裸裸的,就我这个种族行,其他种族都不行,犹太人是最坏的。如今有人张口闭口就是海德格尔、卡尔·斯密特,这些人都是尼采右派,都是走向法西斯主义的,他们不是讲上帝跟魔鬼的斗争吗?尼采左派是福柯,走向无政府主义。这都是尼采种下的恶果。

  搞理论的,你提出什么,至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是否可以说你之所以关注康有为,是因为他与上述三个人都不同,他的理论是一种建设性的改良论?

  李泽厚:对。今天我们梳理中国的自由主义路线,把严复摆在前面完全是误解。1949年以前,大家都知道,改良派是康、梁,革命派是孙、黄,严复在知识界中根本就被冷落了,是毛泽东后来才把他加进去的。不过,现在炒严复、梁启超,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

  我到今天还关注康有为,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我想提出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概念。从康有为到现在,确实可以清理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演进路线。中国的自由主义当然要讲自由、民主、宪政、平等、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按康德的话说,就是“人是目的”,但中国的自由主义与西方经典的自由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历史的。它不讲天赋人权,它认为人权是一个进化的概念。康有为的“三世说”,从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连孙中山也同意。孙中山创办的学校是康有为替他改名为“大同学校”的。毛泽东也讲过,孔子的目的是大同,但是也需要经过据乱世、升平世的过渡。康有为提出,未来社会不以农为主,而以工为主,首先要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才能有自由、平等、人权。人权是现代经济发展以后产生的观念,在此基础之上才有现代人权可言。

  第二,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有理想性的。福山说“历史终结”了,人类发展到资本主义就是最好的了,但中国的自由主义认为历史远未终结,还有更好的社会形态。中国有礼运思想,康有为的《大同书》说,“于世界观众苦”,皇帝都有苦,所以他是有理想的。

  第三,中国的自由主义是情感的、信念的。所以我的哲学讲“情本体”。

  这三点是中国的自由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具体的实现办法很简单,就是由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宪政。

  从开明专制到君主立宪,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权威主导的。问题是,权威何来?

  李泽厚:不管你把它叫什么,叫权威还是威权,它现在就在这儿呢,中国的统治力量是很强的。

  按康有为的“三世说”,太平世以后就无所谓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了。如果按你的说法,中国的自由主义存在理想性,是不是可以认为,升平世才需要自由主义?

  李泽厚:康有为写这段文章的时候认为当时是从据乱世进入到升平世的时代,《大同书》最重要的一章是《破家界为天民》,就是要摆脱儒家,因为当时三纲五伦把人捆死了。谭嗣同是欣赏墨家和耶教的,为什么佩服康有为,还拜康为师?因为他受了纲常之苦,受继母虐待得很厉害,但康有为的学说说服了他。孔子讲孝,重视家庭的重要性,康有为主张连家都不要了,公养公教。他当时为什么要提出破家界?就是因为当时的现实是礼教压迫人性。康有为有自由主义理想,但他比较高明、有远见,《大同书》写了但很长时间不愿出版,他怕出版以后会酿成大乱,人家把他的理论进行实践了怎么办呢?在当时,君主立宪更重要。所以,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理想社会,而是社会理想。

  自由主义重视的是人的理性,但你讲的中国的自由主义重视情感,那这还是不是彻底的自由主义?

  李泽厚:就是不要彻底的自由主义。的确,中国今天缺乏的恰恰是理性,而不是情感。中国太讲人情了,讲人情并不坏,但搞得过多了,就需要增强公共理性,需要自由主义提出的一些基本价值。但只有这一套是不够的,在承认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不抛弃人情。现在西方有很大的问题,基督教作为宗教性道德的源头已经不能规范和引导社会性道德了,所以我大胆预言,两百年后,儒学会在全世界战胜基督教,因为中国这套最符合人情(大笑)。中国的自由主义将来要达到理想的阶段,而且要有普世性,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自由主义。这将对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所以我讲两个道德,我承认宗教性道德,就是儒学,它是情感性的,可以用它来规范和引导社会性道德,但是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首先要讲区分。

  康有为思想里有很强的自由主义的面向,人权、民主、议会等概念都是他引进的,但是否可以反过来说他是自由主义思想家?

  李泽厚:我为什么认为康有为是自由主义?因为他最早提出自由主义的理念,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源头。清末,思想界分为三派:激进派是谭嗣同,保守派是张之洞,只有康有为是自由派。康有为的思想是有系统的,谭嗣同的思想是非常矛盾的。

  你以前说过,你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你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中国的自由主义是不是一回事?

  李泽厚:在西方,虽然自由主义里面分的派别也挺多,有右派有左派,但一般来说,自由主义更强调个体自由,但社会民主主义更偏向于平等。我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马克思伯恩斯坦主义,伯恩斯坦不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吗?社会民主主义只是比自由主义中的左派稍左一点罢了。

  不过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有不少人是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其主要反对理由是:1、社会民主主义会导致社会停滞,丧失活力;2、社会民主主义只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不能与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举;3、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没有能力搞高福利政策;4、社会民主主义是由官员决定财富的分配,这容易产生大量的腐败;5、社会民主主义只能在实现了自由、民主宪政的前提下才能搞,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在宪政的框架下实行的;6、西方的社民党打着民粹的旗号上台,但上台后执行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政策。你对以上评论怎么看?

  李泽厚:说得都有道理,但是要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中国奉行的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提社会民主主义有策略性的考虑。提伯恩斯坦,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嘛。为什么康有为老变?他是有策略性的。今天中国完全抛开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讲是不现实的。

  在自由主义的那些基本价值还没落实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怎么落地呢?

  李泽厚:所以我不反对自由主义那些基本的东西,但我反对现在就搞什么全民普选和两党制,中国这13亿人一搞就会一塌糊涂,现在只能慢慢来。

  具体到现阶段,怎样争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真正实现参政议政非常要紧。首先是议政,慢慢做到参政。这要靠经济力量。民营企业家现在不是很苦吗?很多领域不是都设置了玻璃门吗?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两个“36条”不是很难真正落实吗?怎样才能改变这个局面?这就需要民营经济、公民社会进一步的发展,这样,公共空间就会越来越大,议政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大,玻璃门就有可能被捅个洞。今年经济形势不好,政府就不得不向民营企业开放一些领域。大开放、小开放都是开放,小步走,慢慢来嘛,你想一下子实现大突破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好处。1986年我在哈尔滨的讲话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中国民主的门是靠每个人挤出来的,不是冲出来的,一冲就会关门”。

  你曾经说过希望中国走第三条道路,这具体指的是什么?

  李泽厚:可以说是介于新左派与自由派之间的道路,或者叫中国的自由主义,或者叫社会民主主义。不过,从制度层面讲,现在要提出个具体的道路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发展也没有谁事先提出过具体道路。我还是赞同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想出一个具体的模式恰恰是有害的,具体方案也不是在书房里能想出来的。当然,大方向应该有,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理念都是对的。

  我知道你对企业家阶层寄予很大期望,但也有人说从西方的历史来看,中产阶级的犬儒主义也是很严重的,你对中国当今企业家阶层的发展阶段怎么看?

  李泽厚:我认为企业家是现代社会真正的核心、骨干力量,而不是学者。他们现在不靠近权力赚不了钱,那是没办法,但他们并不甘愿。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钱的力量盖过权的力量的时候,企业家就会想,我是不是不靠权力就能做好企业呀?如果我不巴结你我也能干好,我又何必巴结你呢?

  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很多偶然性,“上面”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历史发展确实有偶然性。如果崇祯不杀袁崇焕,吴三桂不引清兵入关,明朝未必灭亡。如果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是同时死掉,光绪多活几年,清朝也未必灭亡。辛亥革命的成功也是偶然。1908年,同盟会的骨干基本上在黄花岗死尽了,革命正处在低潮期,如果慈禧太后晚死十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率几乎等于零。

  只有一个东西是必然的,就是大家要吃饭,要生活得好一点,衣食住行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传统讲“生生之谓德”,在保证生存、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有精神世界。老板赚了钱,他自然会想,赚钱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人活着”是首要的问题,离开人活着这个基础,谈善恶美丑都没意义。在人活着这个前提下,大家才会问怎么活、活在哪个境界里的问题。

  你刚才提到了经济形势,这一轮的经济形势低迷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有人由此认为,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没有全球化,中国经济不会受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么大。你对全球化的态度是什么?

  李泽厚:新左派当年坚决反对中国加入WTO,我坚决赞成嘛。当年我与甘阳、汪晖在西雅图争论了两个小时,他们觉得中国经济一定会因为加入WTO垮掉,我说绝对不会垮。当时在美国不是还有学者出了本书叫《中国在崩溃中》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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