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
一
这是一本阐述清代中期学术思想的著作。阅读这部作品，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我国王朝政治时代的学者或思想家是如何进行学术活动的。
余先生在“自序”里阐明了这本书的基本立场：
“本书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据学的过程。因此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所投射的影响，本书全未涉及……‘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具体说来）‘内在理路’可以解释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页2-3）
这里所谓的“内在理路”方法，其实就是指一种依循学术思想流变脉络而展开的学术思想史方法。思想的发展有其自主的演进方式，把握这种演进方式，我们就抓到了学术思想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而，能够捕获所涉学术思想的产生、发展根据，最后使我们对这些学术思想“问题化”地、“设身处地”地理解。
“内在理路”的学术思想史研究方法，能使我们贴切地体悟当时的学者和思想家们所面对的问题，所面临的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环境；这种研究方法和列奥•施特劳斯解读古代经典的方式颇为相似，而与黑格尔那种在自我框架内对他人思想进行反思性叙述的方式则不同。
进入清代，中国的主流学术思想经历了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这里的“道问学”，还不是我们通常意识中那种纯粹的、无思想性的考据训诂之学：
“清代考证学和宋、明理学截然两途，而且清代绝大多数的考证家也尽量避免直接触及思想问题，这自然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清代两百年的经史研究运动是盲目的或为外缘所支配的。事实上，通观考证学从清初到中叶的发展时，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整个过程显示出一个很确定的思想史方向。……清儒绝不是信手摘取某一段经文来施其考证的功夫，至少在考证学初兴之际，他们对考证对象的选择是和当时儒学内部的某些重要的义理问题分不开的。（页2-3）”
清代的考证之学，不是一种鸡毛零碎的掉书袋或文字手艺，它也是一种寻求义理的方法；具体说来，它是一种通过文本疏证、分析而“求道”的一种方法。在王朝政治语境下，儒家的“道”始终是学术思想趋向的目标，有的思想家从实践的路径“求道”，如王阳明；有的则从文本的路径“求道”，如这里将要说到的戴震和章学诚。
在余先生的眼中，清代这种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向，有着一种文明体赓续的世界性意义。
“清儒所表现的‘道问学’的精神确是儒学进程中一个崭新的阶段，其历史的意义决不在宋、明理学的‘尊德性’之下……儒学的现代课题主要是如何建立一种客观认知的精神，因为非如此便无法抵得住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儒学以道德为‘第一义’，认知精神始终被压抑得不能自由畅发。更不幸的是现代所谓道德已与政治力量合流，如果知识继续以‘第二义’以下的身份维持其存在，则学术将永远成为政治的婢女，而绝无独立的价值可言。”（页6-7）
余英时先生对儒学命运的担忧和为儒学在现代的复兴所作出的努力，让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人都感到深深尊敬。然而，在具体的层面，我则冒昧地持有些不同的看法。
余英时先生致力于发掘儒学在“知识论”方面的潜力从而对抗西方文明的冲击，这其实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努力。在当代，西方哲学基本上已经从认识论转向了生存哲学、语言哲学及政治哲学，认识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哲学上的核心关注点了，而是分散在了心理学、科学哲学上去了；西方哲学主要致力于探究人类的个体生存（生存哲学）和集体生存（政治哲学）；如果把儒学视为一种哲学的话，儒学在今天反而与西方哲学发展潮流相吻合、并进齐驰，如果我们真的要复兴儒学的话，反而应该在“尊德性”、即生存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挖掘儒学的潜力。儒学对于我们反思西方的生存哲学和政治哲学，有相当的助益，这也是我们中国学人的一项比较优势。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继续回到余先生的思路上来。
二
我们先来看戴震。戴震主张狭窄的“文本主义”理路。具体说来，他承续黄宗羲等，认为“经学即理学”，在方法上主张通过“经学训诂”的方法而寻得义理。
总体上看，求道、寻义理在路径上既可从实践的方面推进，如王阳明的理学，也可从典籍考证分析的“文本主义”方面推进，如戴震。但戴震在首次明白凸显“文本主义”进路时，在学术界也是惊世骇俗的：
“东原（戴震）谓‘德性始乎蒙昧’，必不断资于学问而后能‘终于圣智’，这是儒家智识主义发展至成熟阶段才会出现的新观点。这样的观点，在以‘尊德性’为第一义的宋、明理学中，是难以想象的。”（页26）
戴震虽和朱熹有渊源关系，但如果说朱熹的认识论是唯心主义（idealism）的，戴震的则有些唯物主义（materialism）的倾向：
“东原虽转手朱子，却已暗中对朱子的说法做了重大修正。朱子相信心具众理，故说格物既久，可以一旦豁然贯通，而达到吾心全体大用无不明的最后境界。东原极不取‘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之说，而解‘理’为客观事物之内在条理，因此他认为不断从事穷理致知，最后可以使人的认知心变得晶莹明澈，但认知的本身则是一永无止境的历程。”（页29）
除了在知识来源、本体寄托的方面反对“心具万理”的唯心主义看法，他还在实践的层面反对“知行合一”，主张“知先于行”。他在《孟子字义疏证》里说：
“圣人之言无非使人求其至当以见之行；求其至当，即先悟于知也。凡去私不求去蔽，重行不先重知，非圣学也。”（页31）
或许，这里出现的“去私”与“去蔽”，是理解戴震思想的一个关键。我冒昧地以为，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去蔽”所蕴含的纯粹知识论意义并不大，“去蔽”和“去私”一样，都是指从心思杂乱、心气狭隘的状态转入一种“浩然正气”、“居静守道”，进而“体仁万物”、“民胞与物”的圣人状态。“去私”与“去蔽”，在传统儒家那里，都是指一种修身养气的过程，而非一种客观认知的过程；进而言之，传统儒家所阐述的那些知、行等等，本质上都是一种修身心法，而非认识方法。在此意义上，戴震为“去蔽”赋予一种客观认识论的意义，才显得很特别。
“经学即理学”这样一个戴震所遵循的治学原则，大体上是说，义理和道体，只有从六经典籍和孔孟著述中才能寻得，而从其他地方寻得的道理，就不是儒学的义理和道体了。
“东原仍接受程、朱以来儒家的一项基本假定，即道或理已备于六经、孔、孟……他相信‘人心之所同然’的道或理已有先贤为我们阐发，所以后人自得之义理仍当与六经、孔、孟之言相阐证。否则只是所谓‘意见’，不得辄当‘理’之名。”（页98）
戴震自己也曾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页99）
在戴震的眼里，寻理求道必经对圣人的六经、孔孟典籍的考据训诂这条道路了；这种“文本主义”理路之外的其它方法所得到的见识，仅仅只是“野狐禅”而已，不足当“理”之盛名。
三
相比于戴震，章学诚主张宽泛的“文本主义”进路，他提出“六经皆史”的观念，并主张通过包括了六经在内“文史”而达道，具体的学术方法则是“文史校雠”。
章学诚宽泛的“文本主义”理路，与他长于思辨的精神特质有关，他在其《文史通义》中自述到：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精神识解，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页11）
余先生对他的性格特征也做了类似的说明：
“实斋（章学诚）在20岁时，通过他父亲的指点，已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长处在其精神识解，短处则在不能沉潜于训诂考据之繁琐。”（页11）
戴震比章学诚年长些，当章还只是个未出茅庐的后生时，戴就已经是名满学林的学术领袖了。戴震虽然以考据闻名学林、成为学林领袖，但他实际上更重义理，考据只是他为了通达义理而实施的手段。清代中叶的学术风气是重考据、轻义理，这种风气使年轻的章学诚在内心里发生疑惑、面临重重压力，但通过一次与戴震这位前辈的相见，并受到前辈的点拨，章学诚从迷雾中突围、大体上肯定了自己原来的倾向：
“实斋的性情，据他的自我分析，是高明有余，沉潜不足。因此他一向有很高的理论兴趣，而对繁琐的训诂考订缺乏耐心。但在丙戊前后，由于他接触到北京学术界人士，包括朱笥河在内，都多少具有反义理的倾向，恐怕他对自己以往的治学方向已不能不有所疑惑。正在这个彷徨莫决的当际，他见到了戴东原（戴震）。东原虽以考证为一世所共仰，但考证在东原的全部学问系统中仅占据第二义的位置。……及识东原，他在义理问题上初次得到印证。这一印证对实斋极具鼓励作用，使他有勇气重新肯定自己在学问上一向坚持的义理方向。”（页16-17）
章学诚要主张通过文史的路径而达道，首先要做的就是得摧毁六经和孔孟典籍独霸通经道路的狭隘的垄断局面，于是，他提出了“六经皆史”这个观念。
他在一封学术通信里说：
“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史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上朱中堂世叔》）”（页38）
在章学诚眼里，原本经史是不分家的，它们都是通向圣贤义理的途径。那些强分经史的解经大师们，其实只是半吊子。
在另一封学术通信里，章学诚表达了更加具有震撼效果的意思：
“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页46）
原来，章学诚不仅要把通经的道路扩展到儒家的史部，更要扩展到诸子百家和散文家们那里去。这种扩展，已经使他的“文本主义”理路变成广泛的文化史研究了。这不仅仅是对清代流行着的那种不问义理的考据学的一种反动，也是对曾对他有点拨之恩的戴震之“经学即理学”的反动——或者说，章学诚把戴震收入自己的系统中，放在了一个不怎么显眼的位置上。
如果说戴震主张“经学即理学”，认为须通过六经和孔孟典籍这些儒家正典才能达于义理，那么章学诚则主张文史达道，经史子集都是通向义理的路径。在具体操作方法上，戴震依循“经学考据”，即围绕正典进行考证、训诂、推演、阐证，从而把握义理，章学诚针锋相对提出“文史校雠”的方法。
“（‘文史校雠’）这四个字是他针对当时所谓汉学家，尤其是戴震的‘经学训诂’而特别提出来的。所以，具体地说，他以‘文史’为范围而与‘经学’相抗，以‘校雠’为方法而与‘训诂’相抗。戴震以训诂而通经以明‘道’，他则由校雠以通文史而明‘道’。”（页164）
那么，“文史校雠”是怎样的一种方法呢？他在与朋友的一封学术通信里自述道：
“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辩源流。与执事所为考核疏证之文，途辙虽殊，作用颇同。”（页169）
由于把“经史子集”都纳入到自己的“文史”范围里了，接着要做的，就是对“文史”这块肥沃的处女地进行开垦耕耘，开垦耕耘的主要方法则是“疏别著述渊源”，也即对这些典籍依据思想源流关系进行分类、整理，从而使各个派别源流清晰地呈现出来，进一步地，以捕获义理、达于大道。总体开看，“文史校雠”的方法，似乎可以看成是一种学术思想源流史梳理的方法。这种方法我们在今天已经用得司空见惯了，但在理学、经学相继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这种方法则是很奇特的；我们是否正在普遍地受着章学诚的恩惠而不自知呢？
章学诚在学问范围上突破了儒家正统的六经和孔孟典籍的范围，扩展到“经史子集”这一广泛的“文史”范围上，在学术方法上则开创了一种有别于理学和经学的“文史校雠”这样的学术思想史源流梳理的崭新方法，这两点让我们心里不禁泛起了这样一种想法：或许章学诚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儒学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