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尚金:对构建中国话语权的几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 次 更新时间:2012-10-29 20: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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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尚金  

  

  当今西方价值观与世界文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对立,主要表现为话语权的竞争与更替,其中人权是首当其冲的话题。中国如何表达自己的人权观,如何从战略制高点上争取话语主动权,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中的“被告”地位,如何使中国理念凝聚成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值得思考。

  

  在比较中突出中国人权观优势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话语权具有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作用,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其人权、民主等观念被当做是国际法的基石和是非判断的标尺。几百年来,西方以“自由之神”自居,认为个人的权利和利益高于一切,不容侵犯,当他人利益、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不一致时,仍要尊重和维护个人利益,这一理念是西方人权观的本质所在。

  为推翻封建制度,新生资产阶级以民主和人权为武器,为自己争得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同封建专制相比,争取人权,崇尚民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西方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把人权作为重要的政治手段加以运用,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培植反政府势力,胁迫这些国家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而达到控制和支配这些国家的目的。西方国家推行其人权观的结果是,人权不仅没有得到促进,正常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却遭到了破坏,人权遭到了更加严重的践踏。纵观国际关系深刻变化中的诸多乱局,我们可以看出人权与主权的冲突始终贯穿其中,从上个世纪末的科索沃战争到当今的中东北非变局,美国等西方国家把自己装扮成“自由之神”

  和“人权卫道士”,将那些与其价值信仰不同的国家视为“异端”,以“人权高于主权”为借口推行“新干涉主义”,不惜动用武力,铲除异端,最终导致这些国家陷入战火,无辜平民遭受战乱祸害。

  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社会长期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当今,中国人权的发展已经进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最好时期,并将保持持续不断的良好发展势头。中国既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又从基本国情出发,走本国特色的人权发展道路。中国特色人权观与西方人权观不同点在于,人权不仅仅是个人权利,还包括集体人权;人权既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应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推进人权的核心要义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由此可见,导致中国人权观与西方人权观之间差别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奉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总是一定社会中的人,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资产阶级人权观立足于生命个体和个人价值,并把个人与社会分裂开来,将个人价值绝对化,抽象、泛泛地谈人的权利。西方人权观是资产阶级奉行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反映。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尊重人权,而且重视如何保障和实现人权。从这一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权观在内涵深度与广度上更优于西方人权观,更能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只有从理论上讲清楚中国人权观中的价值理念,才能澄清人们对西方人权观的迷茫认识,才能真正掌握人权话语主动权;反之,只破不立,不说清自己,就不会有话语权。

  

  在人权与主权统一中推动话语体系转换

  

  人权与主权是国际法中的两个基本概念,也是当今争论较大的理论是非问题。西方国家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国家主权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权的一个障碍,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必须限制和取消主权。为此,有人主张把各国政府撇在一边,由“世界议会”通过立法,由“世界政府”保护人权。这是一种将人权与主权对立起来的观点。基于这种观点,有些国家的决策者往往在

  “保护人权”的名义下,对他们认为侵犯人权的国家任意地进行干涉,甚至采取制裁或武装入侵行动,而根本不顾对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过,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时,不谈人权注定是要失败的,人权问题将是美国对外政策关心的主要问题,“我们的新外交将鼓励在使我们的世界发生变化的全球民主革命。”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最近发表文章,重复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认为“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世界共同体有责任确保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权标准得到尊重”。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不符合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实际上仅仅反映了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继续支配和控制世界的欲望。西方推行其人权的结果是,人权不仅没有得到促进,正常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却遭到了破坏,人权遭到了更加严重的践踏。

  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那个时代,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的主权,却在中国领土上竭力维护自己殖民侵略的“主权”,甚至为了这一“主权”,彼此不惜大动干戈。今天,中国人民好不容易取得独立和主权以后,西方一些人却“教导”中国,主权过时了,没有意义了,应该放弃主权国家的权力,以适应全球一体化。美国、西方等国家推行“价值观外交”、高喊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质,是要那些被他们认为缺乏人权的国家放弃国家主权,任由其一统世界。他们的目的不是促进和改善中国人权,而是将人权问题与中国国内问题挂钩,以人权为突破口,攻击中国政治制度,破坏中国社会稳定。人权只是他们敲打中国的一个现成工具。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但走出国门后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矛盾和冲突,中国明显地进入到一个与外界摩擦增多、与世界加深磨合的新的成长期。中国是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国家,需要与国际接轨,但中国又是以不完全市场经济的身份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除了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差异外,国内许多人会以本国习惯和本地传统来理解国际规范和标准,中国特色明显。这一矛盾导致中国经常会与西方国家发生观点及立场上的分歧,其中人权上的分歧首当其冲。由于西方国家仍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经济、科技、人才等综合国力占强,从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中国不可能同西方处处“对着干”。既然找不到超越人权观等意识形态分歧的捷径,又不能“硬碰硬”,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做好话语权的转换工作,处理好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化与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及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寻求国家主权和现实利益的平衡。

  

  借力全球治理抢占话语权先机

  

  全球治理是一种主体多元的政治合作体系,其目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及国家间的原则、规范、计划和政策,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解决共同的问题。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大国崛起和二十国集团出现后,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开始下降,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一起设定有关议程,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呼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西方国家为摆脱危机,减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负担,以“责任共担”为借口,游说中国参加更多国际组织,声称“全球治理”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但西方又希望通过国际制度来“治理中国”,严防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和执行产生影响,阻止中国可能改变西方为主导的世界领导地位。对此,我们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要看到西方国家借此减轻压力及转嫁危机的目的,也要看到在全球治理中,中国发挥大国作用,承担一定的责任,有助于自己话语权的建立。

  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大国俱乐部中的一员”,既要优先考虑当前的现实利益,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又需承担大国的国际责任,适当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越来越多的期待。中国在世界上的双重角色,导致中国话语权上面临两难选择,“过”容易树大招风,“不及”会在话语权上占下风,要把握好度。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凡是发生贸易和其他争端时,西方总是有“理”。比如同是限制出口,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就不对,西方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就是对的,对和不对的标准,都由西方说了算。这里的“理”就是话语权。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有“理”。基于有效履行大国责任和维护国家利益拓展的双重考量,中国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中的大国与国际责任之间的矛盾,善用中国责任,将其转化为中国扩大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筹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虽然任重道远,但参与其中,有助于推进中国话语体系转换,有利于中国因素在国际各体系中发挥影响,抢占话语权先机。

  

  以中国理念为基础构建中国话语权

  

  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全球化,各种理念碰撞、利益磨合及制度之争等都程度不同地与全球化因素关联交集。全球化既改变了西方与非西方泾渭分明之界线,也动摇了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之信仰。为应对全球化挑战,许多国家抢抓先机,加紧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与重塑,频频推出新理念和新举措,目标都指向抢占国际话语权高地。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要建立中国话语权和重塑国际话语体系,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创新,要有理论武装。具体而言,就是要深入总结中国人权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切,使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营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思想渗透,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同时,还需要不断提升中国软实力,通过各种渠道来提升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经济竞争力、执政党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目的是建立一个源起中国、影响世界的中国话语权体系。为此要实现下面三个转化:

  一是把中国取得的各方面成就转化为中国长期的影响力和优势地位。话语权是一种影响力,首先源自于国家的综合实力。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斯蒂芬·哈尔珀说,中国崛起的方式以及速度之快,多数人始料未及。这对本地区、西方以及西方的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发展令世界震惊,外国人在关注中国快速崛起的同时,特别关注中国说什么,将以什么方式对国际话语体系产生影响。所以,在建立中国话语权和重塑国际话语体系中,要抓住当前外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称羡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和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机会,用外国人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大力介绍和宣传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中国在民主、法制和人权领域中的成就,同时对自己的不足也要有合理的解释,对中国要有正确客观的评价。让外国人认识到,只有始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与人权保障的关系,切实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保障人权的首要位置,坚持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保障与公民政治权利保障的平衡协调发展,才能全面有效地促进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要把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成果及时上升到理论高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人权理论。把中国先进的治国理政经验和人权、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中国话语权,还有一个普遍接受和广泛认同度问题,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特别注意解决好国内国际两套话语体系兼容的问题、中国特色与国际通用语言的问题、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

  二是把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转化为中国的软实力。中国的形象古老而文明,中华几千年文明史中有许多理念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中国儒家学说讲德治,重礼仪教化、文明进步及和谐有道,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都充满了中国智慧,流传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虽不具有普适性,但其背后的理念,如“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包容发展”、“和谐世界”等理念容易被人认同。在中国命运日益同世界命运紧密联系的今天,弘扬传统文化中精、气、神,总结和概括出合乎当今世界潮流的价值理念,不失为提升中国软实力,建立中国话语权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是把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转化为对外交往的具体政策主张,以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与认同。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的斗争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日益突出。世界格局多极化并非只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发展路径多样化。没有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也不可能出现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其发展道路和模式越来越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青睐。在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中,应善用中国因素,特别是要善用中国理念,努力将其转化为中国国际形象创新的着眼点和重要工具。要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宣传和谐世界理念,不断推进构建和谐世界进程中,鲜明地提出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世界观和国际治理理念,并将其凝聚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用以提升中国软实力,重塑中国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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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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