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在黄金时间播放了一部题为《大国崛起》的12集电视纪录片，该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9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大国崛起》的创作和播放，是“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在世界各国引起强烈关注的情况下进行的。世界各国对“中国崛起”的感觉，首先来自于中国商品的无处不在、中国投资的全球化扩展，以及中国人在世界各地的足迹和影响。中国人现在讨论“大国崛起”，首先是因为世界各国都感到中国在崛起。
“大国崛起”是一个“国际比较”的概念，是力量比较中产生的国力鉴别。力量比较首先是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比较，而任何一种“国际比较”则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崛起”不等于“持续崛起”
15世纪开始的科技进步和地理大发现是“全球化”浪潮的开端。越是在“全球化”的初期，军事、经济力量的碰撞就越依靠强权的征服。但是，不管是早期的“强权崛起”还是当代的“和平崛起”，国家崛起的经济指标都是一国的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速度，而“持续崛起”的经济指标，则还要看一国的生产总值与其他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的长期比较（包括人均水平）。从9个大国先后崛起的历史看，“崛起”与“持续崛起”的区别显得特别明显，而这却是容易被忽视的重要区别。由于忽视这个问题，电视片《大国崛起》同其他类似讨论一样，实际上没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大国兴衰”的一般规律。
15世纪，葡萄牙的航海家在恩里克王子的指挥下，开辟了从大西洋往南绕过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线。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抵达美洲。1519年—1521年，葡萄牙人麦哲伦为西班牙政府效力探险，率领船队首次环航地球。当时还出现了“中国船”或“马尼拉大帆船”，即16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初，主要航行于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的货运船只，它是当时中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纽带，它建起历史上首个横跨北美、亚洲和欧洲的全球贸易网络。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新航线和殖民贸易，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葡萄牙的生产总值在1500年、1600年、1700年、1820年、1913年分别达到6.06亿美元、8.14亿美元、16.38亿美元、42.19亿美元、74.67亿美元；西班牙的同期生产总值分别是44.95亿美元、70.29亿美元、74.81亿美元、122.99亿美元、415.53亿美元。在1820年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济增长一度超过世界和西欧的平均水平，但1820年后便开始落后于世界和西欧。
西北欧的小国荷兰依靠有利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商业信誉，建立起一个充分保障商人权利的联省共和国。荷兰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联合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当时全球贸易的一半；还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率先创办现代银行，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信用体系，使17世纪成为荷兰的世纪。但是，荷兰后来的经济发展也陷入了类似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境况。
英国在1588年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1623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专利法《垄断权条例》，1688年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所有这些都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全球贸易和殖民扩张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并迅速使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殖民帝国。在上文提到的1500、1600、1700、1820、1913等五个年份里，英国的生产总值分别是28.15亿美元、60.07亿美元、107.09亿美元、362.32亿美元、2246.18亿美元，即从落后于西班牙到远远超过西班牙，并且持续地高于西欧及世界的平均发展。
相比之下，法国的崛起更多地依靠17世纪路易十四的绝对王权，以及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在相应的5个年份里，法国的生产总值分别是109.12亿美元、155.59亿美元、195.39亿美元、354.63亿美元、1444.89亿美元，即从一开始的大大领先于英国到逐渐被英国超过。在近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的大国地位成了尾随英国的“老二”，“英法”一说由此而来。
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欧洲列强环伺的夹缝中完成了德国的统一，统一后的德国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迅速工业化。1820年时，英国的生产总值是362.32亿美元，德国则只有268.19亿美元，到了1913年，德国以3273.32亿美元超过了英国的2246.18亿美元。
1868年，东方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此后，野心勃勃的日本快速完成了近代化转型，并开始在东半球四处扩张。战败之后，日本以《和平宪法》为基础埋头发展经济，一度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俄罗斯的兴起，开始于1697年沙皇彼得一世到欧洲各国的游历和学习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继承彼得改革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大力扩张领土，18世纪后期，俄罗斯一跃成为地跨欧亚美的大国。进入20世纪，苏联从俄罗斯的政治传统中兴起，并以规模上史无前例的“计划经济”迅速完成工业化，一度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美国的兴起，开始于1620年之后的殖民与1776年的独立战争。独立后的美国迅速采用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南北战争之后又兴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并很快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20世纪是名副其实的“美国世纪”，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领导胜出，又在冷战中逼垮了苏联，并在新的“全球化”浪潮和信息革命中继续主导全球经济。
“持续崛起”的因素
从以上9个大国相继崛起的历程看，经济崛起无一例外是国家崛起的关键，“强政府推动”则无一例外是经济崛起和国家崛起的关键。但是，“崛起”是一回事，“持续崛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以上9个国家中，“持续崛起”最突出的是美国，其次是德国、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最次的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在“强政府推动”的背后，制度模式、文化特征、国家规模是主要的核心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贸易—产业—科技—人才”发展链条的持续性。
葡萄牙与荷兰在国家规模上先天不足，葡萄牙还在制度模式上与西班牙等国有不利的一面。这里，制度模式指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制度，更重要的是国家政权模式对“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控制分配性能力的制度”和“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的不同规定。生产性努力、分配性能力、破坏性努力是人类行为的最基本方式，在国家规模具备的情况下，这三个方面的制度是理解“大国崛起”的“终极密码”。
“绝对君主制”及“终身权威制”的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时期内有效地“鼓励生产性努力”，就像西班牙、葡萄牙、德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在崛起的某段时间内那样。但是，这两种国家政权模式都不能长期确保一种“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结果，妨碍“持续崛起”的“破坏性努力”，要么来自政权内部统治能力的衰竭，要么来自政权内部统治更替后的能力耗散（突出的例子还有成吉思汗的蒙古）。“绝对君主制”及“终身权威制”的要害是“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的不一致性，是“统治利益”的变动不能保证“持续崛起”对“统治能力”的苛刻要求。
“君主立宪制”及“宪政民主制”不仅能够比较有效地确保“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还能够更好地确立“消减破坏性努力的制度”，这在英国、美国、法国以及战后的德国、日本等国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制度的运行绩效当然还要看具体的文化传统）。但是，这两种国家政权模式在“控制分配性能力的制度”方面有天然的缺陷。美国已故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一书里，就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英国的“分配性衰落”，这种“分配性衰落”现在也已经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日本身上，连美国、德国和法国也没能避免其困扰，美国现在还因为“帝国的扩张”和“文化优越感”而陷入了“破坏性努力”的制度性损耗中（世界警察及国际恐怖主义）。
中国的崛起还不算“持续崛起”
在近现代的“全球化”开始之前，中国的国力一直排在其他文明古国的前列。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总值互有上下。但是，从1970年代末起，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以GDP或PPP计算的生产总值都超过印度，现在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都3倍于印度。中国的经济总值前几十年来一直在全世界第10名左右徘徊，可进入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突然发力，连续超过了西班牙、俄罗斯、加拿大、巴西、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现在排在了世界第二，并且有望在2025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中国的经济崛起显然是“大国崛起”的前奏。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崛起？以经济崛起为先导的“中国崛起”会是一种“持续崛起”吗？本文要非常明确地提出：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是中国经济崛起的根本原因，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也将是“中国崛起”成为一种“持续崛起”的根本保证。
国家政权模式的转型是指从1990年代开始、定型于2002年的政权模式转型，即从“终身权威制”向“限任权威制”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最重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克服了“终身权威制”所一直无法避免的内部“破坏性努力”，从而为“生产性努力”的持续确定了制度性的保证。“终身权威制”的失败就是“统治利益”终究会压倒“统治能力”的一致制度性失败，“限任权威制”的关键是更好地解决了“统治利益”与“统治能力”的一致性问题，持续的“统治能力”正是国家内部能够从“全球化”的外部分工体系中获利的根本保证。
目前，中国的挑战来自于进一步发展“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同时加紧改革“控制分配性能力的制度”（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使经济发展的持续性能够从“规模和速度”过渡到“规模和效率”，从而解决持续发展的“核心技术”、“创新速度”、“经济转轨”和“经济伦理”问题。总之，国家崛起的经济动力是一种制度决定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