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山鹰:新民主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重估1954年宪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4 次 更新时间:2012-10-27 10: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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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山鹰 (进入专栏)  

  

  全文2万字,删节版(大约1万6千字)发表于《探索》2011年第6期

  

  内容摘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放弃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共同纲领》,决定制定新宪法的直接原因在于斯大林的制宪建议。斯大林的制宪建议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与同苏联的联盟之间,在新民主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天平偏向了同苏联的联盟和国际主义。新宪法之所以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而属于社会主义类型,在于毛泽东改变了原先的设想,决定提前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和治理国家的知识、经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建立在对于苏联模式的迷信的基础上的,1954年宪法确认了这种不成熟的认识和急于求成的心态。这为以后左倾错误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苏联模式,斯大林,毛泽东

  

  一,问题的提出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中提出:

  

  一九五三年来到了。一九五三年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三项伟大的任务:第一,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战争,争取更大的胜利;第二,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五三年度建设计划;第三,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

  

  显然,这篇社论体现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的意图。问题是,在已有的《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刚过三年,而且运转良好,没有人对之公开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提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取代既有的政治协商会议,并提出由新选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新的正式的宪法(即1954年宪法——笔者注),以替代《共同纲领》呢?毛泽东于1953年1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为什么这样做阐述了“根据”:

  

  根据的一个方面,是《共同纲领》的规定。三年来,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各届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举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①]

  

  这里所说的《共同纲领》的规定是指《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②]

  

  从《共同纲领》第十二条的字面上进行理解,其意义无可非议,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疑问在于,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提出兑现《共同纲领》第十二条呢?在这个时候要求兑现《共同纲领》第十二条,究竟是对《共同纲领》的遵守还是偏离?它是否涉嫌偏离了制定《共同纲领》各政治主体之间达成的政治共识?

  

  《共同纲领》的序言明确认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事先既然已经认定“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为什么在仅仅三年之后,就认为政协会议似乎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了,而必须召开自下而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订新宪法以示《共同纲领》不合时宜?

  

  比《共同纲领》早两天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六条规定:“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之。”其中“每三年开会一次”的规定,其明显的意思是政协会议不止开会一次。如果参加政协会议的各种政治派别事先知道“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的政协会议只能行使三年这样的权力,他们还会那么心甘情愿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欣鼓舞的来参加政协会议,为新政权的成立提供合法性基础,来证明新政权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的吗?

  

  因此,提前结束政协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的历史使命,提前结束《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的地位,提前脱离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基础[③],使中国共产党可能陷入偏离原先政治契约的嫌疑。在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就有民主人士当面询问毛泽东打麻将是喜欢打“清一色”还是喜欢打“平和”,毛泽东回答说喜欢打“平和”,“和了就好”。这看似娱乐的一问一答,其实说的不是打麻将,而是试探毛泽东将来想要建立的新中国究竟是建立一个“清一色”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党制政府,还是建立一个“平和”的联合其他党派的多党派联合政府。只有打“平和”,让大部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进入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中共才可以获得大部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拥护。如果仅仅是依靠军事行为打败蒋介石政府,那赢得的也仅仅是一场军事斗争的胜利,并不能证明是人民的认同和民心所向,不能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政府的军事行为是代表民意的“有道伐无道”。所以,中国共产党除了要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还必须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打败对手。这其中非常关键的一步,是同蒋介石政府争取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站在自己的一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站在哪一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民意站在哪一边。在一定意义上,谁赢得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谁就赢得了民意和政治合法性。

  

  因此,中共在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斗争之外,也开始了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争取。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项号召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④]根据法理,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提出的召开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及毛泽东所说的“平和论”,是一份郑重其事的政治要约。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公开发表声明,纷纷从国统区、海外奔赴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参加政协会议,则是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中共中央“五一”要约的政治承诺和践行,证明了合同成立并实际履行了合同,这份政治契约的正式文本就是1949年9月29日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三年多一点,政协会议只开了一届,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搞选举,开全国人大,制定新的宪法代替《共同纲领》,那是不是会让人有失信于人、失约于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猜想呢,是不是会让人有过河拆桥的疑惑呢?中共中央又如何来作出解释呢?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在《共同纲领》的规定中,是否能合乎法理、合乎政治契约的得出制定新宪法的依据。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举办全国性选举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这是办全国选举的三个前提条件。这三个前提条件有法律上的依据吗?似乎是有。根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第四款:“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届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即应举办普选,召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可见,毛泽东所说的三个条件是根据《共同纲领》的第十四条第四款来的。不过,对毛泽东所说的“条件已经成熟”与《共同纲领》第十四条第四款认真比较,可以发现,《共同纲领》规定的是“召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毛泽东则移花接木,变成了“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共同纲领》规定是“地方“,毛泽东讲的是“全国”。书面上是两字之差,具体内涵上是距离千里。所以,毛泽东所说的“条件已经成熟”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毛泽东的讲话究竟是无心之失,还是有心之“误解”呢?从当时的客观情势看,中国这个积贫积弱刚刚走上经济恢复道路的国家同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的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之中,谁胜谁负,是继续打还是讲和,尚没有最终定局。毛泽东还在1952年12月20日给志愿军党委发出《中央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⑤]。还有,台湾尚未解放,东南局势未稳,1952年12月28日毛泽东又发出《中央和军委关于加强防敌进攻福建沿海的指示》[⑥]。天下远没有太平,甚至可以说,国家处于危难之中,谁能保证美国把战争仅仅局限在朝鲜,而不会对中国大陆发起打击?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口号就是“保家卫国”。在这样的局面下,国家怎么可以像一个没事人一般办太平世道的全国性选举?其中必有另外的原因。

  

  问题的第三个方面,办全国性选举,召开全国人大,是否必然要废除《共同纲领》,宣告它历史使命的终结,而代之以新制定的宪法?不言而喻,制定宪法需要召开全国人大,但召开全国人大不一定非要制定宪法不可。否则,人大每年召开一次,不是每年都要制定宪法?把问题再深入一步,即便是举办了全国性选举,召开了全国人大,《共同纲领》就不能调节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了?《共同纲领》是不是与全国人大必然不能和谐共处?如果两者之间有一些相冲突的地方,,是不是可以通过局部的修改以达到使两者相容,就像修宪一样?中共以外的人士对此提出了疑问,归结起来,主要有四点:一、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二、这样做有什么作用?三、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困难?四、这样做对有些党派、阶级、团体是不是有利?[⑦]

  

  在中共和民主党派之外,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是否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新宪法呢?历史地看,在当时那个历史时期,民众对于宪法是什么,是没有概念的,更不用说主动地、普遍地要求制定宪法了。[⑧]

  

  对于上述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在当时终结《共同纲领》的历史使命,代之以新的宪法,没有充分的、可以公开的理由。公开的理由,如果衡之于事实和法理,也并不成立,人民群众显然也没有提出制定宪法的呼吁。

  

  那么是不是中共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废除《共同纲领》、制定新宪法的要求呢?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精神、文件传达,向来是内外有别。有些话适合于对党内讲,有些话适合于对党外讲。在对党外讲中,对黄炎培等党外代表人士讲,与跟党外一般人士讲,也有区别。在党内讲,也是分范围、分层次[⑨]。那么,中共党内在那个历史时期如何看待《共同纲领》,是不是迫切地想废除它?从中共党内高级别领导人的内部讲话中,截止到1952年10月刘少奇访问苏联之前,尚没有废除《共同纲领》的想法,相反是要求党员干部、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

  

  1950年6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批评那些不学习不运用《共同纲领》的党员:“今天的不幸情况,恰恰是有些共产党员不学习不运用共同纲领。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却往往瞠目不知所对,有的甚至最后拿出蛮不讲理的本事来。”[⑩]

  

  1952年6月1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要使他们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办事,以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要求,适合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改造的结果,就会使他们走上《共同纲领》规定的轨道。”[11]

  

  1952年9月5日,毛泽东在对黄炎培一篇讲话稿的复信中说:“当做一个阶级(指资产阶级——笔者注),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12]

  

  从上述可见,从《共同纲领》的通过到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信时止,无论是从客观形势还是主观认识,无论是从中共党内决策层还是到党外民主人士,以至于到普通民众,都没有提出以新宪法取代《共同纲领》的要求。或者说,即便是有,也没有上升为一种主导性的要求。可是为什么就在极短的时间段,《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就认为政协会议和共同纲领“这些在过去是完全必要的并且完成了历史任务的过渡的办法,已经不适合现在建设时期的需要了”[13]?

  

  显然,在《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会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做出了制定新宪法的决定。1952年12月2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中共关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周恩来代表中共对提议做了说明。他说: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由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地方,则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为着适应新时期的国家任务,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此,中共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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