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农村妇女问题——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际政策干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7 次 更新时间:2012-10-25 20: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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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 (进入专栏)  

  

  原文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一、背景

  

  在过去几十年中,将农村妇女纳入国际政策议程是伴随快速全球化进程,国际社会对农村妇女面临挑战及其在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和理解逐渐深化而不断加快步伐的。其源头可追溯到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筹备和举行。早在约40年前,国际决策者就对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悖论现象深表关切,即一方面农村妇女对农村和农业经济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她们的有酬和无酬劳动却一直被严重低估甚至漠视,农村妇女因而得不到应有的社会支持。更值得关注的是,各种全球性力量在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却使她们在发展中进一步被边缘化了[1]。

  

  为了改变这一扭曲的发展图景,1975年举行的全球妇女的第一次盛会就率先将农村妇女的特殊困境摆上了国际政策论坛。这可以说是国际发展界直面农村妇女问题的一个起点。紧接着联合国在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将农村妇女单独剥离出来对其特有的一些权利做了专门阐述。这个人权公约为关涉农村妇女的国际决策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立法与权利框架。自那时以来,随着主流国际发展理念与范式的流变,加上农村妇女在全球化冲击下面临的新挑战不断涌现,对农业与农村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理解和探究也与时俱进地发生演变。

  

  回望过去几十年,有关农村妇女的国际政策的缘起和演变都同全球发展的大环境密不可分。在过往数十年,世界农业和农村发展受到了全球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在宏观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即“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占了上风。它的基本信条便是“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结果,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发生了经济危机,并长期陷入停滞不前或衰退境地,80年代因而常被公认是“失落的十年”(lost decade)[2-3]。进入90年代之后,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提速,农业的商业化、食物及其他农场品市场的自由化、不断扩大的劳动力迁移、城市化、土地与牲口等生产资源和教育与保健等社会服务的私有化等诸多全球趋势愈加明显。这些互为重叠的现象常常同国家与地方各级的应对之策交织在一起。这一切既为不同地方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也增加了史无前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4]。作为一个高风险行业的农业,更易于遭受全球化力量尤其是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这些全球转变也莫不对草根的小农生产者构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乡村居民面临的社会、市场和自然风险大为增加。而国家提供的社会安全阀却大为削弱,一些福利性的社会服务在悄无声息中市场化和商业化了。这都加深了处于社会经济边缘的人群在获得机会、财富和发展资源上的脆弱性。尤其是经历急剧经济增长的国度,由于不断加深的社会经济分化,不管是发展益处抑或发展代价与负担的分布都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了。城市化、人口大规模迁移、人口老龄化同样影响到了农业和非农生产的性质。2008年,全球生活在城市的人口首次超过了半数(约33亿),预计到2030年将接近50亿[5]。但据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11年的《农村贫困报告》,全球贫困的农村特性和乡村贫困的女性脸谱都十分明显,在全世界14亿极度贫困人口中,70%都生活在农村[6]。自然资源的退化,生态环境的险恶、加上市场和气候的变幻无常等都会使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小农的生存之争雪上加霜。

  

  凡此种种显然都不是社会性别中立的(gender neutral)。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体系固然不乏积极的变化,其中包括为主要靠从事农林牧渔业为生的农村妇女打开了很多机会窗口。然而,这也给处于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边缘的这个人群带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挑战[6-7]。为了降低生存风险,小农不得不普遍诉诸生计多样化。青壮年男性人口大规模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谋生,有的完全退出了农业生产,大量农田劳动和家庭责任因而都丢给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独自承担。在亚非拉很多国家,“农业的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agriculture)现象在各地愈演愈烈[8-10]。滞留农村的妇女在缺乏生产资源、发展机会和公共服务条件下维系着温饱农业,有的还兼顾非农活动,而同时则要承担照料儿童、老人、病人及整个家庭的责任。这些沉重的再生产劳动会钳制她们抓住由全球化新创的机会,纵然到手了,或许也会因生产和再生产角色之间的冲突而丧失。即便加入到迁移大军的行列,农村妇女也主要处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底层,集中在非正规部门的弱势就业之中[11-12]。

  

  不管是发达抑或发展中国家,亦不论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社会性别不平等在世界各地农村和农业发展中都普遍存在。虽然全球农村妇女所占的比例在持续下降,但目前仍占世界人口的1/4。与农村男性和城市妇女相比,农村妇女和女孩的一些基本权利仍得不到保障。众所周知,获取和控制土地是农村妇女实现经济权利和获取生计的基础。虽则115 个国家明确承认妇女拥有与男性平等的财产所有权,93 个国家承认妇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但由于法律执行不力,加上各种歧视性的社会与文化规范和传统,即便妇女通过婚姻、继承、土地改革方案或土地市场获得土地了,她们拥有的土地的质量和数量也远不及男性所使用和控制的[13]。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妇女从事的多半是缺乏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工作条件差、收入低的非正规工作[6,14]。与之相连的一个持久不平等是,由于一些基本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匮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承担着双重乃至三重的劳动负担(即农田、家务和赚取现金的劳作),因而难免陷入“时间贫困”之中而难以自拔[15-16]。在一个越来越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农村妇女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全方位的,赋权这个人群因而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和紧迫。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国际大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相互关联的多重全球危机,特别是忽视农业导致的粮食危机、气候变化、世界人口的持续攀升及城市化的迅猛推进等等,莫不昭示了农村和农业在世界粮食生产、食物保障和消除贫困上的战略地位。这一切都促使国际决策者重新检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按世界银行的观点,在农业是穷人主要职业的国家,农业业已成为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一个重要引擎[6,17]。主流发展政策和实践的转变为有关农村妇女的新思想的产生开辟了新空间。在国际发展话语中,农村妇女和女孩被普遍当作解决粮食保障、消除贫困和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能动者。在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愿景中,赋权农村妇女和女孩成为实现包括千年发展目标在内的所有国际商定发展目标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国际妇女运动在将农村妇女的关切事项推向全球决策议程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围绕1975-1995年间联合国召集的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无数女权主义活动家和妇女组织为将农村妇女的声音和越来越多农村妇女问题推向国际舞台做了不懈努力[3]。她们还致力于收集、分析并传播有关农村和农业发展中分性别的数据和信息,有关农村妇女的作用与贡献的社会文化建构随之发生变化,农村妇女的能见度提升,有关农村妇女生活和贡献的图景也逐渐进入国际决策者的视野。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联合国各种发展大会密集召开的十年。有关环境、人权、人口、妇女、社会发展及粮食等发展主题的联合国大会、首脑会议和特别会议相继举行。利用这一系列全球大会提供的机会窗口,各地女权主义者又致力于将女权主义者关于农村和农业中社会性别问题的观点融入其他发展问题的国际政策辩论论坛。

  

  事实上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发展话语就普遍认为全世界尤其是非洲各国的粮食生产应主要归功于农村妇女。国际劳工组织的较新数据显示,全球农业部门共有4.28亿妇女(占42%)和6.08亿男性(占58%)。农业依旧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妇女的第一大就业部门,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各国,2007年,妇女在这两个地区农业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了约68和61%[11]。另据粮农组织的全球数据,妇女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中占43%。然而男女经营的农场存在20-30%的产量差距,这主要不是出于女性能力问题,而是源自她们获取生产性资源上的不平等。粮食及农业组织估计,假如妇女能像男性一样获得化肥、种子和工具等生产性资源,她们的农田收成有可能增加20-30%,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总产值也会提高2.5-4%,从而使饥饿人数减少1 亿至1.5 亿[18]42。可见,投资于农村妇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为了有效回应无所不在的全球化的冲击,农村妇女遂成为新一轮国际政策辩论的一个主题。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在其2012年2至3月召开的第56届会议上,专门审议了“增强农村妇女权能以及农村妇女在消除贫穷和饥饿、谋求发展和应对当前挑战方面的作用”这个优先主题。联合国秘书长在提交给这次会议审议的报告中不得不承认:

  

  “农村地区妇女的境况是具有挑战性的。虽然她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其在家庭和社区中的自主权和权力,其中包括接受教育、赚取独立收入、配偶迁移后承担新的责任、继承资产及参与社区决策过程等,但她们的机会总是受到更宽泛的发展情境的限制,有时也会受到与世隔绝和地理位置偏远等特定的地方性因素的制约”(13段)

  

  “制约妇女经济赋权的主要因素是结构性的、根深蒂固的。这些因素包括全球农业生产和贸易背景、正在出现的全球人口趋势、对自然资源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家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14段)。[19]

  

  这样的表述不无道理而且发人深省。正是由于上述多种因素的合力,对农村妇女重大贡献及其面临挑战的国际政策干预与日俱增。

  

  二、涉及农村妇女的全球政策和立法框架

  

  联合国对男女平等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承诺可以追溯到1945年签署的《联合国宪章》。但几十年翻过去之后,妇女在现实生活中仍一直未能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各种权利。有鉴于此,联大1979年12月通过了一个旨在促进和保护妇女权利的综合性议程——《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它确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家庭生活中的基本权利以及缔约国消除这些歧视的国家行动。这是迄今唯一专门阐述过农村妇女权利的一个人权公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公约》是构筑在“实质性平等”的概念之上的,即主要着眼于法律和政策执行的结果和影响[13]9。这个《公约》所确立的保护农村妇女权利的这些国际标准,为其后涉及农村妇女的各项国际政策的制定奠定了人权基础。《公约》通过后很快就得到了联合国成员国的普遍回应,到2012年,批准加入的国家已达到了186个。这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文书对于国家层面立法和政策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虽则联合国一些普适性人权公约中涉及妇女个人人权的各种规定都适用于农村妇女,但几乎没有哪个专门阐述过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妇女的特殊诉求。为此,这个国际法把农村妇女的一些基本权利单独剥离出来做了专门阐述。《公约》共有16个条款,其中第14条是专门针对农村妇女的。第14条呼吁:

  

  “缔约各国应考虑农村妇女面临的特殊问题和她们对其家庭的经济生存包括在非货币衡量的经济部门的工作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该公约的条款适用于农村地区的妇女”;“缔约各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对农村地区妇女的歧视,以确保她们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参与并受益于农村发展。”

  

  这一条还提到应特别确保这些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在以下八个方面享有的权利,其中包括参与发展决策,利用保健服务,获益于社会保障方案,接受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与培训,组织自助小组和合作社,参与社区活动,公平获得生产性资源及享有适当的生活条件(详见表1)[20]。

  

  表1 《公约》第14条有关农村妇女权利的具体条文

  

  (a)充分参与各级发展规划的拟订和执行工作;

  

  (b)有权利用充分的保健设施,包括计划生育方面的知识、辅导和服务;

  

  (c)从社会保障方案直接受益;

  

  (d)接受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训练和教育,包括实用识字的训练和教育在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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