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社会主义与文化中国的新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 次 更新时间:2012-10-19 22:3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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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  

  

  韩毓海,1965年生,北京大学教授,曾担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教育教养学部特任助教授、韩国高丽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著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我们的时代》(与黄平、姚洋合著)、《人间正道》(与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合著)等。担任编剧的《毛岸英》、《星火》获“飞天奖”一等奖和“五个一工程奖”。

  

  近日,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推出理论力作《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审视当今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在思想文化界和青年人中引发强烈反响,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如何理解中华文明在当今世界的复兴,如何改革现存国际金融秩序的弊端,如何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这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深刻机遇与挑战。为探求本刊所致力探讨的文化中国构建的路径,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我们走访了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

  

  新华月报:在党的十八大来临之际,谈论马克思有哪些意义?

  

  韩毓海:大家关心十八大,是因为关心中国的命运。“命运”这个词指涉一个长时段的时间概念,或者说指涉历史。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何以在近代陷入深刻危机,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何以能够走向伟大复兴?回答这些关键性的历史问题,其实也就是回答中国命运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最直截了当的回答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的复兴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且这个作用尤其可概括为找到了描述中国和世界的崭新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此前有很多描述人类历史的方式,比如我们看《资治通鉴》就知道,司马光描述历史的方法就是“天地设位”,这就是他所说的“纲纪”或历史规律,是几千年来占支配地位的观察历史的方式。再比如黑格尔把历史看作精神的发展历程,说精神是本质,世界是现象,这也是近代以来欧洲描述自身和世界的占支配地位的方法。而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这与司马光的认识不一样,与我们历朝历代的认识都不一样,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不一样,当然与黑格尔的方式也不一样。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宣言中就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对这个基本原理的坚持,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和世界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过,改革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是要调整一系列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因此改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新华月报:中共一大宣言中就讲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九十多年过去了,您认为中国今天面临着什么问题?

  

  韩毓海:如果说党的十二大到十五大期间,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的危机与挫折,我们迫切需要总结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那么党的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工作的一个重点,则是要分析和应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空前危机及其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十五大以来,江泽民同志多次论述过金融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概括了我们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中所取得的经验,并从金融资本的角度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这些宝贵论述都收在《江泽民文选》当中。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多次强调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研究,以增强我们的世界视野。这当然是因为马克思最了解资本主义,《资本论》便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对于资本的定义,马克思的研究是权威的。而这种权威性,主要表现为马克思是站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进行思考和写作的——这个阶段就是指资本主义从重商主义,经过产业竞争,向着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马克思论述了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过渡,更为重要的是,他预言了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过渡。《资本论》的第三卷主要是讲这个过渡。

  

  当然,我们对马克思的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毛主席号召全党都要读《资本论》,但是《资本论》很长,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完稿,马克思甚至计划要把它写成皇皇10卷巨著,只是可惜,他活着的时候只出了第一卷,后来恩格斯编了第二卷和第三卷。3卷《资本论》中,我们过去往往重视第一卷,但第一卷(除了第一章《商品与货币》之外)是对生产与资本关系的描述,重点讲的是产业资本。于是,我们从第一卷中所理解的,往往也就是资本家靠剥削工人的劳动来榨取剩余价值。不过,仅从这个阶段、这个角度来看,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今天的情况就比较困难。中国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生产大国,如果仅仅从生产与资本的关系来看,中国似乎成了亚当·斯密所分析的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了。同时,如果我们仅停留在这一个阶段,来描述当今世界的金融危机就更加困难了。

  

  马克思《资本论》描述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重点是他的第三卷。它讲的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转换过程,从工厂的企业家到银行的金融资本家统治的转变过程,从物质生产的社会向着“以货币为完成形式的价值形态”的信用社会转变的过程。如果我们认真研究第三卷,就会发现它写的完全是今天的情况。

  

  新华月报:马克思是怎么看待资本主义的?

  

  韩毓海:马克思不是算命先生,但他肯定地描述了资本主义没有前途。马克思虽然也肯定过资本主义的进步性,但是他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归根结底是追求利润,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利润率会下降。所以观察资本主义,需要康德所提出的二律背反的视野。经济的发展与利润率的下降就是这样的背反:技术越提高,交往越迅速,利润就越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说明了这一点。首先是欧洲内部,资本家不愿在发达国家投资,因为那里出现了福利社会,那里工资很高,赚不到钱了。先是欧洲,后是美国,现在中国也加入进来了。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生意越来越难做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润率是下降的,下降到零的时候,当然就没人干了。等到全世界都开发殆尽,资本主义的动力就丧失了。投资是需要有利润的,要产生利润,必须有未开发的利润空间。现在世界都开发得差不多了,没有这个利润空间怎么办呢?美国的办法、帝国主义的办法就是选几个国家把它们打回到前现代。当然这个地区要有可开发性,有巨大的利润空间。比如说伊朗、伊拉克、朝鲜都具备这些“优点”,他们有石油,有矿产,有廉价劳动力,可以作为重建的基础。这个就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样,资本主义危机面对的问题就不是发展的问题,而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了。

  

  社会主义文化是先进文化

  

  新华月报:您认为中国的革命遗产有哪些?

  

  韩毓海:现在有人一听革命就头疼,以为历史上只有我们共产党人讲革命,这是不对的。“革”是八卦中的一卦,叫革卦。“革故鼎新”就是说以前的社会机体出了问题,要从这个旧系统中产生新系统。你看故宫,这边是太和殿,那边是坤宁宫,中间有交泰殿,交泰殿是皇帝结婚的地方。阴阳两个系统,生出一个新的系统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就是革命,革命就是历史的一般命运。所以列宁说,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中国革命产生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一个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中国有几个非常特殊的地方。第一,产生了基层组织。中国的农民原来不知道有“国家”,他们只知道有一个村,有一个家。中国的基层,过去国家是不管的。中国革命第一个成果是在农村建立了与国家相联系的基层组织。一个家一个村的资源是很少的,但一个国家的资源是很大的。把基层组织进国家,农民就能受国家的照顾,包括合作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等。这些不是一个村能提供的,这是革命很重要的成果之一。革命的第二个成果是“边疆”。在内地与边疆建立起统一的政治组织、财政和教育体系,这为中国的均等化的、可持续的发展制造了前提。简单地说,这便是中国完成现代统一的基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实际上是沿着边疆走了一圈,从江西出来就一头扎进了湘西,接着又到了贵州。遵义在明代叫播州、平越二府,都是土司地。陕北也是羌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革命根据地往往是和少数民族地区在一起的。中国的统一是建立在组织财政和教育体制的统一的基础上的。第三个成果是创建了新的社会组织结构,特别是重建了支撑社会的中坚力量。传统中国的中坚力量是士大夫,士大夫文化程度高,地位是平等地考出来的,但缺点是考的内容不对。科举制度的坏处在于所考察的内容跟现实没关系,跟实践没关系。最终士大夫这个中坚力量失败了,传统社会也就崩溃了。要重建中国社会,总得有个中层领导阶层。美国有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说,中国共产党是由留学生和土秀才构成的。毛主席是土秀才,周总理是留学生,他们改掉了中国士大夫身上的缺点——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不与实际相结合,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与群众相结合。所以毛主席讲“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就是用这个方法创建了一个新的社会中坚力量,代替了原来的士大夫阶层。但是,如果这个中坚力量发生蜕化,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那跟士大夫有什么区别?所以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我们党的优点之一,就是从她诞生一开始,就有着理论和思想的自觉,即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武装起来的党,是一个最有文化的党,是一个最爱学习的党,有社会组织和重建能力的党;毛主席最恨的是党员不读书、不学习,特别是不学习马克思主义,因为毛主席本人就是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至于说革命有什么遗产,我看至少有3点,一个是国家面向基层、依靠基层,基层依靠国家;二是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支持中国复兴的中坚力量;三是把边疆地区重新纳入国家的范畴,完成了国家的重新统一。

  

  新华月报: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您是怎么看待的?

  

  韩毓海:蒋介石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之命运》,据说那是陶希圣替他写的,但蒋介石本人对这本书很得意。毛主席当年首先是要回答蒋介石,于是就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从而掀起了两个中国的命运的大论战、大决战。蒋介石看中国文化的方法并不比司马光更高明,他认为支配中国文明的就是“礼义廉耻”,中国的崩溃就是“礼义廉耻”的崩溃,而要组织中国靠的也便是“礼义廉耻”。毛主席则认为传统中国的崩溃是旧的社会交往方式、经济交换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的崩溃,而要复兴中国,则要从探索新的经济交换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入手,靠空谈“礼义廉耻”是完全不行的。毛、蒋水平的高下,你这么一比较就清楚了。

  

  现代世界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那这个人就是毛主席,郭沫若、陈寅恪、冯友兰,甚至包括陶希圣,这些传统文化大家谁也不否认这一点。光《资治通鉴》毛主席就读了17遍。你想在传统文化方面批评毛主席,那你就得先把《资治通鉴》读一遍再来说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司马光说,《资治通鉴》写成后,只有王胜之一个人通读过一遍。毛主席虽然后来对儒家有很多批评,但他肯定法家。法家的核心是什么?重视农战,重视生产组织和军事组织,重视劳动和生产相结合。毛主席还重视墨家,墨家就是侠,它重视社会组织成员的平等。毛主席讲格物致知,说格物致知就是知识要和实际相结合,这是对阳明学说的最大发展。历史证明,如果士大夫和社会精英脱离实践,不愿动手,那就无法产生近代实验科学。毛主席讲实事求是,这是汉武帝时代河间献王的话,毛主席借用这个话,讲政治工作与做学问一样,要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这是把传统上升到科学的认识论。中央党校门口就有这句话,讲的是党的政治工作方法。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告诉我们一个金融社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马克思,首先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能力。

  

  新华月报:有人认为,日本与韩国对中华文化某些方面的保留反而要远远好于我们中国。

  

  韩毓海: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简单地说,韩国从中国得到了“文”,“文”就是“纹”,即符号,比如韩国的国旗是八卦;日本得到的是“字”,借助汉字创造了假名,但日本长期武士当权,士大夫阶级没有形成,没有士大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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