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小建:中国社会转型的法律基石:1982年宪法的历史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9 次 更新时间:2012-10-16 22:3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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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小建  

  

  【摘要】世界各国宪法无不是为应对其面临的“麻烦问题”而制定与变迁,美国宪法最为典型,中国宪法亦是如此。回顾中国制宪与宪政历程,其面临着的多重问题;82宪法的历史地位和时代背景也需要从历史逻辑中进行探寻,即82宪法承担着稳定国家秩序与推进社会转型改革的重任。从82宪法的历史和文本中,可以看到宪法作为人民的基本共识,潜藏新中国宪法发展与变迁的历史逻辑,契合了中国社会变革和转型的现实,总结了历部宪法的历史经验,融入了先进的宪政理念。由此展望82宪法之未来,其拥有足够容量,能够完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转型提供法律动力之历史使命。

  【关键词】82宪法;历史地位;社会转型;历史使命

  

  一、问题背景制宪、修宪自近代西方以来,常常发生于社会变革与转型的重大时刻。如1787-1789年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制定之时,恰逢北美大陆十三个州取得了对英国殖民者独立战争的胜利、如何建立新国家的关键之时。此时松散的邦联的国家联合形式,既缺乏国际信用[1],也无法解决当时北美十三州面临的巨大困境,如州际贸易。在与英人的战争中,“由于极端必要而各州只好团结在一起,一旦战争结束,各州立即起来维护各州各自的利益,因而联盟处于解体的危机之中。”[2]贸易与农业是美洲大陆当时最主要的产业,美国人此时是务农和从事贸易的民族,州际之间的关税壁垒使得“处在费城和纽约州之间的新泽西州,就像两头开口的木桶一样;处在弗吉尼亚州和南卡来纳州之间的北卡来纳州就像两臂放血的病人一样”[3]。遍布于十三州的这种贸易的障碍,乃是近乎于“切断了美国生命之血的来源”。邦联政府在贸易和其他事项上表现软弱,为此北美十三州邦联必须修改已有的“邦联条约”,制定一部新的宪法成为“最为迫切之需要”。在辩争与妥协的九个多月的时间里,十三个州的代表终于完成了一部解决当时之实际需要并垂范于后世的伟大作品。

  尽管我们对美国宪法的评价会可能更着眼于它所体现的自由、共和、分权、民主、平等之价值,以及其近乎完美的形式逻辑。但当其时,美国人也将宪法视为“乃是一个难以驾驭的国家那难熬的实际需要中逼出来的”[4]。而其后美国宪法的历次重大修改与变迁(不仅包括宪法修正案,也包括宪法惯例和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变迁方式:宪法判例),也无不打上了 “时代的烙印”。

  中国自晚清以来,即开始了师从西方的制宪和宪政运动。但在百年的宪政历程中,要解决的麻烦问题重重而绵延不断:救亡图强、封建专制、外敌入侵、独立与统一、经济的凋零、政治的腐败、民族的复兴……。旧的麻烦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麻烦问题正在或已然滋生。当然,没有人今天会真正认为这些麻烦问题都是宪法问题,也没有人会浪漫的期冀通过制宪或修宪可以解决所有这些麻烦问题。

  但有一点,则是我们不得不认可的:我们和制宪的“师傅们”制宪之时面临的麻烦问题是不同的。在百年宪政的历程中,处于不断革命和变革中的中国人和西方人面临的“问题背景”大相径庭,而西方人今天的问题背景和昨天(19世纪)、前天(17、18世纪)不尽相同。中国人昨天(19世纪初)与今天(20世纪、21世纪初)面对的问题背景也不完全一样了。

  诚然,在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中,各国在使用宪法的语言、概念、规则等宪法语境体系,并由此确定一个宪法秩序、实现一定的宪法价值和宪政目标等诸方面,宪政后发国家与西方宪政成熟国家有着不可避免的趋同性。

  二战结束以来,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浪潮风起云涌。西方宪政成熟国家的经济政治成就,促使新型国家处于变革和转型的关键时刻;以立宪、修宪建立民主政治,实现经济发展与繁荣已成自然而然之决策选择,并付之于国家实践。“据统计,20世纪下半叶,至少有91个国家取得了独立并制定了宪法。其中65%的国家修订了宪法,许多国家甚至不止一次。”[5]

  二战后,世界格局分为红蓝两大阵营。红方为苏联、东欧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蓝方由美、英、法、德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组成。近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红蓝两方均开始进行了新的社会改革。但蓝方的改革则多为在其已取得的政治、经济成就基础上的“修天补庙”式改革;而红方的队员则分化为两个不同组别:一为中国式的渐进式改革,一为苏联、东欧式的“休克式”骤变。后一组别的改革在政治、经济上希求一夜之间速成罗马——照搬了欧美的政治经济模式,其结果是国家的解体、经济的滑坡(当然此为后话)。

  82年宪法的修改就是在这样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下拉开了帷幕。当其时,一场执政党的政治斗争刚刚结束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刚刚闭幕,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并初步见效。是故,亟需修改的中国宪法面临两大重任:其一,恢复稳定50年代奠定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其二,推进国家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实现社会转型。改革是世界潮流,是时代大势;固守僵化的体制、无视已经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这样的国家没有任何前途。但改革永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以至不顾既有的基础、彻底翻新。“急进式”的变革,在过去不久的中国经济领域的试验(如“大跃进”),已被证实不仅不是最优选择,甚至可以说是最次的选择。没有一个稳定的国家秩序的“大革命”不仅不会“乱了敌人”,只能乱了自己。

  82年宪法从修改之时就承担了既要稳定国家秩序又要推进社会改革与转型之重任。这个结论可能会遭致宪政改革“器物观”或“体用观”之攻击,但这就是中国宪法制定和修改的现状和问题背景。

  

  二、人民共识的达成宪法应是人民之共识。一个国家中,人民对宪法的认可(承认)、信服、接受与支持,既是宪法具有正当性之源,也是宪法能受到尊崇、并得以实现之因。

  对宪法共识之证成,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宪法体现了人民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与信念[6];(2)宪法的生成和进化过程中的人民的参与;(3)宪法的利益是人民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宪法和宪法文件制定与历次修改,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作为领导者的中共在制定与修改宪法过程中始终重视人民和人民的利益,重视制宪和修宪过程中人民的广泛参与。

  1、人民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的宣告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在制定和修改时均宣告体现了人民意志和人民要求。

  刘少奇在1954年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中,宣告了“这个宪法草案是我国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产物”,“既有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定目标,又有切实可行的基本步骤”,是对“人民最好的”、“敌人不高兴”的事情。[7]

  张春桥在1975年受中共中央委托,向全国人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时,也提及“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的修改内容,“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8]。

  叶剑英在1978年受中共中央委托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也提及“我们的宪法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的集中体现”[9]。

  而1982年彭真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所作的修宪报告中则指出82宪法是“体现了人民意志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的新宪法”,并具体提到宪法草案在讨论中普遍认为“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而在具体的修改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建制时,也指出了修改之依据不仅“对健全国家体制是必要的”,而且是“也比较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10]。

  四个宪法制定与修改草案的报告,尽管在对人民意志和人民愿望宣告的表述有差异,但都证实了人民意志和人民愿望在宪法制定修改时不可或缺,一定程度上是对宪法达成共识的证成。因为我们都知道,宪法的制定与修改的草案报告虽非宪法构成部分,但却对理解宪法有重要意义。

  82宪法在这点上与54宪法、75宪法和78宪法是一脉相承的。

  2、中国式民主与宪政之共识之达成共识首先在共识的起点,即在达成共识时的共同的参与。这一点可以从1982年宪法修改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产生和组成来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提出,由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委员会由106人组成,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委员103人。其中,中共党员65人(占61%),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员41人(占39%),少数民族10人(占9.4%),妇女7人(占6.6%),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机构。[11]但它承袭了78年宪法修改委员会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均为起草委员的传统。

  共识还在共识达成的过程之中。82宪法的修改讨论工作前后达两年之久。“广泛征求了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之意见。”[12]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召开了310多次座谈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召开了5次全体会议;经过了4个多月的全民讨论,全国有几亿人参加了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后,提交全国人大;全国人大除了弃权票外,无一反对,通过了宪法草案。[13]

  当然,共识的最终达成并不是指所有问题都一致同意、毫无异议。但正如彭真在修改宪法过程中的“纲目”说[14],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只能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在这点上,西方国家和我们的选择是一样的。

  这个共识包括了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不管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乃至“全国各族人民”都需要一个“面貌一新”的共同遵守的“活动准则”:一个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82宪法[15]。其中,最高法律地位的宣告第一次出现在宪法文本之中,是54年、75年、78年宪法未曾有过的内容。而要“依法治国”更重要的就是制定一部反映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既考虑当前现实、又考虑发展前景的长期稳定的宪法。[16]

  3、一锤定音:中共政治领导人的最后决定权82宪法在修改之初,思想异常活跃,各种不同意见、不同认识甚多,包括:“四项基本原则”是否入宪、采“两院制”之结构形式、实行“三权分立”、改“单一制”为“联邦制”等。

  对此,彭真向邓小平汇报宪法修改情况时,邓小平对此提出四点指导思想:第一,理直气壮地写“四个坚持”;第二,写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写民主集中制;第四,写民族区域自治。[17]自此,宪法修改顺利、进展有序。

  一锤定音在莫衷一是的争议中有较高效率,它可以及时停止争议、达成一致,在一定情况下,还有可能使真理得以实现:如真理在少数人手中之时。但所谓的“一锤定音”以“性善论”为认识论基础,以一锤定音者具有“理性”智慧者为条件[18];但其风险是,若“定音者”不具有理性、恣意妄为,则有可能出现谬误。

  3、讨论式的参与民主参与民主是现代民主的认同机制,起源于西方,作为在代议制间接民主基础上发展的直接民主形式。即公民除享有选举权外,还享有“创制和复决”,以对国家或政府的重大问题和决策“全民公投”之方式实现。但我们的民主参与则是“一种主政者重视倾听不同政治力量之意见的‘协商式民主’”[19]。82宪法的修改由中共直接领导,倾听来自各方意见,包括全民参与讨论。

  这种全民讨论的优点可被概括为:(1)不受一定人数签署的限制;(2)全民讨论的时间长达5个月,可以更为充分;(3)对宪法草案及修改内容没有限制;(4)可以兼顾多数人和少数人之意见;(5)广泛的全民讨论可以集思广益;(6)可以发挥协商民主之作用;(7)着眼于实质,不以一定形式或程序限制公民发表意见;(8)使全国人大的表决更有基础;(9)也是在全民范围内的法制教育。[20]而彭真则强调,“全民讨论的过程,就是全体人民反复商议的过程,是统一全国人民意见的很好的形式”[21]。

  讨论式的民主参与过程“辩驳性”较弱,讨论很可能沦为曲意迎合,而表达意见也可能成了“唱赞歌”、不唱“衰歌”,“同意”投票有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屈服”。因为这种中国式的讨论“意指的主要是一种相互表达意见的方式,而表达的意见既可能是表达者的真实意思,也可能相反。而且是‘最后意见的决断者在场’的讨论,不包括‘讨价还价’和‘争辩’。”[22]

  从共识的起点到共识的达成过程,体现了中国式的民主与宪政。

  共识还在于已达成共识结果的真实性,82宪法是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是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下的历史逻辑、而非形式逻辑。这一点,我将在下一个标题中予以分析。

  

  三、历史的逻辑宪法要具有真实性。真实的宪法与虚假的宪法相对应的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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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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