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下)

——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36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2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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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引发大量纠纷和冲突。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大陆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需要做具体分析和正确对待,在恰如其分地肯定成就的同时,要看到存在的问题。要恰当分析成就取得的原因,在看到改革推动了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明确改革(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滞后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种种弊端和阻力。要认识到继续大力推进改革的重要性,否则,不仅经济和社会难以持续发展和进步,还会因为其中存在和不断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逐渐积累和深化而使已经取得的成就丧失,并可能酿成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动荡和危机。温家宝总理2010年8月20日在深圳一次会议上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这反映了国家高层中也有人有了这种认识,只是目前领导层仍缺乏集体共识。有许多人陶醉于经济发展既得成就,并将其作为炫耀现有体制的“中国模式”和拒绝继续推进改革的一张王牌。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有害和危险的。

  

  民生问题除了经济之外,还包括社会生活多个方面。这里再简要提及生态环境和人的道德伦理素养问题。中共取得大陆政权以后几十年中,还有两件事令人们印象十分深刻,用通俗的话说,一是把树木几乎砍光;二是把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优良道德习俗几乎丢光。

  

  毛常自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其乐无穷。在其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大跃进,大办钢铁,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开山填湖,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1958年的“全民炼钢”,把树木(包括千年古木和名贵树种)砍个精光。森林覆盖率骤降,水土流失,草原沙漠化,水旱天灾频发。即使改革开放以后,也由于片面追求GDP和经济效益,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继续遭到严重浪费和破坏,污染和公害对人民继续造成威胁。后来对此虽然有所注意,但各地方当权者实际采取的措施往往不力。

  

  任何一场革命及其新建立的政权,总是要反复向民众宣传他们同过去是如何的完全不同,只有他们才是最好的。中共在这方面做得更加突出,宣扬他们不仅是古今中外最好的,而且是同以往历史截然割裂的,无继承性可言。在各种意识形态方面,把过去的一切,包括中国过去几千年的文化和道德习俗,统统宣布为封、资、修的东西,强制民众彻底大破“四旧”(指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什么天、地、君(国)、亲、师,什么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全在“大扫荡”之列。他们要求人民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观,遵守“共产主义道德”。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全国人民只能拥护和服从中共及其领袖毛,拥护和服从毛的思想和毛的革命路线,必须做到“三忠于”、“四无限”(即“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要求人们放弃一切个人信仰、意志和“私利”,“ 毫无自私自利之心”,要不断地“斗私批修”,要做一个“完全、彻底”的“高尚的、纯粹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中共这些说教束束缚了中国大陆几代人,并也曾一度迷惑了许多人。但后来人们逐渐感到,所谓共产主义目标虚无缥缈,所谓共产主义道德其实就是要求人民绝对服从专制独裁体制,剥夺人的自由和基本人权。加上历次政治运动和后来的“反腐败”所揭露出来的中共官员们触目惊心的贪污腐败事实,更让人们终于明了:当权者的那些说教都是“假、大、空”的一套,愚弄人民,让人民甘当顺民,他们却在“高、大、全”正人君子的面纱笼罩下干着普通人想象不到的肮脏勾当。人民不再相信那一套。可这时,传统的文化和伦理道德又已经被抛弃,被遗忘,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脑子中突然一片空白(“道德真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伦理道德沦丧,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们对国家和人民不忠,对父母长辈不孝不敬,对人不仁不爱,不讲诚实信用,见利忘义,不懂礼节,无廉耻之心。官场腐败盛行,贪脏枉法;商家唯利是图,造假贩毒,连婴儿、孕妇、老人、病号也不放过;医生和医疗行业历来受人敬重,素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而如今他们却变得像吸血鬼一样贪婪、狠毒,开高价药,乱收费,认钱不认人,见死不救;连文化、教育和学术界,也腐败横行,各种丑事不断被曝光。中华大地各行各业如今简直已很难找到一方伦理道德的净土。面对这种严重到了极点的信仰和道德危机,人们在惊呼:中华民族的伦礼道德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28]

  

  人们也在思考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原因及其对策,提出了诸如加强道德教育、加强法律制裁等办法。这些虽然也应当加强,但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制度:在专制,不民主,权力无监督、无制约,各级当权者腐败横行的大气候环境下,社会各行业、各阶层人士对于当权者腐败不满,又无法、无奈,一些人便上行下效。虽然没有借助权力捞取大头利益的机会,但“鱼有鱼路,虾有虾路”,便在自己可能条件下造假行骗。本事大的窃国、窃城、窃土地、窃公司,本事小的便能骗多少是多少。试想,在这样情况下,仅靠道德教育或单用重典能够解决问题吗?

  

  当前民间社会也开始自发地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的传承,从学龄前儿童抓起,教他们学习《三字经》、《弟子规》之类古训。相比较而言,国家的当权者这方面却重视不够,并无得力措施。他们是否仍然在害怕发扬中华传统精神文明,会冲击他们所布道的中共党文化和“共产主义道德”说教呢?但奇怪的是,如今当权者对于在国外兴建“孔子学院”,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却颇为积极热心。似乎如今中国大陆人这方面已经保留和发扬得很好了,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和伦理道德水平已经很高了。殊不知情况恰恰相反,数典忘祖最厉害的正是大陆人;而中国台湾人、日本人对于中国古典文化和道德习俗、待人礼节等等保留得是最好的,远远超过大陆人。这一点人们不能不承认。

  

  七、关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是救国主义;民族主义内容的更新;国内族群问题

  

  民族主义被孙中山先生列为“三民主义”之首位,是他早年发起革命第一面战斗旗帜。早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其首要革命目标,也是构成早期民族主义的首要内容。但孙先生之“反满”并非单纯反对国内民族间的统治和压迫,从一开始就包含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争取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独立的内容。因为在他看来,清王朝不仅是一个由满清贵族“宰制于上”的封建专制政权,而且它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当时中国处于“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状态,所以反满同反帝是密切相关的。[29]

  

  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满清政权既倒,民族主义内容便不再是反满了。正如孙先生1915年所说:“夫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从此当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也。积极目的为何?即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30]至此,孙先生的“民族主义”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其全部内容包括了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民族主义乃是“救国主义”。[31] 二是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共治,承认民族自决权。

  

  由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孙先生称之为“次殖民地”,即比一般殖民地还低一等级)社会,已经到了亡国亡种边缘,所以孙先生的民族主义得到了中华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中共如果仅按照所信奉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本来是不主张民族主义的,他们属于“国际主义”者。但中共在中国当时社会背景下进行革命,首先也必然面临民族主义任务。所以,国共两党在后来的行动中,都基本上坚持了民族主义立场。国民党于北伐战争后建立的国民政府也曾采取革命措施收回外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改订或新订关于通商和关税条约,收回了法权[32]等。中共建立政权后,彻底肃清西方帝国主义在华各种特权,对他们的企业和财产分别采取没收、征收、征用、接管等革命强制方式。以后由于政权巩固,国力增强,国家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地位得到确立。上世纪70年代同美国等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力进一步增强,国家和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孙中山先生当年在这方面的理想基本得到实现。与此同时,国民党自1949年退守台湾后也基本上坚持了独立自主精神,坚持了孙先生当年的民族主义原则。

  

  日军侵华以后,国共两党都明白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两党都在抗日救亡。除去其中少数民族败类甘当汉奸、顺民外,两党及其主要领袖并无卖国投降之心。特别是两党及其领导的广大军民更曾浴血奋战,气壮山河,可歌可泣。不过在整个抗战期间,两党由于始终存在夺取与保持政权之争,不同程度地分散和影响了抗战的精力。例如人们,特别是中共所大加鞭笞的蒋“攘内必先安外”政策,虽然从蒋维护其政权角度也不难理解,但对于抗战毕竟起了重大消极作用。在抗日正面战场,虽然是国军迎击日军主力,广大国军将士奋勇迎敌,殊死奋战,但蒋为首的党国领袖确实一直抱着消极退让态度。蒋认为,军事上靠本国力量是打不赢日军的,寄希望于美国等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国际形势的转机;只要不投降,国家政权不被日军消灭,最后胜利便会到来。所以淞沪战役失利后便迁都重庆山城躲藏起来了事,未能(也不敢)积极发动、组织和武装全国城乡各界民众,实行全国总动员,真正做到万众一心,全民抗战。

  

  日军侵华初期,中共还很弱小,从井冈山经过一年“长征”又到了延安。面对蒋的国军长期围剿、追堵和封锁,所以很早就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其主张第一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得民心,受支持;第二能缓解蒋政权对他们的进攻和压迫;第三可拉起抗日大旗,乘机发展壮大自己。1936年经“西安事变”终于形成全国“抗日统一战线”之后,中共及其更名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原“红军”,在抗日正面战场国军节节败退之后,于日军占领区的广大农村,发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广泛建立“敌后根据地”。这既是抗日的实际行动,又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包括中共党员队伍和军事力量),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还有特别重要的一条是在广阔的中国大地宣传和扩大了中共的革命思想和政策主张,为以后对抗国民党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因是之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从其公开表明的抗日态度来说是积极的,但同蒋的国民党政府一样也包藏着一党私心。鉴于蒋的退让和消极态度主要是基于中日力量对比,为避免亡国而做出的战略撤退,而毛的中共却主要是眼睛盯着国民党政府,要同蒋争夺国家政权,借助抗日发展壮大自己力量,所以其抗日动机之不纯,一党私心之重,要远甚于蒋的国民党。

  

  当然,这主要是从国共两党领导集团来说的,至于两党的广大党员、干部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普通民众,那又当别论。特别是蒋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的军民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一直在主战场正面抗击日军,殊死奋斗,做出了巨大牺牲,延缓了日军的进攻,为国家和民族免于危亡作了贡献。后来中共的宣传把抗击日军的主要功劳归于己有,似乎整个八年抗战就只有中共所领导的如“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和华北平原的“地雷战”之类的战事。他们几乎完全抹杀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战的努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根本不提及当年抗日主战场国军的殊死奋战,甚至连台儿庄战役、淞沪抗战、长沙会战、衡阳战役等重大战役,以及在这些战役中国军将士可歌可泣的壮烈牺牲精神,都被掩盖埋没。普通大陆人民过去对此完全无知,似乎几百万国军将士都随蒋委员长一阵风似的躲进峨眉山了。这是很不实事求是,不尊重历史的态度,尤其对不住当年国军中万千为国捐躯的先烈们。

  

  这里还要提及,日本投降和二战结束后,中共政权在清算和追究日本军国主义者战争罪责方面表现出的姑息迁就态度(包括主动放弃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也受到国人指责。据说毛有一段话为此作了很好脚注:他还要感谢日本侵华,才使中共那么容易打败蒋家王朝,夺得全国政权。

  

  再说说国共两党同美国、苏联等国的关系和外交政策问题。国际关系犹如人际关系,或者说它就是一种(集体)人际关系。人们总是想争取结交拉拢外界朋友支持自己,共同对付对手。当国共两党处于敌对状态时,运用外交手段,交好友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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