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下)

——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12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2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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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多俊 (进入专栏)  

  中国大陆经济逐渐有了一些起色。特别是自199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经济体制要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步子加快,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从官方统计的GDP增长情况来看,最近10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大跨步前进。2005年底,中国GDP增加16.8%,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GDP增速为13%,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仅3年之后,即2010年,中国GDP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GDP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余年间增长了20余倍,平均增速接近10%,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虽然官方统计的GDP数字,同现实中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程度,存在着差距,但取得了重大成就是应当承认的。

  

  为什么中国大陆前30年毛时代国民经济几度濒于崩溃边缘,物资十分短缺,而邓小平改革以后,大陆经济就奇迹般地恢复和发展了?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包括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更直接的是经济体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加上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是通向经济衰退、物资短缺和人民贫困之路的根源。

  

  有些年轻人对于毛时代许多现象感到纳闷不解:为什么那个年代中国大陆的物资会那么紧缺,粮、棉、油等等什么物资都凭计划才供应那么一点点?为什么改革以后物资便好像突然从商店中涌了出来呢?匈牙利曾有一位经济学家曾创立一门“短缺经济学”,指出物资短缺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为什么?就是大家的体制都一样。只是当时的中国大陆情况更为突出,更为糟糕罢了。这里也用不着再来详细分析其原因,因为如今人们对此已经十分清楚。这里只是再提提那时的农村情况。有些人不解:我国农民们历来都是勤劳的,虽然人民公社集体劳动制度不好,他们也可以业余时间搞点副业,诸如在房前屋后、田边地角种点蔬菜什么的,也可打鱼捞虾,糊口充饥,怎么大家竟等着饿死呢?其实,只要当时去过农村的人就会知道:那时农民们的生产劳动是受到各级党和政府严格限制的。虽然集体生产劳动效率十分低下(农民生产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遭到严重破坏),但农民们却只能出集体工,宁可大家“磨洋工”,却被一律禁止“干私活”——包括种菜、养鸡、打鱼摸虾等等,一经发现,便要开会批斗,“割资本主义尾巴”。蔬菜也都只能由生产队集体种,直至公社食堂倒闭之后,各农户家里要吃蔬菜,还得去找生产队长批条子才能摘回几颗白菜。集体生产效率低下,连年歉收,各地官员又浮夸虚报,各地公社食堂缺粮少油,“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就只能供应几两米饭。即使这样,也不准农民个人生产自救。所以那么多人只好等着被饿死。

  

  农村联产承包制和紧接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民经济为什么很快就恢复和发展了,并出现高速发展呢?原因也在于体制变了。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以前则是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为中心),经济体制开始改变单一所有制结构,允许私营经济发展;改革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引入”市场机制(包括竞争机制和利益激励机制等);对国有企业实行由让利放权、承包经营到股份制等一系列国企改革;克服共产平均思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这些改革政策的精神实质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给经济、给人民“松绑”,即废止了过去的种种限制,给了人民和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某些自由权、主动权,调动了人民和企业的积极性。对于过去长期受压抑、禁锢的中国人来说,这无异是一次大解放,在心中憋了几十年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和中国人固有的勤劳本性,一下子迸发出来。这些是改革以后中国大陆经济迅速发展,物资供应很快缓解的根本性原因所在。

  

  当然改革30多年以来大陆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也同当政者的决策和管理分不开。“文革”结束当初,国家经济落后,国力虚弱,人民贫困。原来当权者一贯欺骗国内民众说:全世界只有咱们社会主义中国好,人民生活最幸福;而国门以外的世界尚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中国人去解救呢!而事实上,中国大陆十年动乱之际,周边各国经济正在腾飞。不说美欧和日本,连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台湾”也居然突然间成了“亚洲四小龙”之首。由于对外开放(加上稍后互联网在大陆的兴起),境内外信息交流,外面世界的精彩再也封锁不了。人民一对比就会对当权者不满。这不能不引起当权者忧虑。再从外部来说,国家长期落后,人家也会来欺侮我们(特别是会威胁到中共的政权)。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不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是促使当权者下定决心改弦易辙,推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因素。

  

  这些年来,在评价大陆经济发展的原因时,一直有人沾沾自喜地吹嘘是他们创造了“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也应当承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当初发动改革开放及由其所逐渐形成的体制,较之过去毛时代时优越得多;但是体制改革还在继续进行,至今仍然处于转变时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如今尚未最后完成,尚未建成“完全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由人治向法治转变,向民主宪政转变——的进展就更为缓慢,任务更为艰巨。体制转轨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状态,既然是过渡状态、未定型状态,怎么能够说成是一种定型的模式呢?如果说这已经是一种“模式”了,那是否就意味着改革不需要继续推进,就基本按照目前状态维持下去了呢?可见把目前状况说成是一种已经成功的“中国模式”,是不恰当和有害的,会起着反对继续推进改革的消极作用。何况事实上目前我们的体制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正在引发颇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在中国大陆,有些人,特别是当权者中的一些人,一再得意地吹嘘:集中力量,整合全国各种资源办大事,效率高,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也是我国经济这些年来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对民众有很大的误导性和欺骗性。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集中”和“高效”,而在于如何恰当地做到“集中”和“高效”。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往往以此为借口,陶醉于保持和恢复原来的旧体制,将其弊端掩盖起来反说成是优越性,把正有待于改革的东西神圣化而拒绝改革。借口“集中”,便可以保留大量国有经济而抵制国企改革;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滥用征收、征用而侵犯公民财产权;便可以大量征税和收费,加重纳税人负担;便可以让国家财政收入超常增长,而忽视民众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只求“国富”,而不顾“民穷”。借口“高效率”,则可以忽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原则,违反必要的法律程序,而滥行书记、首长个人说了算和“拍脑袋决策”,避开人民及其权力机关的审查监督。这样的“集中”和“高效率”两相结合,就助长大手大脚挥霍国家和纳税人资财的所谓“大气”即败家子作风,助长贪污腐化的滋生。当然也可能做成几件“大事”,但成本往往太高,质量效益低下。相反,如果办事谨慎、“小气”一点,不追求那样的“集中”和“高效率”,少发挥那样所谓的“优越性”,对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更有利一些。

  

  如果说“集中”和“高效率”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原因,那么,人们会诘问:毛时代的体制不是更加集中统一吗?不是动辄让全国民众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搞“群众运动”、“人海战术”,搞“大跃进”、“大办钢铁”、“学大寨”、“学大庆”等等吗?那是何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和何等的“高效率”,何等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啊!而结果呢,为何经济多次濒于崩溃边缘呢?如今人们虽然再也不敢完全恢复毛时代的那一套体制了,也会作出某些改革,但他们总念念不忘那时办事的“大气”和“爽快”,眷恋那种权力高度集中和专制,不受制约的昔日威风。

  

  如今的中国大陆当权者们最为津津乐道的改革开以来的成就是经济领域的发展, 特别是GDP的增长率,这是其政绩的最大亮点;而对于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改革和进步,则逊色多了。但仅就经济领域而言,在肯定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并十分严重,如果不通过继续推进改革以化解,将导致严重后果。

  

  这里先从GDP谈起。改革开放以来GDP的增速是高的,但应看到我们经济的底子薄,起点低,所以当前就总量看虽然已经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但按照人均计算却非常落后。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数据显示,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124位。当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称,按人均计算,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称,中国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左右[26]。

  

  从拉动GDP增长的因素(“三驾马车”)看,改革开放以后30多年来,我们主要靠出口和投资两架马车,而扩大内需的贡献不多。靠出口拉动供给要受到国际因素制约,例如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其贡献率便大幅下降。靠投资拉动,容易造成经济大的起落和波动,并容易引起重复建设和经济结构失调,也不易让民众感受到国民经济上升带来的福祉;并且这是不能持续的。根据我国城乡人民消费水平普遍低下的基础,扩大内需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无限广阔潜力,可是这却是迄今的薄弱环节。[27]

  

  由于历史原因和后来体制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不平衡的情况颇为严重。例如,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经过30多年改革,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国有经济成分仍然偏多,有些行业(特别是竞争性行业)需要继续实施退出机制,国企改革还需继续推进;民营经济发展仍然受到包括政策倾向在内的许多因素制约。这不但妨害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也无助于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方式和行业、产品结构方面,拼劳力、拼资源的劳动密集型、粗放型经济和传统落后产能所占比重较大,而科技含量高、集约型的新兴产业还有待加大培育力度。否则,不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和做到可持续发展。在城乡经济和工业、农业、服务业结构方面,发展也很不平衡,特别是“三农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仍然非常落后,现代化进程可以说还未起步,农民的生活水平、购买力和幸福指数很低,这是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的因素。虽然当权者历年来都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也陆续采取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应当指出,至今基本上可以说是在修修补补,小打小敲,并未下定狠心和未拿出果断的决定性的措施来;而如果不予以极大的重视和采取根本性措施,“三农问题”是很难得到解决的;还严重妨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妨害综合国力的提高。

  

  在分配结构方面,正如如今许多人都已经意识到的那样,存在许多严重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连年GDP增长的成果大头到了政府财政和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普通民众收入和公共福利享有的部分增长最慢。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还有行业间分配收入差距十分突出。这导致社会不公平,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再加上各级官员的腐败,是当局所谓“社会不稳定”的基础性诱因所在。如今当局虽然对此也有所认识,但总是下不了决心扭转局面,因为这其中涉及体制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例如要减少政府经费,要降低人民税负,要加强对那些同政府官员们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反垄断等等,这些都不仅在于观念的转变,而且直接触及许多相关人的既得利益,因此阻力重重。

  

  长期以来,人们十分痴迷GDP的数量增长,不仅把它当做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标,而且当成各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全面政绩考核最重要的指标。他们似乎把它当成了目的,而经济增长质量怎样,特别是GDP的增长给人民带来了什么,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怎样,资源和环境是否造成大量浪费和破坏等等,却并不去深究。当然各级政府和官员在痴迷GDP的前提下,另外还特别痴迷的便是城市市政建设,即城市街道和高楼的修建,城市面积向周边农村的扩展,大量民房拆迁,马路反复地挖与修。每换一任领导都要把城市折腾一次。因为这些“面子工程”能使得“政绩”立竿见影。在大量的房屋拆迁和“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人民的财产和其他正当权益缺乏尊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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