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下)

——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46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2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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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多俊 (进入专栏)  

  但由于仍然坚持实行一党专制,不符合民主宪政体制下的政党制度要求,“训政”局面并无根本性改变。实现由“训政”向民主宪政的转变是当前中国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任务。

  

  目前在中国大陆,人们对于政改的目标和和任务认识很不一致,有些人反对民主宪政,甚至十分忌讳“宪政”一词,说什么宪政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要。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关于是否需要实行法治之后又一次姓资、姓社的争论。从中可见在我国人们要做到“思想解放”多么不容易!

  

  其实,宪政如今已是个简单的常识性问题。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流行的宪政思想理论和从英国、美国等国开始建立的宪政体制,[16]后来已被世界各国所基本认同,成为普世性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所谓宪政,简言之就是依照宪法治理国家。一般地也就是指由全国(或一定阶级、阶层)公民的多数将其意志制定为国家宪法,选举产生国家机关(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各国家机关在人民广泛参与和监督下依照宪法治理国家。它是一种国家权力的组织和运行模式,也是一种在一国范围内的社会公共生活方式和形态。[17]

  

  宪政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颁布宪法;二是依宪治国。宪法从其起源到今天,都主要是规定国家权力的组织、权限及其运行的。虽然也有保障国家权力运行的宗旨,但同时或者说更重要的在于约束公权力,防止权力扩张和滥用以至侵犯民众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它是全国民众同国家公权力部门之间的一种“契约”。从这个意义上说,凡宪法就都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质,是民主的体现。历史上它出现的背景就在于反封建专制,是民主政治的胜利。今天世界上共有近200个国家,他们基本上都制定有宪法;英国、新西兰、以色列等国虽然没有成文宪法,但也有相关的宪法性法律规范和政治惯例、司法判例。从政体来看,当前世界上除多数实行共和制外,也还有30多个君主制国家,这些君主制国家也多制定了宪法,其中多数国家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含二元制君主立宪(如约旦、沙特阿拉伯、尼泊尔、摩洛哥)和议会制君主立宪(如英国、日本)。当然颁布了宪法并不等于实现了民主宪政。因为第一,还要看这些国家的宪法内容规定得怎样,是否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即是否为良法;第二,还要看该国宪法在实际上是否具有最高权威和是否得到切实实行。否则就是徒具形式,是对人民的一种欺骗。目前有些专制国家也制定了宪法,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当前多数国家实现了或基本实现了宪政。而那些即使尚未实现宪政的国家,起码在口头上还是标榜“依宪治国”的,他们多不会宣称自己是“非宪政国家”。如今在我国反对宪政的人难道他们愿意承认我们是“非宪政国家”吗?依宪治国就属于民主政治,[18]难道他们反对在我国实行“民主政治”吗?

  

  宪政同法治关系密切。宪政虽然主要是就全国民众同国家公权力的关系而言(界定该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宪法只能是个“总契约”,具体的各方权利义务关系还得由各有关部门法律法规加以规定(这些各部门法律就像是总契约下面的“分契约”)。所以实行宪政必需推行法治。不搞法治而只凭当权者个别人意志治理,必然违背宪法,便肯定不是宪政。反之,法治相对于人治而言,要求全国各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包括民众同国家权力部门之间、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之间、民众之间、本国同外国之间的关系等)都要由体现人民意志的相关法律调整和治理;这其中就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组织、职权及其运行也必须由法(主要是宪法)规定,并遵照实行:而这就是宪政。也就是说,法治国家也应同时是宪政国家。中国大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了宪法。而如今人们赞成法治,却反对宪政,这岂不有点荒唐?

  

  人类社会的民主进步潮流不可阻挡,实现和不断完善民主法治和宪政的政治体制是历史发展方向,世界各国都不可能长时期加以拒绝和阻挠。对于已经实现宪政的国家而言,其任务主要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问题;对于已经确定方向和正在进行民主宪政建设的国家而言,主要是继续推进和加快改革步伐,而不能中途停顿和倒退的问题;对于至今仍然基本上坚持各种专制政体的国家而言,则更面临艰巨的政治体制改革或革命性变革的任务。中国当前正摇摆于上述第二种与第三种类型之间。

  

  当前中国大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领导集团内部,包括高层领导中的一些人;这些人担心改革会制约或甚至失去他们现在手中握有的权力——他们内心牢记着“有权就有一切,无权丧失一切”的信条。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在中共领导集团内部还有一部分人,更是对人民直接犯下严重罪行,害怕政改后会受到人民的清算,所以阻力更大。二是来自经济利益集团,特别是被人们称为“权贵资本家”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他们在过去30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借助公权力或明或暗的扶持,或者自己原来就是权力部门的人或其家属,瞅准了时机摇身一变,一夜之间成了“红顶商人”,钻改革开放的空子,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化公为私,假公济私,成了暴发户,大富大贵 。他们生怕改革继续深化会使他们失去既得财富和地位,成了推进国家改革的反对派和强大阻力。此外,改革的阻力也有来自普通公务员和民间社会中一些普通民众的;他们主要是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对民主法治和宪政有误解,或者习惯于守旧,觉得存在的就是好的,不愿改变现有工作和生活方式,有些则是基于人们所处的现实境况以及对当前社会存在着种种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如贫富差别、城乡差别、贪污腐败、官僚霸道、言路不畅、社会诚信道德沦丧等)的痛恨,不恰当地把原因归咎于“改革把社会搞乱了”。他们怀念过去强力专制年代,幻想倒退到过去,而反对朝向民主法治和宪政方向的改革(这部分人容易被前面两种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为“原教旨主义者”所利用,借口恢复昔日毛时代秩序而抵制今天的改革)。

  

  在以上改革的各种阻力中,最可怕的是那些“权贵资本家”们同高层领导集团中反对改革的人的结盟(事实上这两部分人关系一直十分密切,在高层领导集团中有些人实际上代表着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益)。那样他们就有了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做后盾,会使国家的改革平添强大阻力。这是一切致力于推进改革,实现我国政治民主、经济持续发展、社会进步的人们所需要高度警惕的。

  

  当然,相对于全国广大人民大众的改革意愿和力量而言,相对于人类社会总的历史潮流而言,我们面前存在的那些改革阻力也只不过是螳臂挡车,不可高估其能耐,不可动摇我们改革的信念和决心。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这里当然首先是指整个人类社会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历史潮流和当前时代的要求。这是大环境大气候,大环境大气候决定着局部生态系统,局部不能长时期超越和游离其外。下面着重分析国内的有利条件,主要的有:

  

  其一,政治基础。执政党和国家在总结建国后的前30年惨重而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如今已经决定拨正船头航向,确定了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方向,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奠定了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基础。而且,许多事实表明,党和国家高层中确实有人是主张继续推进包括政治体制在内各项改革的。2010年下半年近来温家宝总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多次讲话曾使人感到鼓舞,当时甚至有些乐观人士觉得这是否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号角”。[19] 中国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就是自上而下发动的。今后的改革如果能够继续采取“自上而下”和“上下结合”方式渐进推行,当然是最好的。因此高层领导的态度和决心至关重要。[20]

  

  其二,经济和社会基础。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重大成绩,如今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在经济领域市场机制力量已经颇为强大,国家经济职能活动的范围和行使方式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也就是说国家权力起码在经济领域受到了必要制约,在朝着民主法治方向前进。这可以说就是经济领域内的一种政治体制的改革成果。经济领域的改革必然影响到其他社会领域,客观上起到了推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效果。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各种经济利益阶层,包括造就大量富豪(特别是“权贵资产阶级”)和更为广大的中产阶级。前种人是所谓“既得利益者”,他们既不愿意回到过去专制年代,也不愿继续改革。广大中产阶级在改革中也得到了实惠,他们希望明天会更好。由于这些人不像前面那些“既得利益者”财大气粗和社会地位显赫,他们存在着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会受到具有不确定性的权力的侵犯。他们对社会存在的收入分配、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等等方面的不公平,官僚垄断行业和企业的垄断和特权,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作风,社会风气和诚信道德的沦丧等等丑恶现象,感到不满。他们希望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因而能够成为改革支持者和促进派。此外,处于社会基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和普通市民,他们也感受到30多年改革的成果,他们是拥护改革的。他们对由于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改革滞后造成的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公平现象感受最深,意见最大,多数人是希望加快改革进程的。他们是推进改革的基本群众基础。近些年来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草根维权”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其三,思想舆论基础。上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曾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它虽然并不彻底,但也为当时启动改革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1992年春小平的“南巡谈话”在中国大地又一次刮起了新的思想解放暴风,使改革又大踏步地前进,上了一个新的平台。其后,“三个代表”思想和“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等的提出,其实也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意义。从社会层面看,先是人文社科领域知识分子对“解放思想”的理论先导;接着是以经济学界为主的知识分子关于经济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理论对于人们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但必然涉及政治体制改革)视野的拓展;再后来更有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界知识分子关于人权、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的呐喊,律师等法律实务界对于个案的维权行动,新闻媒体对于民主政治思想和社会维权典型事例的报道(因特网使之传播极为迅速和广泛),等等,这些启蒙和提高了社会广大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改革意识,提高了他们的维权、议政和参政能力。近些年来,民众的权利意识和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各地出现的在诸如房屋拆迁及其他各种行政、民事、刑事案件和纠纷处理上的自发维权行为(即所谓“草根维权”)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要看到这其中的积极进步意义,而不应该将其仅仅视为“不稳定因素”。“维稳”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以消极态度和“灭火机”方式处事,不但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还会把民众正当、可贵的民主进步意识和政治热情误当作消极因素而加以扼杀。正确的态度是因势利导,在妥善解决民众实际问题的同时,也改善有关制度和做法,推进改革。这才是国家长久平安稳定的保障。当前正出现一种可喜的现象,就是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同社会普通民众日益接近,民主法治和宪政思想理论日益同民众维权实际行动相结合。这将形成更加强大的推进改革的基本阵营。有了这个基本阵营做后盾,如果再加上国家领导层的正确引导,我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前景便是十分乐观的。

  

  综上所述,可以说是30多年的改革,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民众的觉醒;这些进步和觉醒又构成推进今后改革的基础、有利条件和原动力。如今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将改革继续下去,而不能停止和倒退。开弓没有回头箭。停止和倒退,时代潮流不允许,国家和社会的安定、进步和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不允许,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也不会答应。这大约也就是温总理在深圳考察期间所说“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停滞和倒退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的意思吧。

  

  设想如果没有当初发动并已经历30多年的改革,如果没有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各种基础,今天的人们仍然处在被专制和强权严重禁锢之中“老实”地、就像一颗无知觉的“螺丝钉”或者“一块砖”似的过日子的话,也许他们暂时还不会“胡思乱想”什么继续推进改革——不仅要深化经济上的改革,还想要推进政治上的改革呢!可是如今却不一样了:好了就想继续好、更好一些,改革了就想继续推进改革;并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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