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下)

——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61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2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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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如果像往常那样由毛直接出面打倒对手,树敌过多,并背上自己容不得人的恶名,而借助群众运动,则可把群众推到第一线,自己不背恶名,却能掌握主动权,既达到打倒对手的目的,自己还可做好人。其三,也是最主要的他有个基本估计,认为长期以来形成的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广大群众一定会跟他走(容易受他蒙蔽,受他唆使)。他不是常常吓唬他人说,他要“重回井冈山”,重新带领人们去“打游击”吗?而后来事实证明,经他一唆使,天真的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和广大“革命群众”就义愤填膺地纷纷起来“誓死捍卫”他了。何况他认为当时拥有军队实权的林彪同刘、邓他们不一样,是会拥护自己的,毛已经将他拉到自己一边,不怕天下大乱。此外,毛自己还有个说法,是要用这种群众运动办法,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以后年代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人民群众就照此办理。根据毛一贯的“超群脱俗”浪漫主义本性、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作风和将人民群众玩弄于股肱之中的“群众路线”经验,不排除当时也有如此想法;但这绝不是主要的,它可能主要是毛后来的一种自我解嘲,推卸罪责的说辞而已,不可全信。

  

  以上说了毛的动机目的如此,那么,中共还有那么多的高层领导人,全党几千万党员,全国大几亿人民都干什么去了?他们大家为什么不能阻止毛的倒行逆施呢?这里只说说毛周围党中央那些领导人。根据当时情况和参考许多人后来的自我检讨或回忆录,可以推断,对毛发动“文革”这样超常做法,许多人开始是并不完全和真心赞同的。特别是1966年的《5.16通知》和“十六条”,已经非常明确“文革”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成立了“文革小组”,实际上已经让原来的中央瘫痪,让刘、邓他们靠边站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斗争矛头是针对自己及其他一大批人的吗?他们是不敢反对、无力反对,还是实际上是基本赞同的呢?这里情况可能比较复杂,许多人的心态可能是兼而有之。一方面确实是屈于毛的一贯强势和淫威(延安整风时期整王明、博古,庐山会议整彭、黄、张、周的先例,他们会历历在目),如果坚持到底可能马上导致自己被打倒的后果;虽然他们也知道党内有不少人会与他们有同感,但未曾互相联络,也不敢联络,人心叵测,怕被发觉而被扣上反党宗派团体罪名。所以只能是等待着被毛各个击破。中共党内自延安整风之后所谓民主集中制早已名存实亡,早已无正常党的集体生活秩序了,要在党的会议上充分讨论达到协商一致完全没有机会了。

  

  另一方面,中共党内长期以来是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除毛以外的党的领导人(包括刘、邓)头脑中的极左思想也根深蒂固,对毛的反资、批修、阶级斗争、专政,总的来说是认同的。心想毛所谓要斗跨的那些“走资派”也许是别人,但愿不会是自己:他们也不相信自己就是“走资派”,就是毛真的要下决心打倒的人,因而存有一种侥幸心理——须知当人别无他法应对局面时,就容易产生并指望这种侥幸心理。

  

  根据上述分析,当年毛发动“文革”,党中央集体顺利通过《5..16通知》和“十六条”,就连刘、邓等人也投赞成票而并未加以反对,这就可以理解了。

  

  在毛的周围还有一种人,如林彪和后来的江青“四人帮”等一帮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对于毛的各种极左做法,他们不在乎或根本不去认真思考其对与错,只是嗅觉到时机对自己有利,迎合毛的心态,取得毛的信任,在毛打倒别人(如彭德怀和后来的刘、邓“走资派”)的斗争中充当帮凶,以图自己取代其地位而“黄袍加身”,辉煌腾达。因此对毛死劲地吹捧和拔高,对毛的的极左做法一味推波助澜,而丝毫不加以反对。毛在“文革”前几年和“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地步,同这些人的支持和吹捧也是密不可分的。当然,林彪和江青等“四人帮”他们内心对毛的认识是有所不同的。林彪对毛建国后的一系列极左和专制做法也许内心并不都赞同,或者可以说是反感的,这从后来他儿子林立果等人制定的反击毛的“571工程纪要”中对毛和对毛的政策的抨击可以看出。[10]

  

  “文革”过去之后,人们在总结教训时大都把根源归结到中共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对毛权力的监督制约缺失。这是对的。但是,现在需要更进一步深入思考的是:根据那时实际情况,中共党内有可能形成对毛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吗?

  

  中国几千年处于封建社会,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农民起义。中国人(从革命领导者到广大群众)头脑中充满对帝王,对“真命天子”的信奉、忠心和绝对服从。反映到中共党内必然是高度集权和领袖的专制(当年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也坚持主张“绝对服从党魁”)。加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其老祖宗(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马克思)开始就是主张高度集权的。300多年前的孟德斯鸠就曾说过:“社会主义同专制密不可分”。[11]试看从前苏东到东亚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不是实行专制的,有哪一个共产党内部真正实现了民主(或“民主集中制”)呢?由是观之,设想中共当年如果能实行民主,能够对毛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也许可以避免灾难发生,这不仅是事后诸葛亮,而且也只能是幻想,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也应承认,当年如果党内能稍稍加强一些民主程序和制度保障,后果也许不至于那么严重。

  

  说到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在已经处于21世纪的中国,如今许多人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从根本上去努力推进民主法治和宪政,在全社会实行民主政治,而是叫嚷什么先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发展了便会自然带动全国全社会的民主。这是不可行的,只是一种幻想,或是别有用心的人拒绝改革的一种托词。须知:在中共一党专政条件下,即使真正的“党内民主”也是必定发展不起来的;何况党内民主并不能当然带来全社会民主。

  

  回顾10年“文革”,也有人对于中国老百姓那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十足奴性和愚昧,表示惊讶的。是的,那时的情况确实使中国人自己如今回想起来也感到羞愧和不可理喻。究其原因,大致是:一是出于高压,在那种红色恐怖之下,谁也不敢怒于言或怒于色,否则,小则遭批斗,大则被打成反革命,何必自讨苦吃呢?二是先本来是随大流,久之习惯成自然,大家如此,我亦如此,根本不去思考对与错;其中也有些人在大潮流中被裹挟时间长了,慢慢认可,觉得似乎应当如此,天经地义,并无不妥;三是多数普通民众在高压加上长期奴化教育下形成的整个社会邪教般的狂热和痴迷的氛围中,真的产生对最高神毛的“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而积极参加“三忠于,四无限”活动;须知“谎话说三遍也便会变成真理”。所以说怪也不怪。大家试看今日之北朝鲜人民对于他们“伟大领袖”(祖孙三代)的那种“热爱”程度,不是也令人感到“恶心”和不可理解吗?其中道理是一样的。并且应当说今天朝鲜人同当年“文革”期间中国人比较,还是小巫见大巫,许多东西恐怕还是从中国老师这里学去的呢。孟德斯鸠在分析各种政体的特点时指出:专制政体最重要的是恐怖。[12]在高压和恐怖情况下,什么“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荒唐事情都会发生。当然,人民经过了这样的事以后,会总结教训,提高识别力,避免今后再上当受骗。经历了一场瘟疫之后,就会增强免疫力。

  

  最后我们来说说“黄炎培怪圈定律”问题。[13]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毛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又据说当时毛泽东似乎很有信心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那以来至今也才半个多世纪,如从中共夺取全国政权至“文革”更只有短短10几年,为什么当年黄炎培的“怪圈定律”居然就起作用了呢?这岂不是历史的大讽刺吗?

  

  黄炎培的“怪圈论”确实也具有某种普适性。任何事业(无论国事、家事)总会有成败兴亡。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是不断发展演进的。特别是就某个特定的政治集团和政治人物而言,其执政地位(包括由他们组织的政权)的更替更是常事,谁都不能象秦始皇那样指望自己家族或属于自己的政治集团千秋万世执政下去。据说1980年代蒋经国在决定开放党禁时,有人提醒他,这会涉及国民党能否保住执政地位问题;蒋经国只是淡淡地说:任何政党都不会永远执政下去。[14]

  

  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执政的好坏及其执政时间是否久长,最根本的原因和标准是全国人民是否满意和拥护,是其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水可载舟,水亦覆舟。”如果政权是按照人民意愿组织起来,并始终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则人民就拥护,该政权就有了强大的民众基础。反之,政权存在基础就是虚弱的。

  

  一个政权如果来自人民,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并能始终接受人民监督,那就是民主的政权;反之是不民主的。民主政权能够维持稳定性,不民主的专制独裁政权是不可能具有稳定性的。一个政党或其他政治集团在取得政权之前和之初,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人民意志的;而到后来则可能逐渐脱离人民而走到人民反面,因而出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怪圈。

  

  一个政治集团在取得政权后怎样才能始终保持政权的人民性而不变色呢?当年毛泽东口头说的倒是对的:“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但是后来“这条新路”没有坚持走下去,脱离了人民监督,脱离了人民。而所以如此,关键又在于专制和独裁体制(包括中共一党专制及其最高领袖毛的独裁)的形成和发展。这就是如今人们大都知道的孟德斯鸠所说的名言“权力缺乏制约必然产生腐败”的道理。所谓监督和制约,仅靠一党独大的执政党内部监督是不行的,还必须有党外的力量,特别是广大民众的监督。大家知道,这些都正是中共的严重缺失(1957年反右派和其他一系列政治斗争,让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众再也不敢监督执政党和政府了)。[15]

  

  正是鉴于任何一个执政党仅靠自身力量和机制是不可能保障长期不脱离人民性和永远充满朝气和活力的,现代西方民主国家都不搞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各政党互相监督,互相竞争,谁能得到多数选民拥护就上台执政;谁不再受到民众信任就退出执政地位下野。这其中尽管也会出现许多弊端,但相对而言更能让民众自己做出判断和选择,更能政权维持人民性。各政党的轮流执政主要涉及当权人员的轮换,而国家政局却能保持基本稳定,社会成本和损害相对较小。

  

  当然,民主是个历史范畴,其内容和形式是不断发展演进的。但其基本点都必须是有利于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和对执政党与政府能够实施有效监督。否则,即使是近代以来许多国家实行的代议制和多党制,也可能流于形式而沦为假民主,即并不能真正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反而可能变成仅仅是各种不同派别政客们以人民名义进行的尔虞我诈的争斗。

  

  五、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之路: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改之争;民主宪政建设的目标和核心问题;推进改革的阻力和有利条件;实现民主宪政的途径和形式

  

  本节接着前节论题,再说说1970年代末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情况,以及当前政改的方向、目标和道路等问题。

  

  前节说的主要是毛时代的情况,1970年代末邓小平改革以后,中国大陆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相应地有了一些进展,但根本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仍属于专制型体制。从前节所说毛时代专制体制的三个层次来看,一党专制、党委(书记)专制虽然也有一些改善,但基本照旧维持;只是党中央最高领袖独裁同毛时代比有了较大改变。毛时代是典型的“强人政治”,从江到胡,其个人权威已远不如毛,中共高层内部有了一些互相牵制(制约),他们已属于一种过渡性质的政权,但离民主宪政目标仍远。如按照孙中山宪政三部曲,前节已经说过,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没能实现,但后来在台湾基本实现了;而大陆呢,应当说至今仍然处于孙先生说的“训政”阶段。孙先生所说“训政”,是指革命党训政。目前在中国大陆,中共在公开场合虽然已经不再宣称自己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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