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下)

——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46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20: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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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这个阶段,毛之所以从当时中国群雄并起局面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有其特定的内部、外部原因。例如,从毛的个人内在因素看,从小胸怀大志,有理想(或说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聪明,办法多,常出奇招,不落俗套;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特别是对历代农民起义和社会革命规律和经验教训有深刻的认识;等。从外部看,则是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时中国社会革命需要像毛这样的人物。即使是个人英雄主义,但如果它恰恰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需要,两相结合便也可以对社会进步起到积极作用,甚至可以成为“革命英雄主义”。社会要变革,需要领头人,不是这人就会是那人。究竟是谁人?这其中存在着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古语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唯捷足先登者得之”。秦鹿既然已失,只要大家去逐,总会有人得之;“捷足先登者”是相对的,即使原本也许最有能力,最“捷足”在先的一些人因各种原因半途而废了,后面本来稍次的人便也成了“捷足先登者”而“得之”。所以,最终鹿死谁手,那是存在许多偶然性因素的。必然性乃寓于各种偶然性之中,正是各种偶然性的链接体现着必然性的存在;而各种偶然性乃处于总体事物的必然性潮流之中,受其裹挟。并且各种偶然性的发生,就其当时内在、外在原因来说又是有某种必然性的。毛在上述这一阶段过关斩将,脱颖而出,最终稳稳站上领袖地位的历程,也完全适用上述法则。

  

  下面着重分析第二个阶段毛怎样最后走上专制独裁,并成为中国人民的“红太阳”和最高神的。

  

  第二个阶段是同上述第一个阶段密切关联的。在第一个阶段革命战争年代,确立领袖地位并有意识地树立领袖权威是必要的,但内部建立健全制约机制,不放纵个人的随意性,从一开始就是不可或缺的。中共中央内部当时在这方面存在重大失误。

  

  从延安整风运动到七大,再到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奠定毛的领袖地位的同时,也为以后毛个人崇拜和让他逐渐走上专制独裁道路埋下了祸种。从那时起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就流于形式。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整肃后,在毛周围聚集的最高层领导人中,多数都是亲毛派,是对毛百依百顺而不敢说“不”的人。如周恩来,在钦佩毛的才能的同时,常为“顾全大局”而对毛百般迁就,不坚持原则。[5]如刘少奇,七大时期对毛一味吹捧拔高(这也与毛在同其他派系斗争之后对刘突然大加提拔,使刘一味投靠毛,借助毛的威望有关);如朱德,性本宽厚,无意同毛计较和争斗;等等。而毛本来十分要强,争强好胜, “与人斗其乐无穷”。并且点子多,江青在对人谈到毛与人斗的手腕时就说过:你们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这样一来,毛的意见无分对错,只要他坚持到底,别人就只得让步。久之便形成惯例。到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便积重难返,变本加厉了。

  

  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并写入党章,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把整个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以个人命名是不甚妥当的,容易引起许多不良后果。虽然当时也曾解释说,“毛思想”是以毛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集体智慧;但后来实际上“毛思想”变成了“毛(个人)的思想”。这不但不实事求是和不公平,侵犯了其他人的“知识产权”(如朱德的一些军事思想等都被归于“毛的思想”),贬低了他人,抬高了毛;更为重要的是难免导致以后凡“毛(个人)的思想”无论对错,都是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严重后果。以后别人如有不同意见,就可能被宣布为“反对毛思想”、“反对毛革命路线”,而遭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就像后来1959年庐山会议宣布彭德怀等人为“反党集团”和1966年“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一大批“走资派”那样。

  

  新政权建立以后加速毛走上专制独裁的内心起因主要还在于毛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一则,觉得如今既然已经稳居党内绝对权威地位,又已经取得全国政权,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大搞他的空想共产主义全国性试验了。二则,毛一贯自视甚高,野心无边际膨胀,并不满足于做中国的最高领袖,还想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袖。只是以前斯大林的威望压制了他。1953年斯大林去世,他觉得时机到了,完全不把后来的苏共赫鲁晓夫放在眼里。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后,毛为了提升中共在各兄弟党的地位,认为必须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实力,于是决定跨越式发展模式。

  

  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都同毛的这种心态相关:

  

  解放初年在农村发动农业合作化和稍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在城市发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毛坚持个人意见,大反刘少奇等人的“小脚女人”般的保守和右倾机会主义,在缺乏充分讨论和民主程序情况下使得党内其他人屈从毛的意见,使生产关系不停顿地“升级、过渡”,造成生产力和经济严重破坏。

  

  1957年先是以发动全国中共党外人士帮助中共党整风为名,“引蛇出洞”,然后发起反右斗争,全国共55万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从此让广大民众,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人士闭嘴,不敢再对中共的专制统治,对其各级领导人说不。

  

  1958年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全国掀起大跃进、全民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总路线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并称“三面红旗”。极度发作的主观主义、狂热、冒进和浮夸,立即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并直接导致饿死数千万人的骇人听闻的全国性“三年灾害”[6]。

  

  合作化和特别是后来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事实证明是根本错误的。但毛死不认错,仍然要死保“三面红旗”,生怕人家藉此否定了自己,清算自己的“路线错误”,甚至导致自己下台的结局,就像中共以往历次路线斗争结局那样。1962年召开关于总结评估“大跃进”以来成绩缺点的“七千人大会”,加深了毛的这种担忧。正是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后来接着又发生庐山会议突然袭击彭德怀事件和10年“文革”运动。

  

  1959年庐山会议,毛抵制对“左倾”冒进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的批评,反而突然发动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宣布彭德怀等人为“反党集团”。

  

  1966年由四清运动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凭借已经树立起来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个人崇高威望,发动“红卫兵”和全国民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刘、邓为首的“走资派”,号召“夺权”,把他不满意的全国党政军干部统统打倒,按照他的指示建立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开展运动,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建立新的政权班子“革命委员会”。

  

  10年“文革”时期,毛的专制独裁发展到了登峰造极地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只有毛这一个“红太阳”,毛是“四个伟大”(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民开展“三忠于(忠于毛主席,毛思想,毛革命路线),四无限(对毛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活动。全国城乡各处建筑物墙上都是毛语录的“红海洋”,到处都竖立着毛的塑像或画像。人们每天吃饭、干活、睡觉前后都要向毛的神像“早请示,晚汇报”。连老掉了牙齿的老太太、老大爷也要唱红歌,跳“忠”字舞,并且他们往往热泪盈眶。在那年头人们丧失了一切自由和人权(只有“誓死捍卫毛”的权利和自由),对人们(包括官员、老干部)的生杀予夺大权掌握在毛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毛的一人手里,哪个老帅是批斗还是保护,毛有最终决定权。法制完全被破坏,当时起作用的法规只有镇压“阶级敌人”的《公安六条》。

  

  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运动?为什么要“炮轰司令部”,打倒刘、邓等“走资派”,并且决定采取如此不计人力物力成本,不顾国家和社会安定,“史无前例”的方式?其原因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但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还是毛的极端个人主义私心,即为了自己生前、身后能够继续维持中国最高神一般的崇高名位而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殊死搏斗。为生前,决不放弃其一手遮天的权力——而他在那时近乎神经质地预感到有人在挑战他的最高独裁地位,甚至有可能取他而代之。为身后,就必须选好可靠的接班人——这就引起后来他走马灯似地相继确立接班人,又一个个将其打倒的乱局。

  

  按照毛这样一个满脑子帝王思想的人的思维定式,当初最理想接班人方案当然是其大儿子毛岸英。1950年毛将他托付给彭德怀送到朝鲜战场去,不就是如战国策中“触詟说赵太后”那样,将长安君质于齐“令有功于国,—旦山陵崩,长安君”方可以“自托于赵”吗?然而上天不佑,岸英牺牲了。毛欲传位毛氏家人的想法自此中断了几年。1959年毛只好让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但毛对刘一直不放心,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其打倒。毛的“总路线”惨败和“三年灾难”过后,至发动文革前,毛才又逐渐坚定了让其夫人江青和其侄子毛远新最后接班的决心。文革中(1969年中共九大)曾经一度推出林彪作为正式接班人。但当时无论对毛、对林来说,都是一种互相利用: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支持毛的总路线和支持毛的文革,用毛的话来说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为了林彪自己顺利接班,打掉一大批老帅;然而毛又何尝不是为了打垮刘邓等“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只能取得当时手握军权的林彪的支持呢?同时毛当初也希望林以后能够同江青等毛家人合作。然而林彪不是如他口头说的“三忠于、四无限”那样的种,不仅始终不买“婆娘”(林彪私下里对江青的一贯称呼)的帐,而且在是否设国家主席问题上,被毛认为是“抢班夺权”。这决定了林彪最后“折戟沉沙”(乘三叉戟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沙漠)的结局。

  

  文革中及后期,毛还曾先后打算让陶铸、邓小平等人来做他“托孤大臣”,辅佐江青、毛远新将来登上龙位,但陶、邓始终不肯买账。最后便轮到华国锋。毛知道华的能力有限,但他为人忠厚,希望他能够起到最终让江青、毛远新接班的过渡作用。[7]

  

  下面着重说说毛同刘少奇的关系,以及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打到刘、邓。

  

  建国以后,在经济建设及其他国家治理的许多问题上,毛同党内刘、邓等中央其他领导人存在分歧。毛是个极具浪漫色彩和理想主义的人(与空想社会主义者有同质性),高估人(由他自己而推演到广大民众)的主观能动性,轻视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容易狂热和神经质。在革命和建设问题上,觉得“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属于一种极左心态。而党内如刘、邓等人则稍微现实一些,对毛一些过头的近似天方夜谭的想法自然不会完全和出自内心地赞同。毛便认为他们右倾,不跟他这位最高领袖保持一致,唱对台戏,对此而时常心怀不满。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毛的心情矛盾,担心中国也有人反他的个人崇拜。“大跃进”遭到惨败后,毛仍然要死保“三面红旗”,生怕人家否定了自己,清算自己的“路线错误”,保不住生前自己的最高权位,或者死后还会遭到清算。1962年召开关于总结评估“大跃进”以来成绩缺点的“七千人大会”,加深了毛对自己前景的担忧和对刘、邓的不满。[8]

  

  1964年“四清运动”时,毛与刘、邓的分歧更加公开化,毛认为刘、邓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同毛对立的另一个司令部。在1964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曾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又说:“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次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关于“四清运动”汇报会,毛怀疑刘少奇、邓小平排斥他出席会议,竟拿着一本党章、一本宪法径直去到会场,发牢骚说:“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9]那时他还神经质地认为,在他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他的崇高地位受到了威胁。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5.16通知》,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此次会议期间,毛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文革”于是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

  

  毛要打击他人以维护自己崇高地位,为什么要采取如此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而不采取其他较为简易方式呢?其一,毛可能觉得反对他,反对他的“三面红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反对他准备让江青等毛家人接班的安排的人(即“走资派”)较多,实力较强大,特别是中央形成了一个同他对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像庐山会议时的彭德怀几个人容易对付,而必须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革命运动,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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