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中国革命(国、共)两条路线的分合沉浮(上)

——辛亥革命百年感悟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59 次 更新时间:2012-10-15 2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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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导言

  

  一、关于主义与目标:国共两党当初为何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和目标?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和建国理论的伟大创新;中共选择的是何种马列主义?“登峰造极”的毛思想;中国大陆的后毛诸主义

  

  二、关于两党权位之争:被革命的主义和目标遮掩的真实动机;主义与目标的相对性;两次合作中的勾心斗角

  

  三、关于路线:两党选择为何显著不同?

  

  四、关于土地革命与对农民态度:中共的悖论与台湾的经验

  

  五、关于民主与专制:历史的庄严承诺为何落空?反专制为何更专制?中国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国大陆的造神运动和“史无前例”的文革;关于黄炎培的“窑洞周期律”

  

  六、中国大陆的民主宪政之路:当前中国大陆的政改之争;民主宪政建设的目标和核心问题;推进改革的阻力和有利条件;实现民主宪政的途径和形式

  

  七、关于经济与社会改革: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台湾的实践;中国大陆改革后经济大发展的原因;存在的问题与潜伏的危机;环境生态破坏;伦理道德与信仰危机

  

  八、关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是救国主义;民族主义内容的更新;国内族群问题

  

  九、关于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及中华一统问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国家统一的原则与进程——从两岸对峙的巨幅标语谈起;统一与改革的关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个倡议

  

  结束语:

  

  

  

  

  

  导言

  

  辛亥革命屈指百年。如同中国历史上各个相对稳定的大王朝之后,必定要经历数十、百年混战动乱时期一样,满清封建王朝经辛亥革命而灭亡之后,中国社会也进入了这样一个动乱转变期。百年来世事浩繁多变,社会象万花筒、西洋镜一般。乱世出英雄,其间也是时代弄潮儿们最亢奋、最玩命的时刻,军阀混战,党派纷争,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历史舞台上出将入相,角色们进进出出,宛如走马灯。

  

  但纷繁中也有主线,百年来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中最重要的角色和内容只有两个,那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革命”(用毛的说法是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已经过去的中国百年,如果“削繁就简”,可以说它主要就是上述两个政党、两种革命共生共存、“对立统一”、分分合合、此消彼长的纠合史。他们是一对孪生兄弟,基于同一的中国社会背景,同怀反帝反封、救国救民的志向和激情,于19、20世纪之交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大地。他们是同一兜根上长出的两条藤,或者说是同一条藤上开的两朵花,结的两个瓜。他们曾是联手“抗曹”的盟友,可又是一对“既生亮何生瑜”式的冤家。有时侯他们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多数时侯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而有时侯则是敌与友的混合体。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其前身)于1911年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结束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可是毛领导的中共却又于1949年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又建立了一个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然而国民党的政权(第一共和国)并未彻底消灭,却在中国台湾地区以一种特殊形式延续着,直至今日。

  

  这种颇为离奇的情景在中国以往历史上也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较典型的如秦末起义洪流中的刘邦与项羽:他们开始起兵时也曾结盟反秦,秦灭而楚汉相争;先前是项羽强而刘邦弱,项羽抗击了秦的主力军,而最后却是刘邦灭项,建立了刘氏大汉王朝。也有不同处,这就是最终结局——蒋的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被毛的中共推翻后,退守台湾海岛,虽然从此再也无力“反攻大陆”,却也能“偏安江左”至今逾一个花甲。国民党以及后来出现的台湾其他政治派系,他们把个不大不小的台湾岛整治得很是可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方面甚至优于大陆,以至令如今许多大陆人心中暗自呼唤要向台湾学习。

  

  岁月的流逝,逐渐淡去昔日的恩仇——何况对于后代人来说,早年政治家们的争斗那是上一代人的事,如今大家都是中国人、同胞兄弟,理所应当和谐共处,事业上互利双赢。当代两地的政治家们也在逐渐更新观念。可以预见,大陆与台湾这样两种基本政治力量和政治制度共存和竞争的基本格局,在中国还将继续维持相当一段时间。除非发生某种不可预料的情势,一般地不会出现武力征服,谁并吞谁、消灭谁的结局,只是今后和平共存、合作、竞争的方式和形式不会简单拷贝过去,而会有所创新。

  

  对于中国上述两种政治力量和两条路线百年来复杂而离奇的纠合关系如何看待,对于他们于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进化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一直是人们十分关心和争论着的问题。这本来就是个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地区)广大民众心中一直是本糊涂帐,至今仍然存在许多盲点。除了对于历史的评价本来难成共识这一通常原因外,历史事件主宰者故意歪曲历史,美化自身,攻讦对手,欺骗舆论,误导民众,使历史这个本来就“任人打扮的姑娘”再披上五花八门的面纱和迷彩服。但如今随着两岸对立情绪的渐趋缓和,人们心态渐趋平静,加之许多历史档案资料逐渐解密,历史也正在逐渐恢复它本来面貌的真实。

  

  本文并不指望以短小篇幅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事态作出全面评价,只想就其中一些长期令人困惑的问题谈谈看法,主要是从中得到的一些感悟和启示。历史已经逝去,但历史的启示可以指导后人如何正确面对今天和安排未来。

  

  

  

  一、关于主义与目标:国共两党当初为何选取了不同的主义和目标?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和建国理论的伟大创新;中共选择的是何种马列主义?“登峰造极”的毛思想;中国大陆的后毛诸主义

  

  国民党与中共都是19与20世纪之交,为在中国发动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统治,谋求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平等和富强,而先后组建起来的革命党。两党处在同一个中国、同一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下,面对基本相同的敌人,应当说他们革命的基本任务和性质是具有共同性的。而结果他们却从一开始就选取和确立了不同的主义和奋斗目标:前者信奉由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其目标所要在中国建立一种人民民主共和国(基本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范畴);而中共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这种主义和目标的分野,是造成后来两党长期分道扬镳的主要因素之一;直至今日它也是妨害中国海峡两岸和谐与统一的重要障碍。因此本文决定从这个问题谈起。

  

  凡起事者发动起义和革命,总需要有充分理由,提出明确的任务和目标,制定行动纲领和路线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争取广大民众拥护和参加。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凡涉及社会制度重大变革的革命往往还依据某种新创立的革命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强化其革命的正当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是关系到推翻几千年封建统治和几十年来帝国主义列强殖民主义压迫,彻底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中国革命同以往本国革命及同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都有着许多不同特点。所以,革命发起者必须根据本国实际来确定革命的任务、目标和纲领路线等等。但同时也必然要受到当时世界政治思想潮流的影响,因为当时中国大门早已被西方列强打开,西方的东西已经传播进来。实际上当事国两党(它们的主要发起人)在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主义和目标时,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即:将西方流行的政治哲学思想理论“套上”中国社会实际;或者说是将中国社会实际尽量“贴上”某种国外流行的学说的标签。这样,他们确立的指导思想和基础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上提出的革命主张和口号,才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号召广大民众。

  

  下面先从当时国际思想理论发展潮流大背景来作出分析。

  

  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而建立的西方国家确立了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理论的主导地位。在整个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经济上奉行自由放任原则,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中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利本位。至19世纪末,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产业革命,使得生产迅速社会化。社会化在极大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造成经济上垄断盛行,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公平现象日益加剧,贫富分化,阶级矛盾激化,经济和社会危机频发,政局动荡。这些表明在资产阶级革命年代流行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在它指导下建立的自由资本主义各种制度,如今遇到了问题和危机。正如本人曾经指出的那样,当时起码有三种人看到了这种不合理现象和危机,并分别开出了三种各不相同的药方(对策),出现三种思潮: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中对后来实际影响最大的是后二者。[1]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方案是改变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放任和个权利和自由绝对化(这在经济调节机制上表现为市场机制的一元化调节;在法律上典型表现是法国民法典确立的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原则),强调社会公共和整体利益,并由国家介入和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总体利益(这在经济上表现为国家调节的出现使调节机制“二元化”;在法律上表现为经济法和其他一些社会法的出现以及包括民法在内的整个法律部门的社会化)。这方面的改良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罗斯福新政改革。这种“改良”,如从指导思想和信奉的理论来说,是对过去自由资本主义的修正,而朝向“社会资本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演变。在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以后,虽然又经过“新自由主义”反复,但不久美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又公开提出和推行(由当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倡导)所谓“第三条道路”,即“社会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案(注意:这里是指马克思早期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观点主张)则认为: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需要完全推倒重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由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来重新组建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晚年在看到和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股份制等一些重要新变化以后,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看法,认为可以不必经过暴力革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彼岸”[2]。但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马克思晚年的转变,抓住其早年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并结合他们发动俄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发展”(实则是向着极左方向“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虽然仍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其实已经违背了马克思,尤其是其晚年的思想。后来由于他们取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时名气大振,并几乎在人们心中取代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列宁逝世后的斯大林又继承和从更左方面“发展”了列宁主义。

  

  在列宁从“左”的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有人从“右”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早在“第二共产国际”时期,国际共运内部就发生严重分歧。以伯恩斯坦等人为代表先后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修正”,奠定了“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基础。“民主社会主义”继承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以来的所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中的人民性、社会性等基本观点和主张,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投票和议会斗争方式实现“和平过渡”。并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粗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3]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纷纷成立社会民主党组织。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虽然几经兴衰,但绵延不断。20世纪末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第三条道路”,得到欧美许多国家人士的赞同,把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各种不同派别,其理论观点和政治社会主张互不相同,但总的说它是介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暴力专制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折中”的思想和“第三条路”。从其发展历史分析,它有两个源流:一个如前所述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从“右”的方向作出的“修正”——这一源流按照名副其实的要求应当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更合适。另一条源流,是从原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在后来出现生产社会化的背景下)所作出的“改良”。从当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改革到20世纪末年英国布莱尔等人提出“第三条道路”,都基本属于这一条源流体系——按照名副其实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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