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授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研发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细胞）的山中伸弥。

第二天，日本各大媒体的头条都不约而同地“报喜”，称山中伸弥是继2010年的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铃木章、美国普渡大学特聘教授根岸英一以来的第19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

回头再看看中国的网络，“为什么日本得诺贝尔奖的人那么多”成了热门搜索。其实，这里要透露的是，许多日本学者本应获奖却未得奖呢。

在过去的30年间，诺贝尔自然科学类三大奖中，日本拿过7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又拿到7次诺贝尔化学奖。但是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呢，距离上次的利根川进获奖，实则阔别了25年。是日本独独在医学生理学领域 “落后”吗？其实不然，更多的是日本人的“学阀意识”在拖后腿。

事实上，日本曾出现过多名获诺贝尔奖提名的研究者，比如因发现梅毒病原体而9度被提名诺贝尔医学奖的野口英世。按照坊间一般说法，1914和1915年，野口英世本应该获奖，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最终未能颁奖。但是据《你该知道却不知道的诺贝尔奖故事》一书的作者北尾利夫透露，野田英世没能获奖的真正原因是，“当时日本各学派之间有强烈的对抗意识，所以没几个人支持只有小学文凭的野口英世去竞争诺贝尔奖”。

与野口英世同样遭遇的还有铃木梅太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0年），铃木梅太郎就因成功提取出可用于治疗脚气的谷糠素（维生素B1）而获得提名。但是据北尾利夫介绍，因为铃木梅太郎“是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农学部的，所以日本的医学界势力不仅不肯支持他，还做出妨碍他得奖的举动”。正是日本人的这种“学阀意识”暗中捣鬼，让真正的“自己人”几度和诺贝尔失之交臂。

除此之外，被誉为“日本细菌学之父”的北里柴三郎、在世界上首次证实化学物质可以致癌的山极胜三郎和市川厚一、发现外耳氏病病原体并完成血清疗法研究的稻田龙吉和井户泰都曾提名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上述这些曾非常接近诺贝尔奖的日本人，他们都出现在二战前的日本。那么二战后呢？二战后共有10名日本人获得了诺贝尔自然科学类三大奖，他们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有美国“背景”。

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南部阳一郎是1952年去的美国，后来干脆就放弃了日本国籍。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波士顿大学名誉教授下村修和201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普渡大学特聘教授根岸英一的研究基地都在美国。就连盛誉之下的山中伸弥也是自美国留学归来。是什么让现代的日本培养不出“土生土长”的诺贝尔得主？分析起来，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研究资金，一是研究环境。

就拿目前炙手可热、刚刚获奖的ips细胞研究来说，日本文部科学省2007年在该医疗关联领域投入的预算总额逾10亿日元，2008年又上调到45亿日元，2012年也有67亿日元左右。单从数字来看，已算不少。可是和美国一比呢，到底是差一大截。

从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研究开发战略中心2011年的报告书中可以得知，201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在同领域投入的研究费用是68亿日元。仅是美国加利佛尼亚这一个州，4年里就投入了72亿日元。难怪有这么多日本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去美国。

再看看“过来人”是怎么说研究环境的。在日本讲谈社10月10最新出版的山中伸弥自传体《听山中伸弥谈人生和ips细胞》里，山中伸弥本人说，自己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曾一度患上了忧郁症。因为研究所不让自己直接参与研究，而是安排自己照顾研究用的老鼠，天天清洁老鼠笼子。这些待遇令他丧失自信，并想放弃研究。后来还是在家人的支持下，才得以克服忧郁症。在10月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山中伸弥也当众表示，在日本搞研究的这段时间，“晚上要就诊，星期六星期天要去医院值班，所以几乎没法儿回家”。

对此，北尾利夫也在接受《东京新闻》的采访中说，“在日本，研究者得为上司干杂活儿，没有多少能一心一意搞研究的时间。”

虽然日本文部科学省一直主张，要坚持完善日本国内的研究环境，支持学者把目标锁定在诺贝尔奖上。但是，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黑川清教授毫不留情地点破，“日本的研究体制相当地差劲”、“山中先生从美国回来后，真是吃了不少苦头，好在他能凭借自己的抗争精神坚持到底”。黑川教授还强调，“日本大学研究所，根本是把年轻研究者当打杂儿的和跑腿儿的，妨碍他们独立。如果日本不改变这种研究体制，就算投入再多的资金，也不能让科学的种子发芽。”

事实上，日本研究资金最为雄厚、得到日本文部科学省支持最多的东京大学，近年来也就只培养出一个获奖者——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昌俊。

作者简介：蒋丰，日本新华侨报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