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学:1982年宪法立宪目的分析与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0 次 更新时间:2012-10-14 2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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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学  

  

  摘要: 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说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其立宪目的基本分为四个方面,即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确立列举与概括的政府权力体制以及确立违法主体与违宪主体一体的模式。将1982年宪法的立宪目的与普遍主义的宪法目的相比较,发现它们在立宪目的上存在着差异。如何改进宪法中存在的问题,当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1982年宪法;立宪主义;立法目的

  

  1982年宪法被普遍认为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宪法,宪法学界对它的赞誉颇多,譬如,有学者称之为“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1]有学者称之为“我国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2]有学者称之为“社会主义宪法新发展的里程碑”;[3]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宪法,也是建国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4]还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5]等等。应当说,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天衣都是有缝的,宪法当然也是有缺陷的。从1982年宪法的立法目的进行分析,我们或许会从中感悟一些缺失与遗憾。

  

  一、立宪目的之一:确立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是随着“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在反思“文革”尤其是反思和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过程中逐步提炼、总结出来的,一般认为它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79年3月30日中共中央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6]在邓小平看来,在一个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中国,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就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思想政治上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7]所以,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事实,之所以还要强调,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

  邓小平明确地论证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原因:(1)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才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2)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3)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因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便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个真理。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人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就没有人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它们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因此,邓小平最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8]

  此后邓小平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不断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与重要性。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将四项基本原则法律化的思想,他指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规定。”[9]胡耀邦在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委,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既要反对那种企图回到‘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错误理论、错误政策上去的‘左’的倾向,又要反对那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的倾向。”

  因此,以宪法法律的形式将四项基本原则确认下来,就成为1982年宪法的指导思想与立宪目的。这就是彭真在1982年11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当然需要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问题是,如何坚持?是否是对权力有限制的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权力的根本与核心,执政党的权力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在宪法中有无限制是根本问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毕竟是由党领导人民坚持与人民自己坚持的问题,没有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其他两个坚持就失去了主体。由于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党权与政权往往是一体的,从宪政的角度说,应当对一切具有决定和重大影响国家社会生活的权力主体皆予以规制与约束。宪法只是规制国家政府权力的,若在国家政府之外,还有一个不受宪法制约的权力主体,是难以建设真正的宪政的,所以应当把党章中所确立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法律化,以政党法的形式将执政党的领导地位、领导权限、领导方式、领导形式、领导程序等固定下来,方才谈得上宪政的健康建设。目前执政党的权力一般是由执政党通过党规党律的形式进行党的自我限制与约束,而没有纳入宪法法律的监督体系,党的自我监督当然重要,但自我监督是一种忽视他律的监督,是超越宪法法律之外的监督,所以,从执政党长期执政的现实出发,还是将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监督更可靠。人民民主专政的权力在1982年宪法中也未作出限制,立宪者给予了人民民主以绝对性的信任,即对全国人大的权力没有任何监督,特别是对全国人大的立法权缺乏违宪监督机制。一部宪法应当是对所有的权力都必须予以作出规制的,而立宪者独独对影响国家社会生活的两个权力主体未加限制,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

  

  二、立宪目的之二: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

  

  国家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的复兴。这一直是党工作的重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恢复了1956年党的八大所确立的正确路线。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重申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任务,但政治报告中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十一届三中全会才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胡耀邦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这就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战略方针,就是把国家的工作重点坚决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点,为这个重点服务。国家的巩固强盛,社会的安定繁荣,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提高,最终都取决于生产的发展,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今后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个战略方针,除非敌人大规模人侵;即使那时,也必须进行为战争所需要和实际可能的经济建设。把这个方针记载在宪法中,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立宪者的角度考虑,他们主要是思考如何在宪法中确立国家今后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而缺乏深入考虑立宪的最根本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国家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现代化建设中必定会出现权力腐败的问题,只有充分考虑到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权力限制以及如何防范与约束的问题,才是立宪者认真思考的宪政问题。亨廷顿早在40年前就阐述了现代化与腐败的关系,他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为什么现代化滋生腐化呢?在他看来,原因有三:一是现代化涉及到社会基本价值的转变,价值观的转变意味着社会内部集团逐渐接受天下平等和以成就量人的规范以及伴随着公民权利平等观念的传播,而那些按照传统规范被视为合法性的行为,在新的价值观面前则成了不能接受的腐败行为;二是现代化开辟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而腐化是握有新资源的新集团的崛起和这些集团为使自己在政治领域内产生影响所作的努力的产物;三是现代化通过它在政治体制输出方面所造成的变革来加剧腐化。而腐化的形式大都涉及到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所以在一个外商无处不在的国家里,尤其会助长腐化的泛滥。[10]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如何遏制权力私有与滥用的过程,是如何通过宪法的权力制约以保证现代化平稳实现的过程。一部要基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使命的宪法,必须对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权力腐败事先作出防范与限制,这就要求立宪者立宪时必须考虑怎样防止现代化中会出现的权力腐败问题,这才是立宪的主要目的。亨廷顿指出:共产党人对国家所构成的威胁不在于他们推翻政府的本领,而在于他们建立政府的本领。[11]问题的关键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国家应当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思考政府的建设问题时是不同的,“当一个美国人在考虑政府建设问题时,他的思路不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威,而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12]可是在一个中国人看来会这样吗?事实证明是相反的。他考虑的不是如何去限制权威和分散权力,而是如何去创造权威和集中权威。因为,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可能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即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然而,如果仅仅考虑了权威与秩序而忽略了对权力的限制和对自由的保障,权威有了,秩序有了,宪法也有了,但自由和权利却可能处于权力的侵害之下。所以,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立宪者如何通过宪法将确立合法权威与对权威束缚统一起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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