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多俊 陈云良:中日经济法立法与理论研究之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2-10-11 11: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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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多俊 (进入专栏)   陈云良  

  

  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研究,中日两国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法最为发达的国家,两国政府都把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两国高校都开设经济法学这门课程,都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研究队伍。两国的经济法有很多相似之处,易于沟通与交流。对两国经济法立法及经济法学研究作一系统的比较,有利于两国经济法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法立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背景分析

  

  一个国家的立法和法学理论研究与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密切关联,中、日两国的经济法之所以呈现当前这样一种繁荣的局面,取决于两国独特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及文化渊源。

  首先,在经济体制上,尽管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日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两国的经济都经历三个非常相似的阶段:统制经济时期、转轨时期、市场经济阶段。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走上资本主义路以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实行的基本上是统制经济,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的干预和管制,一定程度上还带有封建色彩。明治维新开始后,为了尽快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日本采取了大量保护、鼓励、促进措施,如: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殖产兴业”,创办或廉价“处理”国营企业;改革地税;确立近代土地所有制;以大大提高“文明开化”,进行教育改革等等。[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发动侵略战争,日本更是实行了战时统制经济,国家将市场完全置于自己的统制之下,对生产、流通、消费实行全面管制,整编企业体制,并最后直接掌管军需业。第二阶段,1947年至1952年美军占领时期。二战以后,美军战领了日本,向其强行推行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打破了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军国主义化的统制经济体制,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和劳动改革,实行经济非军事化,倡导完全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这一时期,是日本从统制经济向自由的市场经济转轨阶段,有人称之为“理念上的竞争秩序导入期”。[2]1952年独立后至今,日本形成了完备的市场体系,成为世界最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之一。

  中国在1978年以前实行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比日本的统制经济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统统由政府按计划来安排,企业毫无自主权,仅仅是政府的附庸而已,没有半分市场色彩。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至1992年正式宣布要建立完全的市场体制。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人撰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中国已步入完全的市场经济阶段。

  无论在统制经济时期,还是在市场经济阶段,中、日两国都或多或少强调政府对市场的调节作用。即便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中、日两国政府都不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权,而是强调政府“有形的手”的积极作用,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这是中、日两国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的重大区别。当然,中国政府对市场的规制权限比日本更充分、更全面。

  其次,在政治体制方面,中、日两国都是中央集权型国家,但中国是一党执政,更强调一元化领导,中央政府的权力比日本更集中。中国民主制度尚在建设中,民主化程度不如日本。

  再次,在法治建设方面,日本在1952年以后,就基本步入法治社会,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民众的民主意识强。而中国目前还处在人治向法治转变的过程中,法律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但法治意识、权力规制、法律的实施等方面都还差强人意。

  最后,中、日两国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两国都深受儒教文化的浸润。两国的传统文化都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等级观念、服从意识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不少中国人发现,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传统礼仪、生活方式在日本被保护得更好。当然,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除了从中国引进了儒家思想,它比中国更早、更广泛、更成功地引进了西方的政治民主思想、法治意识、科学精神。

  

  二、经济法立法比较

  

  日本国内的经济法学者一般都将其经济法立法分为二战前与二战后两个阶段。但我们认为将日本经济法立法分为三个阶段,更能鲜明反映日本经济法的发展变化。

  

  (一)二战时期日本的经济法立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日本充分发展起来的还是契约法、公司法等“私人自治”的法律制度,它们对战前日本垄断资本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基础性的作用。经济法还处于萌芽时期,仅仅作为政策性的弥补手段来扶助和巩固垄断资本,允许政府扶持的某些企业拥有超越私法的特权。像1918年颁布的《军需工业动员法》,虽然,是一部国家主义的经济动员法,但其实施范围和程度极其有限。一次大战后,为了对付经济危机,国家开始对传统的“私人自治”领域实行更明显、更有力的干预,颁布了大量法律。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的经济法立法则以满足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为目的,具有经济危机对策和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的双重性质。1938年,日本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并以此为中心,制定了《企业整顿令》(1942年)、《工商组合法》(1943年)、《军需公司法》(1943年)等。以《国家总动员法》为中心的战时经济法规定国家对生产、物资、价格、信用实行全面管制,用国家统制取代了“私人自治”。

  一战至二战时期的日本经济法立法,基本是模仿德国的做法,是一种统制经济政策,为战争做准备,充分体现了国家主义精神。经济法不是反垄断,不是维持自由竞争秩序,而是鼓励、扶助,乃至组织垄断,具行政法、军事法的色彩。

  

  (二)美军占领时期的经济法立法(1945—1952)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接受波茨坦公告,美军占领了日本。美军为了消解日本经济中容易引发军国主义的各种元素,消除日本封建因素,进一步促进日本经济从属于美国经济的发展,推行以经济非军事化、经济和平化和经济民主化为基本原则的经济改革。在占领当局的主导下,1947年以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蓝本,日本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简称《禁止垄断法》),这部法律以维护公正、自由的市场竞争为目的,是市场竞争机制最基本的法律保障。因而在日本称为“经济宪法”。为防止战前统制团体的复活,1948年又颁布了《事业者团体法》。1949年颁布了《中小企业等协同组合法》,排除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支配。

  美军占领时期的经济法立法,是以限制垄断、促进自由竞争为目的,现代意义的经济法开始在日本出现。美军占领时期虽然很短,而且日本也是被迫进行市场化改革,但它却是日本现代经济法理念形成的转捩点,是自由竞争秩序理念在日本播种生根的时期。

  

  (三)1952年以后至今

  

  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取得了独立,经济进入了高速成长期,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发展和完善。这一阶段日本的经济法由逐步缓和对垄断的禁止—到限制垄断—再到促进垄断—再到禁止垄断,反反复复,呈波浪型发展,国家干预措施的松紧程度的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波浪型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对《禁止垄断法》的修改上:通过在反垄断法体系内创设适用除外制度(至今约有40多项法律对类似卡特尔的行为做出了适用除外的规定)来促进垄断,发展规模经济,达到用政府强力推进经济发展的目的;通过强化性修改,来限制垄断,促进市场的自由竞争,维护市场繁荣。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日本“通过对反垄断法的规制改革,规制法的变化和竞争法的适用实现两法间协动和竞合。”[3]

  1952年独立后不久,日本即制定了禁止垄断法的适用除外规定,缓和对垄断的禁止。1953年通过修改禁止垄断法,废除了对积聚的规定。这时还废止了《事业者团体法》。在缓和对垄断的禁止的同时,采取了促进企业合理化措施,1952年制定《企业合理化促进法》。

  1955年日本经济开始高速增长。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和日本纳入以美国为轴心的战后国际经济秩序,日本转入开放和自由化的经济体制。在对外经济中放宽了国家限制。在国内,提倡企业自主性。这个时期,国家制定了以基本法为主的国民经济各部门法规和企业法,对经济结构和组织体制进行规范。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政府十分重视运用经济计划从宏观上对经济进行调控,制定了一系列经济计划,颁布了许多计划法规。

  规制缓和的讨论,滥觞于70年代。1976年修改禁止垄断法,同50年代初修改的意向相反,这次是加强了对垄断的限制。但在对外经济上,1979年修改的《外汇外贸管理法》则更趋向于自由。但规制缓和的真正启动是在90年代中期,各个领域都提出了打破现状的划时代方案。[4]

  1993年颁布的《环境基本法》加强了政府的环境规制权。1995年颁布了新的《制造物责任法》,加强了对消费者的保护。1995年3月底,日本内阁通过了“规制缓和推进计划”。1999年、2000年日本对《禁止垄断法》又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废止了大量限制竞争的规定,弱化了政府对市场的规制权,减少了经济法的主要执行机构——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权限,进一步完善了民事救济制度。在金融业里,在所谓“日本式的金融自由化”的构想下,沿着自由、公平、全球三原则进行了彻底的体制改革。在各种公益产业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规制改革。[5]

  经过三个阶段,近百年的制度变迁,日本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核心,围绕这一核心,在各个经济领域(行业)制订一部基本法,如《消费者保护基本法》、《教育基本法》、《信息技术基本法》等,再根据基本法进一步制定各种相关的单行法规,以此建立各部门经济法的法律体系,如以《消费者保护基本法》为核心而制订的条例、法规已达260余件,由此构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最为庞大的日本经济法体系。[6]也正是这一结构严谨、相互协调、方法科学的体系,牢牢奠定了经济法在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地位。

  中国的经济法立法也大体可以为三个阶段: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为经济法初创阶段;其后至90代初,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法发展阶段;1992年决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法体系框架渐趋完备。

  在初创阶段,除建国初期曾一度颁布了一些经济法规外,如《土地改革法》、《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国民经济计划编制暂行办法》等,总的情况是法制未受足够重视,经济法的立法数量不多,性质同党政文件或行政法区别不大。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立法完全停止,原有经济法也名存实亡。

  在发展阶段,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确定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国的经济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以后中国经济法立法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1.数量急剧增多,覆盖面广;2.立法紧紧围绕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进行;3.立法反映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4.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这一时期经济法的中心内容。在整个经济法立法中,关于国有企业的立法无论在数量还是重要性上,都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

  1992年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必然引起中国经济法的重大变革,中国经济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93年以后,国家围绕推进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颁布了大量法律、法规。其中许多同完善经济法立法体系相关,是一些基本性法律,到今天,我国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法立法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加入WTO以后,我国经济法又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同日本进行规制改革一样,我国开始大规模修改经济法法律、法规,减少政府对市场的限制。

  纵观中日两国经济法立法史,可以看出,中、日两国都十分重视经济法立法,强调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立法赋予了政府较多市场规制权限,“强政府”形象凸显于市场。这是由于相似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两国的市场经济都是外生后发型,都有共同的专制主义的儒家文化渊源。日本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行政权力对私人自治领域的普遍介入,“不仅是由来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后进性,而且也是由来于天皇性这一绝对主义统治结构。”[7]

  但是,毕竟国情不同,尽管两国的经济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

  1.日本的经济法以禁止垄断法为核心,形成了机构严谨、有机联系的经济法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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