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从儒家思想到自由主义——论高招中的地域特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8 次 更新时间:2012-10-09 11: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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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摘 要】近年来,重点高校生源地方化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笔者以为,在重点高校招生中优待大城市特别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并不是分省录取制度的必然结果。类似的现象在科举考试中早已存在,它与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和近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都有着很深刻的渊源,表面的“不平等”下面深藏着的其实是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复杂联系,隐藏着的或许是对精英统治的普遍迷信——就此点而言,科举制度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倡导的“君子政治”和所谓的现代“精英教育”理念其实并无根本的区别。

  

  【关键词】儒家思想;自由主义;高招;地域特权

  

  From Confucianism to liberalism

  ——Regional privileges in the recruitment of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nfucianism; liberalism; The recruitment of universities; Regional privileges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it’s one of the social hot spots that the major universities are enrolling more and more local students. Students in key cities especially Beijing, Tianjin and Shanghai are given priority in the recruitment of universities . I think, such an unreasonable phenomenon is not inevitable result of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of sub-province . The similar regional privileges had long exist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hich followed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propaganda of modern Western ideas of liberalism . The "inequality" on the surface covered the complex histor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nks, maybe hide a universal superstition to the rule by the elite. At this poin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representing the Confucian culture, the idea of a "gentlemen's politics" and the so-called modern "elite education" concept have no fundamental difference.

  

  近年来,关于高考改革的争论十分热烈,从课程设置到题目内容再到高考分省录取的模式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这其中,现行高校招生的分省计划录取制度因为涉及高考移民、地域歧视等诸多社会敏感问题而备受诟病,特别是重点高校尤其部属高校在招生计划中对属地的故意倾斜,在每年的“两会”期间都会成为代表炮轰的靶子。虽然从法律上很难找到合法依据,但有关部门在面对此问题时顾左右而言他的迟疑却让我们深切感受到问题的复杂。

  实事求是地说,重点高校生源地方化并不是分省录取制度的必然结果。其实,改革招生制度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如果我们知道过去一省之内的不同地区高考乃至中考的分数线都不相同的话,我们就会明白现在省内录取线的统一已是巨大的进步,[1]然而这之后,进步似停滞了下来,从教育部官员到高校校长们,在改革分省录取制度上都显得顾虑重重,虽然承认不尽合理,但又都认为问题形成有着深刻、复杂的原因,贸然改革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最好的办法似乎就是维持现状,要改革也只能是逐步微调。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精英对此问题望而却步?有人说是地方保护主义使然,也有人说是因为各大部委、机关驻地往往在大城市特别是直辖市和首都,进而这些官员的子女也都是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如此种种,好像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深入的思考却会使我们发现下面深藏着的其实是历史、政治和文化的复杂联系。

  

  一、重点高校生源地方化的历史及现实

  

  现行高考录取制度的成型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建国初期,高等学校可依所属的行政区进行联合或统一招生,也可自行招生。1952年6月,教育部发出招生文件规定,中央成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招生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者外,一律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招生名额应报请审核批准,严格禁止乱招乱拉。到1954年,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联合发出通知,提出该年招生“必须贯彻中央统一计划、大区组织执行,并由各校直接负责审查录取报考各该校新生的组织方针”。从该年起,实行“按总分由高分到低分,分为若干等级,逐级分配“的录取办法。从此,中国高等学校的招生模式基本确定。[2]既然是按计划分区招生,就有个如何分配计划的问题,由于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文化教育事业还十分落后,为培养新中国建设急需的技术人才,把大部分的招生名额留给高校所在的大城市至少也是中等城市,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许多高校负责人谈及招生录取制度时,总爱谈及历史的原因、传统的惯例,我以为管理形成的初始动因就在于此。

  应当说,在建国伊始的那种环境里,这样的做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确实也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在中国教育事业已有了飞速发展的21世纪的今天,还固执于这种做法则殊少合理性。2006年,《中国青年报》曾发表名为“部属高校生源地方化调查:北京最低上海最高”的文章,文中指出:对全国部属高校2000年至2002年招生计划的分析材料表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全国的平均水平是44.76%。但地区差异明显,东部最高,均值为49.66%;中部次之,均值为40.69%;西部最低,均值为31.93%。就具体地区而言,同期北京的均值为18.98%,是全国最低的区域。但对上海地区8所部属高校的数据分析却发现,该地区3年平均值高达 56.99%。每年的计划外指标也都流向了高校所在地。[3]部属高校拿的是全国人民的钱,却不给其他地方的考生平等竞争的机会,这自然有些说不过去。有关人士努力为此种“不合理现象”的“合理化”找理由。当时的南京大学[4]本科招生办主任说:“南京大学是教育部与江苏省部省共建的高校,江苏省给我们的支持很大,由此产生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当然愿意在其他生源质量好的省份增加招生名额,但江苏省与我校的共建协议中,有一条就明确要求增加对本地的招生。”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原司长瞿振元也曾撰文表示,大家都希望上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高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复旦、上海交大等等,所以这些学校招生在全国要有一个合理的地域分布。“一般来讲,这些学校在当地招得多一点,向外地招得少一点。这当然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也包括这个学校本身吃这个地方的饭,喝这个地方的水,用这个地方的电,烧这个地方的气,很多因素都千丝万缕。” [5]按照他们的说法,部属高校受属地援助支持较多,有责任为地方经济发展作贡献,然而,这种理论十分站不住脚,做贡献的方法很多,为什么要采取在招生中给予特殊照顾这样就严重影响公民实现平等受教育权的方式?没有答案。至今,我们看到的仍旧是:一方面,高中课改轰轰烈烈,高考命题的分省化已成不可逆转的潮流,从而使不同省份的高考分数线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可比性;另一方面,分省录取的基本制度依旧难以撼动,计划分配的大格局没有改变。虽然有中国政法大学按人口比例招生的破冰之举,然而响应者寥寥,甚至有名校校长公开声明不准备放弃按地域招生,真正决定考生命运的高招录取制度改革实可谓举步维艰。

  然而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2008年,上海首次将增加外地生源数量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上海高校“在确保本市生源的同时,扩大招收全国生源规模”。[6] 从2008年开始,上海本地高校开始缩减在上海的招生名额。[7] 2009年5月21日,一篇名为“部属高校属地招生缩减,是耶非耶”的文章出现在《光明日报》上,文章指出:“教育部要求各部属高校今年面向中西部地区的招生计划不得低于去年,各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过30%的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8]虽然教育部2008年就已出台过类似的政策,[9],而且笔者对该政策实施的前景并不乐观——实施是“逐步”进行,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该政策的出台至少表明了政府对于“重点高校生源地方化”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的明确态度,即“需要加以限制”,而不是应该推广其经验或维持现状

  

  二、与科举制度的联系

  

  学术界普遍认为高考的分省录取制度源于科举考试中的分区域或分省定额制,特别是现行高招中对边疆地区的照顾政策,更是与后者有着深刻的渊源。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现在重点高校生源地方化的现象实际也与科举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类似的现象在科举考试中早已存在。

  貌似至公的科举制度下,因为要照顾当权者群体,很早就存在照顾特定地区如朝廷所在的京畿或京师的事实,而且不仅是户籍在京师的可受优待,在京师官办学校——如国子监——中就读的也可享有特权。隋唐时期朝廷已规定各州县按人口多少可以贡举解送一至数人到中央参与考试。据《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载,当时解送限额最多的即是京师长安的国子监,其次则是东都洛阳的国子监,不过因为有“有其才者不限其数的变通办法”,实际上还是完全的自由竞争。[10]宋代就开始有了变化。宋朝建立以后,沿用唐武宗会昌五年的办法实行固定解额制,并在解额分配方面给予面临敌对政权的北方地区以及文化落后地区一定的照顾,但是,在中央一级的省试,并没有限制区域中额,因此解额对最终登第与否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解额的分配比例真正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在宋英宗时期,当时已有人发现:因为学习条件较为优越,又不须长途跋涉科场中第者多为京城所在地开封府和国子监举人,“似有不均”,而且也不利于调动边远地区士子学习的积极性。因而向皇帝上书,建议试卷应“糊名”,并分别在试卷上题以“在京”、“逐路”字样,按名额裁定取人。欧阳修与司马光还因此进行了中国科举史上有关南北举额分配的首次争论,双方在“凭才取人”还是“逐路取人”问题上争执不下。最后,宋英宗采纳了欧阳修“凭才取人”的意见,但又规定在解额的分配中,应尽量向北方地区倾斜。虽然对北方的倾斜照顾有“西北近虏,士要牢笼”的理由,但不可否认的是,北宋的都城汴梁也是在北方。[11]南宋时,对京师的照顾更趋明显,临安举办两浙漕试,是与国子监、临安府并列的三大贡举的考场之一。南宋朝廷规定,在朝文武高级官员们的子弟可以参加由国子监选拔举贡的考试,称“国子监牒试”,录取率较高。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国子监牒试五人取一。于是“在朝之士,有强认疏远之亲为近亲属者,有各私亲故换易而牒者,有为权势所轧、人情所牵应命而泛及者,有自揆子弟非才,牒同姓之隽茂利其假手者,有文艺素乏、执格法以求牒转售同姓以谋利者。”因弊端太多,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罢诸牒试。除此以外,南宋还优待“国子学”士子;并规定由“三学”即太学、宗学、武学单独选拔一部分举贡,也是四五人取一。当然,国子学、太学、宗学、武学的驻地均在京城,高官甚至富商们的子弟自然可收近水楼台之利。于是“牒试既罢,又复冒求国子。士大夫为子弟计者,辄牒外方他族,利用场屋相资,或公然受价以鬻”。[12]国子学等是驻所在京师的官办学校,[13]当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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