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涛:从儒家思想到自由主义——论高招中的地域特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2 次 更新时间:2012-10-09 11: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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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中国国内重点高校所在地多是大城市,是各种精英人士的聚居地,继续维持现行高招录取制度也就是维护了精英们的特权。而在美国,亦有人主张:在富人子弟集中的郊区中学里,课程应以促进学术进步为主,而在贫困人口居多的内城区,中学课程应该突出职业教育。[28]有趣的是,“实际上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而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取得优势的特权阶层必定会将其优势遗传给自己的子女,但这样一来即破坏了精英统治的基础”;“一个彻底的精英统治的社会必然造成社会成员收入上的严重不平等,并因此会对社会凝聚力构成严重威胁”;“这不仅意味着有一些群体将生活在社会底层,而且意味着他们知道(因)自己能力的欠缺而生活在底层是命该如此,我们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加令人绝望的处境了。”[29]正因为精英统治模式有如此严重的缺陷,所以美国才会搞平等权利法案,在大学招生和政府雇员过程中为少数族裔和妇女留下一定名额,增加弱势群体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30]中华帝国也才会在解额分配上给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一定倾斜。然而,这种修修补补是不可能撼动整个大厦的,中国虽有科举制度但仍是等级和身份的社会,美国总统也不可能从蓝领工人阶层中产生。笔者以为,精英统治模式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并获得相当一部分人的赞同,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本身的完美无缺,而是长期以来由统治者主导的文化塑造使得人们相信这种统治是现实中所能寻觅到的最完美模式。亚当•斯密说过:“有些情况对人类的天性发生的影响如此剧烈,以致像这样不完善的生灵所有的最大程度的自我控制,不能完全抑制人类虚弱的叫声,不能把强烈的激情降低到公正的旁观者完全可能体谅它们的适当程度。……虽然它未达到尽善尽美,但是同在这种困难场合通常可以看到或可以预料的行为相比,仍然大大接近于尽善尽美。”[31]对统治权的争夺就是“这样的情况”,相对于专制的、由世袭产生的暴君,来自于考试和选举的精英统治当然更接近于尽善尽美——虽然它并不是人类能做出的唯一或终极抉择——所以中国历史上才会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传,以及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普遍的执着向往和追求;现代西方的某些国家才会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民主政治。

  

  四、结语

  

  现在很多教育工作者关注教育的精英性与大众性的区别,关于课程设置和考试方法改革的争论也很热络,然而,在笔者看来,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教育模式或改革方案,都应注意要真正增进社会的实质平等和自由,促进公正的实现。伯顿•R•克拉克在其名著《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中提出,现代高等教育系统具有三种基本价值观念,即公正、能力和自由,这三种价值观念之首即是公正。沃勒斯坦也说过,“知识卓越只应该是学院和大学的众多目标之一,社会公正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一旦追求社会公正与追求知识卓越相冲突,后者并不理所当然应该获胜。”[32]单纯强调“人才脱颖而出”的考试方式未必就能得到人才济济的结果,也或许会带来更多人才的被磨灭也未可知,比如当前正在进行中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对有钱进行各种特长训练的富裕家庭可能是好事,但对广大农村孩子是福是祸就相当不确定。这样的改革如果没有广大农村地区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为基础,只会使城乡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高等教育(特别是名校的)机会在我国还是一种稀缺资源,既为稀缺,就有个配置的问题,单纯依赖市场化的运作或坐等国家投资建设都不是可取的办法。资源配置不仅靠技术、还要靠社会。笔者以为,在稀缺的前提下,应该以制度建设促进高等教育机会更合理的分配,而不是被动地去承认“农村居民上大学更难,这是长期累积形成的利益格局,不可能出现‘存量改革’,而只有走‘增量改革’之路,即城市人口仍保持相对优势,同时给予农村人口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使总的比例更为合理。”[33]没有实质意义的机会平等是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更不要说现行高招体制在形式上都还很难称得上机会平等。当前,直辖市等地区所享受的高招录取优惠,仅仅只是户口在当地的学生才能享受,没有当地户口,即使在当地接受了系统教育,也与优惠无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政策比科举制度还更容易造成不平等,因为科举制度下的太学生即便不是来自于京师也还能享受优待。2009年1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科教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中说:“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这有多方面原因,要认真分析研究,关键是要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统筹。很多名人都是苦出身和从农民中来的。”[34]温总理的话就是对应该实行“教育机会均等化”的极好注解。

  在努力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化”方面,美国的大学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催生了平等权利法案,其主旨就是帮助社会中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包括非洲裔、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和妇女——争取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机会。该法案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在大学招生和政府雇员过程中,为少数族裔和妇女留下一定名额,此措施从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引发了一系列诉讼,有人认为其构成了对白人和男性的“逆向歧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基于民权,在阐述“教育机会均等化”的重要性方面,美国教育界还发展出了另一种新的理论。理查德•莱特在《充分利用大学时代》中说:“大学时代广泛接触来自各种宗教和种族背景的同学并学会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里生存,是大学生们在大学时代所有经验中感到最吃力同时又是收获最大的体验。”大学所能提供给学生最好的教育便是一个尽可能多元化的校园环境,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关于大学生成长发展的理论,当代美国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已经自觉地将招生纳入大学教育过程,在招生标准中的制定中注重地域、种族和性别的平衡,不仅看成绩,还要看成绩产生的背景,通过“精心挑选,‘组装’多元化的、最符合学生未来成长发展的一届本科新生”使之成为学校教学的一个主要环节。[35]皮埃尔•勒鲁说,“平等这个词概括了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一切进步,也可以说它概括了人类过去的一切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代表着人类已经走过的全部历程的结果、目的和最终的事业。为了平等的实现,所有的启蒙者和启示者前赴后继,在一切领域进行探索,绵延不断的战争使无数人的鲜血洒遍了江河大地,在多少个世纪中,全人类洒下多少汗水。人们个人的苦难,正象他们经受的集体的苦难一样,其神圣的目的正是为了平等,为了平等的感情,平等的观念。”[36]笔者以为,为了平等的实现,而非其他,这才是高考制度改革的最大价值。

  

  参考文献

  [1] 郑燕峰:“山东高考分数线趋向统一 录取率将达到62%”,《中国青年报》2003-06-07。

  [2] 刘伯龙、竺乾威主编;《当代中国公共政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3] 实习生叶铁桥、记者吴湘韩,《中国青年报》2006-04-30。

  [4] 同上文:该校2004年至2006年的招生计划名额中,江苏生源都占到了50%以上。

  [5] 同上文。

  [6]周凯:“上海首次将增加外地生源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国青年报》2008-01-25。

  [7]徐敏:“上海今年起增招外省市学生,促进教育公平”,《解放日报》2008-03-11。

  [8] 朱振国、丰捷:“部属高校属地招生缩减,是耶非耶”,《光明日报》2009-05-21。

  [9] 郭少峰:“教育部:部属高校属地招生比例应限制在30%以内”,《新京报 》2008-04-12。

  [10] 唐国子监下设六学一馆,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和律学,前二种“学”的学生均为高级官员、勋戚贵族子弟,其余“学”的招生对象则是官员和庶人子弟的混合。见: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第154—155页。

  [11]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12页。

  [12] 李树:《中国科举史话》,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86、87页。

  [13] 宋朝的国子学亦称国子监,既是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又是“最高学府”。国子学招收“京朝七品以上子孙”为学生,号称最高学府,然而因为办理不善,实则徒具空名。太学的地位比国子学低,招收八品以下子弟或庶人之俊异者为学生,这才是宋朝兴学育才的重点。见: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14] 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229页。

  [15] 李树:《中国科举史话》,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01页。

  [16] 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106—124页。

  [17] 赵子富:《明代学校与科举制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04页。

  [18]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8、37、45、49、131页。

  [19] “北大校长许智宏谈自主招生”,资料来源:北大招生网。

  [20] “大学校长谈高考改革:避免一考定终身”, 来源: 人民网2006-10-19。

  [21] 〔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著,曹海军等译:《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1、64、95、96页。

  [22] 〔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著,曹海军等译:《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1、64、95、96页。

  [23] 同上书,第104页。

  [24] 同上书,第109页。

  [25] 〔美〕韦恩•厄本、杰宁斯•瓦格纳著:《美国教育——一部历史档案》,周晟、谢爱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101页。

  [26] 同上书,第407—410页,430—431页。

  [27] 〔美〕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3页。

  [28] 〔美〕韦恩•厄本、杰宁斯•瓦格纳著:《美国教育——一部历史档案》,周晟、谢爱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448页。

  [29] 郑曦原、李方惠:《通向未来之路:与吉登斯对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4页。

  [30] 程星:《细读美国大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页。

  [31]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7页。

  [32] 蒋凯:“社会公正与大学角色”,见《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

  [33] 申培轩:《农村现代化与高等教育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页。

  [34] 资料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35] 程星:《细读美国大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19页。

  [36] 〔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王允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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