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十八大后经济面临历史巨变

——对十四大以来经济制度与政策的思考与总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97 次 更新时间:2012-10-06 18: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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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  

  

  笔者按:此文正式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27卷。经济史是用数字写就的历史。冷峻的数字常常令华丽的语言显得苍白。一个民族,勇于面对历史,才能真正勇敢地迎接未来。

  

  我国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缺少一部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史巨著。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经济学界习惯于跟随政治偏好进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评价。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处于学术自卑的心态之中,我国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美国研究机构的数字,特别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诡异,他们的研究明显具有政治倾向,他们是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重要设计者和推手,他们竟然提供了中国3000年以来的GDP数据,我国经济学家们就是借助这些诡异的“历史数据”证明一些“历史性结论”。例如,“民国奇迹论”;例如,“崩溃边缘论”;例如,“黄金十年论”。如此奇谈怪论不一而足,充斥了我国教育、学术和传媒。历史是连续统一的,参不透经济历史,如何研究经济现实?事实上,由于失去了宏大的历史视野,我国经济学研究退出了道的层面,过度纠结于术的层面。经济学忽略了对经济现实的严肃批判,政治家得以无所顾忌地推行政府机会主义,经济问题得以不断累积并深化,最终酿成深刻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的是,政治家们一旦斩断了经济学的春秋史笔,政府机会主义就可以肆意泛滥。由于政府机会主义肆意泛滥,结构性经济问题被长期掩盖,利益集团在金丝雀们美妙的赞歌声中,轻而易举地洗劫了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

  十八大,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盛世的好戏还未落幕,危机的犄角已经露头了。如果,中国经济再不及时展开历史性的转变,深刻的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了。

  

  一、让历史告诉未来

  

  十四大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我们先回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了。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第一,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GDP增长由6%提高到8%);第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第三,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一项是目标,第二项是经济保障,第三项是政治保障。

  不熟悉二十年前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一个政党的政治会议为什么会将“保八”这样的经济目标作为政治决策呢?当然,如果你不理解十四大决策的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连续二十年“保八”的历史渊源,你也就无法理解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现象(包括当中的奇迹与危机)。

  二十年前的决定,肇因于一九八九年的那场风波。受风波的影响,中国内部改革停顿,内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外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并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无法解决婴儿潮(六零后和七零后)带来的就业压力;不能迅速解决就业问题,意味着仍然会发生更严重的风波。执政党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知道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被数字化为“保八”。

  如何“保八”呢?非常之事,期待非常之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性人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极富个性魅力的朱镕基先生。朱镕基先生对经济治理有着敏锐的直觉,朱镕基先生准确地找到了启动中国经济的钥匙。这把钥匙的构造并不复杂,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解决资本稀缺问题;第二,解决市场空间问题。朱镕基先生发现,解决资本稀缺问题,可以通过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来实现,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以迅速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朱镕基先生很快就发现了解决人民币发行机制的窍门: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以重建人民币发行机制。朱镕基先生在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后,立刻着手解决市场空间问题。这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加入WTO。于是,汇改和WTO就构成了朱镕基新政的两个重要支点。由此,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十四大中后两项战略决策的意义了,那就是为“保八”而提出的经济制度保障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为保八而提出的政治制度保障措施(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客观地说,十四大是成功的。十四大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启动了中国经济,并使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得以度过一九八九年之后得经济危机,并创造了惊艳世界的经济奇迹。

  然而,经济史是冷峻的。历史地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发一利,必留一患。不错,朱镕基先生对经济问题有敏锐的直觉;但是,朱镕基先生仍然缺乏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高度,朱镕基先生也尚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在匆忙的摸石头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大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很多政策,仅仅是考虑了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并未考虑后果和退出机制。所以,朱镕基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朱镕基新政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首先,中国在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同时,大规模让度了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其次,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

  肤浅的政客和学者容易走入极端,他们在赞扬和歌颂改革开放成果得时候,喜欢将阶段性成就无限放大,一些并不高明的经济政策被刻意神化了,他们故意遮蔽了阳光背后的阴暗面。于是,原本是权宜之计的朱镕基新政,被赋予了过于浓厚的神话色彩(科学发展观),甚至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很可悲,原本一个在特定时间勉强正确的东西,被人为地拉入了另一个时间段,正确的东西变成了错误的东西,甚至酝酿成为一场灾难。

  十六大后的萧规曹随。

  在十四大召开十年之后,朱镕基先生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中国已经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发展空间问题。并且,由于经济政策的前冲特性,到了二零零二年,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客观地说,十六大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修正朱镕基新政带来的各种问题方面。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合理的东西制度化,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不合理的东西摈弃掉,应该将权宜性策略转变为长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学、商三界均无反思的道德勇气,他们太依恋朱镕基新政带来的既得利益了。十六大之后,朱镕基新政反而被固化、强化、扩大化。十六大经济决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此后,中国经济进入畸形发展阶段,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经济危机步步逼近。

  熟悉经济史的经济专家应该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的现象。也就是说,通晓经济史的专家,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边际。笔者手上缺乏精确数据,就有限的数据作判断,朱镕基新政效用的时间边际应在二零零二年。换句话说,十六大理应成为朱镕基新政的转折点。通晓经济史的专家也应该懂得,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政策惯性。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益,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继任者在食髓知味后,自然选择萧规曹随了。很无奈,由于我们不尊重历史,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一笑就是十年。

  历史从来就不是线性发展的,完全的萧规曹随是不可能的。就经济史的经验而言,十六大之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既得利益集团食髓知味之后,任何改变既定经济政策的决定都阻力重重。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他们用新经济政策去稳固既定的经济政策。十六大和十七大新经济政策的“稳固工程”,就是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新政。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御用的经济学家们就编造出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笔者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城市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意即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哪里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土化?我们是在筑城,而远非城市化!在轰轰烈烈的十年城市建设高潮中,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财产(土地出让金)被转移了,这虽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土地兼并,但仍然是土地兼并。很无奈,人性在历史惯性中堕落了。

  当然,问题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文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了。事实是,美国将通货膨胀转嫁到了中国,中国动员了几乎全部国力承接了美国通胀,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修复次贷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结果。毋庸置疑,这也就给即将到来十八大埋下了巨大的经济隐患。

  经济史研究从来不讨政治家喜欢。毕竟,数字会说话,无论多么美丽的言辞,一旦碰到冰冷的数字,立刻会变得毫无颜色。

  政府机会主义同样存在明确的时间边际。显而易见,十八大之后,再也无法萧规曹随了。

  

  二、我国经济问题概述

  

  一般而言,经济问题主要是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效率问题主要是分配问题。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例外。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分配结构扭曲包含了两个部分:首先,是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国民福利被大规模地向外进行了横向转移;其次,是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权力和资本强行将国民福利在内部进行了纵向转移。分配结构的极度扭曲,使得脆弱的社会再生产无法持续下去了,导致了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溢出,正常的生产流通濒于瘫痪。

  首先,我们分析国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

  第一,人民币价格扭曲。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朱镕基新政采取了低估人民币的权宜性措施。笔者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超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50%或以上。在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人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这种大规模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朱镕基新政的汇率改革,有效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问题,但同时也转移了本应形成内需的国民福利。这就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外汇储备规模失控,带来国有资产的巨大的经济风险(也存在成为政治抵押物的政治风险);二是导致内部消费严重不足,使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

  第二,要素价格扭曲。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朱镕基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甚至不惜破坏自然环境以达到降低商品价格的目的。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具有价格优势,中国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占领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二是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三,劳动力价格扭曲。由于中国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中国底层国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在特定时间内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空间。中国底层国民,在承受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压榨之后,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中国没有及时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进一步严重分化,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内需严重不足,严重滞后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最终拖累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其次,我们分析国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源于三个太高了:

  第一,制度成本太高了。如果,按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来分析,中国实际的制度成本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提供的资料。中国按照三色财政的逻辑(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计算,政府的总支出已经超过GDP的50%了,应该接近或达到世界税赋(指实际而非名义税赋)水平的上限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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