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让思想破土而出——我这三十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7 次 更新时间:2012-10-05 2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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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进入专栏)  

   

  一

  

  1982年春,我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一晃已经三十年了。当时才30岁出头,现在已经年逾花甲。我这三十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在太原,后一段在北京。回想在山西大学念书的时候,江地教授介绍他治学的经验是黄花鱼溜边,找一个别人不关注的空白而有所开拓。他在山西大学历史系教师里,算是学术成就很高的了,别人影响多不如他。系里还有一位阎宗临教授,我入学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阎守诚曾经和我同事。后来阎守诚将他父亲的史学文集整理出版,我才知道阎教授三四十年代研究欧洲史和中西交通史达到一流水准,因为热爱家乡,谢绝北京、广州一些名牌大学的邀请,回到山西大学任教。饶宗颐在序言中说他“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在山西的学术部门供职,领导人总是强调,挣山西的钱,就要为地方服务。在这种导向支配下,学术往往成为地方利益的敲门砖,自然难成大器。到了北京,知识界人士谈问题开口就是中国如何,世界如何。周围想大事的人多,无形中就起到一种拓展思维的鞭策作用。唐达成先生看了我写的文章,很感兴趣,说,可惜发在地方刊物上,没有影响。邵燕祥先生看了我的文章,也说过类似的意思。九十年代初,我从钱理群的《周作人传》面读到一段话,印象很深:“历史低潮时期,远离政治中心,可以利用那里相对薄弱的政治条件,进行历史的深思,积累力量;而到了历史高潮时期,则必须置身于政治文化的中心,投身于时代潮流的旋涡中。唯有在那里,在各种思潮、力量的巨大撞击中,个人的才华、智慧才能得到全面的展开,尽性的发挥,人的生命也就获得了光辉灿烂的的闪现。”的确,鲁迅、周作人兄弟如果不是在五四时代来到北京,而是留在绍兴,他们个人的才能再高,也不可能对中国文化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我的才智无法与大师相比,再远离文化中心,就更难做成什么事了。1993年,我已经年过四旬,随妻子漂到北京。1998年,从单位提前退休,以北京知青的身份把户口转回北京定居。北京是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置身其中和置身其外大不一样,我对此感触特别深。

  

  二

  

  到北京,我参与的第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是对顾准研究的推动。顾准这个名字我在80年代就听说过,但真正引起注意是我1993年研究文革中的民间思想以后。当时,从香港刊物上读到顾准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眼睛为之一亮。大约1995年2月,我路过朝内大街人民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看到门口有“《顾准文集》已到”的广告,于是赶快买了一册。读过之后,便把当时的想法写入《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缺环》一文。两月后在《读书》上刊出。不久,和《中华读书报》家园版的编辑萧夏林谈起顾准,他又约我写一篇短文《愧对顾准》。接着,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顾准文集》讨论会。转眼到了1996年1月,一天早上,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到了北京,要和我见见面。我赶到陈先生下榻的上海驻京办事处,和他谈起顾准是否还留下了一些未曾发表过的文字?听说留有一些日记,不知情况怎样?陈敏之先生告诉我,顾准留下的日记他那里有三本,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应当争取让顾准日记与读者见面。

  两个月后,我见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黄德志女士。她正经营着一家书店,问我有什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的书稿?我当时便谈到《顾准日记》。她对顾准十分钦佩,于是说定,由我找陈敏之先生联系书稿,由她联系出版发行事宜。陈先生很快就把日记的复印件寄给了我。我一看,价值果然很高。顾准生前有写日记的习惯。陈先生寄来的一本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时的日记,一本是1969年11月至1971年9月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的日记,还有一本是1972年10月13日到1974年10月15日在北京读书和生活的简单记录。日记到此戛然中止,从此顾准卧床不起,直到1974年12月3日凌晨与世长辞。这三本日记,虽然只是顾准生命长河中三个片断的记录,但对于研究顾准思想和生平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它从多方面提供了顾准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生活背景。记录了饥饿的威胁、疾病的折磨、失去亲人的悲痛、被迫检查交待、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没有读书、写作条件的苦恼。然而,就是在物质匮乏和精神折磨的双重压力之下,他经常关注的仍然是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从工业,到农业;从物价,到财政;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从国内问题,到国际问题,他都有执着的思考和独立的见解。最后一本记录了他生命最后两年的读书生活,能够从中了解《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两部杰作产生的文化背景。

  我拿到了稿子,黄德志女士联系出版却不顺利。一家出版社的主编同意出,社长不同意;一家出版社的一把手同意出,二把手不同意。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文集》的后遗症成了他们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最后经周实介绍,我认识了报告文学家谭合成,他找到了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初志英拍板,给这本书开了绿灯。与联系出版的艰难相比,编辑过程一路顺风。李慎之先生中风住院,我到协和医院病房,问他可否作序。他当即同意。又阅读,又摘录,为这篇几千字的序忙了十几天。我请王元化先生题写书名,他欣然命笔,并建议把顾准女儿的文章收入书中,还建议对骆耕漠先生作一次专访。骆耕漠先生当时89岁,双目失明多年,还是接受了我妻子邢小群一个上午的采访。吴敬琏先生是个大忙人,每天都忙到半夜一点以后,他不但抽出半天接受邢小群的采访,还自己用电脑把访谈稿修改了两遍。陈敏之先生当时已经77岁了,身患胃癌,所幸没有扩散,他和我捧着清样,连着校了四天。所有这些,都让我感受到老一代知识分子对顾准精神的珍视。

  《顾准日记》的出版后,我又和陈敏之先生合作,编成《顾准寻思录》。为此我采访了和顾准有过直接交往的陈易、陈丹晨、赵人伟、林里夫、石雪书等,并陈敏之回忆顾准的家世。最后,在作家出版社唐晓渡和民间投资人董怀明的支持下,把这第一本汇萃中国知识界回应顾准精神的书籍推向了社会。

  以后,我牵线搭桥,促成了陈敏之与顾准的儿子高粱合作,编成《顾准文存》四卷,由李丕光主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样,顾准留下的文献,基本就都“出土”了。顾准研究再次成为思想界的热点。

  

  三

  

  编辑有关顾准的书,使我得到北京知识界更多朋友的认可。于是,常有人找我策划出版方面的事情。

  1998年夏天,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徐晓和我商量有意义的选题,我建议整理出版另一位当代思想家遇罗克的遗著,她十分认同,并邀请徐友渔合作。在宋永毅、杨健、李恒久等朋友的支持下,我们三人不到一个月就把这本《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出来了。徐晓原计划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社领导提出要送审,于是,又转到中国文联出版社。在中国,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知道家庭出身意味着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如果家庭出身不好,不但升学、招工、当兵、提干没份,随时还要受到人格上的污辱。青年工人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发出了人与人生而平等的呐喊,为数以千万计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说出了心里话,得到了无数读者的共鸣。然而,他不能见容于统治者,1970年春天,一颗子弹夺去了他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在缺少英雄的年代里,他无疑是够格的英雄。

  在编书过程中,我们一直设法与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联系,找了许多线索都中断了。直到开印前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题为《遇罗克是谁》的短文,却意外地接到了遇罗文的一个传真。他看了报,通过编辑问到我的电话。联系上的时候,那本书已经出了软片,开印在即。只好请他写了一个简短的《跋》补在书末,来不及让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本书出版以后,遇罗文、遇罗勉和当年《中学文革报》的骨干郝治、王建复等人和我们聚会,心情十分激动。他们对三位编者表示感谢。我说,应当感谢的不是我们,而是遇罗克和他们。如果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有了些许进步,也是他们为此坐牢、受刑,甚至牺牲生命换来的。

  和遇罗文相识以后,我感到他是一个头脑清醒、阅历丰富、充满了社会关怀、对历史有独特思考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没有发言的机会。其实他的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的经历本身就蕴藏了一页珍贵的历史。他年龄比我稍长。他和家人所承担的苦难,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一家六口人,文革中竟有五人坐牢。我建议遇罗文写一本回忆录,记录他的经历和全家的命运。遇罗文接受了建议。他虽然多年从事工程技术,一经动笔,却表现了很高的驾驭能力。他写一部分,就给我看一部分。他的文笔准确而洗练,记忆力极好,丰富的历史细节从他的笔下从容地流出,展示出一幅广阔深沉的历史画卷。他从1999年初动笔,秋天就完成了这本书。书名《我家》,朴素而意味深长。遇罗文详细记载了《中学文革报》诞生、发展、夭折的始末。这份报纸虽然只是当时数以千种的小报之一,只出了7期,活动不到半年,是一群没有办报经验的年轻人仓促地办起来的,但他们代表着良知和正义。它因声张人权思想而诞生,又因人权思想为当时政权所不容而夭折。它成为中国新闻史上一个特殊的坐标。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新闻报刊史上,都堪称最辉煌的一笔。遇罗文在陕北和东北当了多年的知青,两度入狱,他和他的家人、爱人、亲戚、朋友、难友在那个年代所经历的各种磨难,都是我们民族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史学的传统是重宫廷活动的记录,轻底层活动的记载。这种畸轻畸重的格局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高层人物在文革或其他运动中经历的冤屈,被各种传媒反反复复地讲述;而平民百姓所受的更多的苦难,则缺少忠实的文字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家》又是一份难得的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政治、经济、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档案。经编辑郭沂纹的努力,2002年这本书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我还想推动另外两位思想烈士的遗著在大陆出版,都未能如愿,退而求其次,我和金凤合编的《王申酉文集》,丁群编的《陆兰秀狱中遗文》,只好拿到海外问世。

  孙越生也是一位文革中坚持独立思考的人。他1997年11月29日悄然去世。临终前一年自费出版了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期间创作的诗与画《干校心踪》,只印了600册。此书记录了许多前瞻性的思想命题,碍于诗的体裁,未能展开。孙越生在80年代撰写的《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是一本被埋没了的奇书。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官僚政治问题的是他的老师王亚南。孙越生没有止步于老师的结论,也没有匍伏在老师所宗奉的经典作家脚下,照搬现成的结论。他直接面对古今中外的官僚政治,特别是当代社会的官民对立。官僚主义在他的笔下,不只是官员的作风问题,也不是什么思想影响的产物,而是和人类自身历史同样悠久的痼疾,是对人类自身危害最大的痼疾。他不局限于对官僚政治现象进行概括,而是深入到人类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消亡、剥削的性质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质疑成说,另辟蹊径。他提出的新说,逻辑之严密、理论之彻底,视野之开阔,让人心智大开。这本专著虽然没有完成,但我的感觉是:已经构成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实施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宪政,有深刻的启示。

  我没有见过孙先生,只是在他弥留之际,写过一篇《有眼不识孙越生》,成为见诸传媒的第一篇悼文。他去世之后,我和邵燕祥、常大林、李辉都觉得应当推出他的文集,让他的遗作问世,让思想薪火相传。但尝试了多次,都功亏一篑。2008年,朋友谢泳趁着纪念厦门大学老校长王亚南的机会,写了一篇长文《从王亚南到孙越生》,在《新京报》发表,引起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林冠珍的注意。今年,她从我处拿到孙越生遗稿的电子文本,我又介绍她与孙越生的女儿取得联系,终于让《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与公众见面。袁伟时先生读到这本书,感慨孙越生是又一个顾准式的人物,非常震撼!其他学者读后也击节称赞。申张民权,限制官权,已成今日中国政治的当务之急。孙越生的遗著破土而出,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四

  

  除了发掘先哲的思想遗产,推动身边朋友的好书问世,也是人生一大乐趣。

  赵诚是我太原认识的老朋友,比我小一岁,经历很坎坷。他好学深思,却很少动笔。偶尔写点文章,颇见深度。1997年初查出肺癌,作了切除手术,当时才四十几岁。我认为,人的体质健康,和精神状态有密切关系。人有报负,不得施展,也会积郁成心病。200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冯克力、张杰来北京组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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