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斯彬:论良心自由作为现代宪政的基石

——一种康德主义的进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3 次 更新时间:2012-10-04 20: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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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斯彬  

  

  摘要: 康德是思想史上第一个为良心自由作出法学论证,并将之作为宪政基础的思想家。虽然一般被视为社会契约论者,康德的理论基础并非社会契约或者作为社会契约基础的人民意志。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以人的良心自由为基础,社会契约为手段,力图构造人的道德自我在国家的实现。对良心自由的追求不仅是康德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基本价值,康德还将之在权利体系中展开,使之具有充分的实证性,对现代宪法尤其德国基本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康德的权利秩序中虽然“人的尊严”是最高的价值准则,但这种价值准则是形式命令,要以良心自由为价值基础和界限。康德的良心自由理论经过德沃金的洛克式改造,也影响到美国的宪法实践,成为现代宪政的价值公约数。

  

  关键词: 良心自由 社会契约 人民的意志 人的尊严

  

  良心自由是个人形成自己特有的良心判断,并根据良心判断行事的自由。良心自由也称为良知自由。良心自由是当今世界各国所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且经过国际性人权公约的规定,已经成为普世性的人权。《联邦德国基本法》第4条规定:

  信仰、良心和信教自由,拒服兵役。一、信仰和良心自由、宗教和世界观信奉自由不可侵犯;二、保证宗教活动不受妨碍;三、任何人不得被迫违背其良心,武装服事战争勤务,其细则由联邦法律定之。

  《日本国宪法》第19条规定:

  思想及良心的自由,不受侵犯。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在美国也被视为保护良心自由的条款,该条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第一款规定:

  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项权利包括维持或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礼拜、戒律、实践和教义来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不过当代国际法和宪法文件所直接规定的良心自由已经是一种具体的宪法权利。而在宪政思想史上,良心自由则是作为原生性的普遍权利而存在,这种普遍的权利诉求是现代宪法中包括具体的良心自由在内的很多自由权利发生的思想前提和发展的价值源泉。意大利的学者拉吉罗说,良心自由“具有一种自个人勃发而出的扩张力,而且趋于逐渐扩大其自由与权利的领域,因为它包括来自不断拓展体验的各种因素及贡献。首先,良心自由被认为对人性至关重要,这暗示着宗教自由与思想自由。其次,又加入所有涉及与其他个人关系的内容:表达与交流思想的自由,免除所有压迫的人身安全,迁徙自由,经济自由,法律上的平等以及财产权”。[1]

  本文正是在普遍意义上论述良心自由,因为作为具体权利的良心自由其原理正来自于普遍权利的良心自由。这种良心自由是贡斯当所云现代自由的标志。贡斯当准确地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古代人享有的是政治自由,而现代的自由是个人自由,“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2]阿克顿认为个人自由的标志是道德的自由,“自由之核心和最高的目标就是良知的统治”,“自由就是让良知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自由就是良知的主宰”。[3]

  良心自由作为权利的发现和确立并非自然而然。在希腊人看来,人属于国家,并未有个人的独立,亚里士多德有云人是城邦的动物。希腊后期斯多亚学派开始从城邦转向对个人内心的关注,认为人的解放在于内心的自由。到宗教改革时代,路德声称因信称义,使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确立了良心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这样说道:“是宗教改革的显著后果之一,它首次把个人良知尊奉为判断的源泉”。[4]

  但无论是斯多亚学派还是路德,都没有在政治框架下把良心自由作为一种权利提出。对现代国家进行理论建构,直接贡献了近代宪法的思想源泉的主要是近代的社会契约论者。而其中,是康德在其宪法建构中,把良心自由作为宪政建构的基础进行了思辨的哲学建构。康德不仅把良心自由作为宪法权利的源泉和基础,更将之作为国家权力的前提。康德的论述直到今天还通过德国基本法对世界宪政产生重大影响。

  

  一、近代契约论者的权利观

  

  权利和权力是近代社会契约者关心的两大问题,无论各个论者理论预设和论证有多大不同,他们都是在某种权利的认识中,通过社会契约使个人的权利在公共社会的实现成为可能。社会契约也是建构政治权力的过程,在其中,他们相信权利和权力必然建立了某种联系。

  霍布斯把保全自己当作最根本的自然权利。人类之建立社会契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避免自然状态中因为“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带来的对生命的威胁。他所谓的社会契约“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卫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承当这一人格的人就称为主权者,其余的人就是他的臣民”。[5]因为迷信自保和和平,霍布斯极其恐惧公民不服从带来的无秩序,他认为主权者的权力应该是无限。霍布斯说:

  “其实一切政府形式中的权力,只要完整到足以保障臣民,便全都是一样的。人类的事情决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而任何政府形式可能对全体人民普遍发生的最大不利跟伴随内战而来的惨状和可怕的灾难相比起来或者跟那种无人统治,没有服从法律与强制力量以约束其人民的掠夺与复仇之手的紊乱状态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6]。

  显然恐惧支配了霍布斯的逻辑,通过社会契约,他又取消了公民保全自己的自然权利,在霍布斯看来和平的秩序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据霍布斯的逻辑,和平的独裁统治也胜于无政府的混乱。

  卢梭则对自由有着刻苦铭心的追求。他立志 “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接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7]但是他的社会契约论颇为奇怪。在其中,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的集体。转让过程首先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把自己全部地奉献出来。其次,转让是无保留的。每个人之间因此不在任何空间存在自然状态。最后,每个人奉献出全部,而得到了自己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等价物以及更大的力量来保全自己的所有。“只是一瞬间,这一结合行为就产生了一个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以代替每个订约者的个人;组成共同体的成员数目就等于大会中所有的票数,而共同体就以这同一行为获得了它的统一性、它的公共的大我、它的生命和它的意志。”[8]卢梭在追求人的意志自由的同时,用公共意志吞噬了个人的意志,这也难怪人们指责卢梭的学说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源泉。

  洛克把生命权和财产权当作最为重要的权利。洛克不认为自然状态是很糟糕的状态,但人们在自然状态中享有权利和自由很不稳定,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它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为加入国家,他们放弃了单独行使的惩罚权力,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起源也在于此”[9]。放弃的目的是出于个人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由和财产的动机,社会或由他们组成的立法机关的权力绝不容许扩张到公众福利之外,而是必须保障每一个人的财产。

  社会契约论者理论预设和论证的思路都有着很大差异,他们的共同点是选择了社会契约作为政治架构的方式。但他们很多对于人性的认识尚处在经验层面,直观感受到人对财产和安全的需求,此种分析没有足够的超验成分,难以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逻辑贯彻从人权到社会契约再到国家的关系。霍布斯认为人最重要的权利是自保,洛克认为是财产权,他们对权利的认识没有对他们的社会契约论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单纯对安全和财产权的追求并不一定要求重新建立国家秩序,传统国家所非民主、没有通过社会契约也可能满足安全或者财产权。如果社会契约者相信在现代国家,权利是成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的基础,那么他们需要提供一个成功的理论以对权利论和国家论提供统一的基础。这么看来,社会契约并非理论的关键,仍然需要说明为什么权利的需求或者什么样的权利要求导致了社会契约的渴望,进而产生了国家的建构。相对而言,卢梭比较成功,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由的,建立国家正是为了保证人的自由。在卢梭的理论里权利论和国家论有共同的人性基础,自由的需求启动了社会契约作为沟通的桥梁。但而之所以其理论会产生吞噬自由的后果,在于其把公意本身实体化,并使之和作为公意之源的自由脱钩。为了保障自由,必须保证公意之治,则必须究问公意如何保障自由,作为公意来源和目的的自由究竟是为何物。为此,仍然需要对意志的属性以及意志要求什么的基本权利做进一步的界定。

  

  二、康德的契约论

  

  在康德这里,社会契约并没有起到前述作家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康德并非真正的社会契约论者。姑且不论他的社会契约论是理性假设,重要的是社会契约论并非康德政治论述的基础,在他看来社会契约并非政治合法性的来源。

  早在洛克看来社会契约就不定要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洛克的态度还是有所游移。洛克洛克认为,人们同意受制于政府可以有明示和默示两种方式。所谓默认,“只要一个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的领地的任何部分,他就因此表示他的默认的同意,从而在他同属于那个政府的任何人一样享用的期间,他必须服从那个政府的法律”[10]。既然社会契约可以默认,则其在一定意义上是理论的架构,不必是历史事实。

  康德爽快地承认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并非历史事实。他把自然状态认定为一种理性的设想,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契约也非历史存在的事实,“它反倒是一个纯然的理念”[11]。这个理念的作用是约束立法者,“使他如此颁立自己的法律,就仿佛它们能够从整个民族的联合起来的意志中产生出来,而且每个公民只要愿意是公民,就如此看待他,仿佛一起赞同了这样一种意志。因为这是任何一种公共法律的合法权性的试金石。”[12]

  公民的意志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但康德没有把公民的意志当作惟一的或者决定性的标准。当统治者违背人民的意志进行统治时,洛克毫不犹豫地宣称人民具有反抗不法统治的权利。康德认为存在不可以暴力反抗立法者意志的禁令。因为这种抵抗所依据的准则如果成为普遍的,就会摧毁一切公民宪政,并根除惟一能够使人们一般而言拥有法权的状态。“鉴于一种已经存在的公民宪政,人民不再有权作出判断,来规定应当如何治理那种宪政”[13]。

  洛克的逻辑很清楚。人民是政府的权力来源,如果政府行使权力违背了人民利益,则人民可以收回授权,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惟一的合法性来源。人民的意志是社会契约的基本逻辑,无论是霍布斯还是卢梭都坚持这一点。他们不清楚的是人民的意志和权利需求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康德追求的是自由和秩序的兼容。康德之所以尊重秩序,并不是因为像霍布斯或者卢梭所认为,由人民意志所产生的主权者或者全民意志具有绝对性的权力。康德并不把人民的意志当作政治合法性的来源,赋予其绝对性的意义。究其原因社会契约并非康德政治理论的起点,社会契约论者如洛克把人民的意志作为起点,人民根据自己的权利需要进入社会契约。而根据康德的看法,人民并没有选择进入社会契约与否的权利,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契约的自由。

  洛克把社会契约看作公民意志的手段,为人民之意可分可合。康德认为社会契约本身就是目的。在一群人所籍以结合成一个社会的一切契约之中,建立一个公民体制的契约乃是其中独特的一种。它与其他契约的区别是:其他契约中人们为一个共同契约结合起来;但在公民体制的契约中,“他们的结合其本身便是目的,因而一般地在人们彼此之间不得不发生相互影响的每一种外在关系之中乃是无条件的首要义务,所以这样一种结合是惟有在一个已经发见自己出于公民状态之中,亦即形成一个共同体的社会之中才能发现”[14]。而在这样的对外关系中其本身就是义务并且还是其余一切对外义务的最高形式条件的这一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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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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