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毫无疑义是二十世纪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当之无愧地赢得同时代诗人的由衷赞扬：“所谓昌耀，就是当今中国行吟在青海高原上的屈原。”①“他是用汉语写作最好的诗人之一，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相比，他的作品也不逊色。”②能获得如此高度评价的诗人并世无两。他坎坷奋毅的人生，之死靡它的信念，厚重执著的情感，自由不羁的灵魂，震撼人心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诗歌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典范，一种象征，一座丰碑。二○○○年二月九日，昌耀逝世前四十三天，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他“厦新杯首届中国诗歌学会诗人奖——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度诗人奖”。这是对他几十年诗歌创作历程、成就及其影响的崇高肯定，这荣誉属于他个人，属于给予他精神栖所和创作激情的青藏高原，也属于赋予他生命密码钟灵毓秀的湘西山水，属于他的故乡桃源。
湖南省桃源县三阳港镇王家坪村，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小山村，青山秀水，宁静宜人。正像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不少杰出人物都来自小山村一样，王家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南方小村，为现当代中国贡献了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和一位享有世纪声誉的诗人，文武兼备，足可以彪炳史册了。世居于此的王氏家族栋宇相连，显赫庞大，在县内屈指可数，遐迩闻名。从王家大屋走出的两代人，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壮剧中，其勇毅精进的身姿和令人感喟的人生，无疑将给我们留下深长的记忆。昌耀的父辈中，大伯王其梅将军乃“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和平解放西藏时解放军进藏部队的最高首长之一，曾任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父亲王其桂青年时期在北京求学，曾在薄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里当过指导员，而后冲破重重险阻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三九年三月受党组织委派，回桃源任中共特支书记。兄弟二人投身革命，生死以之，“文革”前及之中先后以不同身份罹难。
昌耀本名王昌耀，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诞生在这个小山村。就在一年前，长征的红军经过离此不远的浯溪河，并和国民党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六个月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寇深祸亟、国事蜩螗的年代，家中的男人早就出外闯荡世界了，这也许为昌耀日后不安份地向往外面的世界埋下了种子。少年时期，昌耀转徙于常德、桃源两地读书，一九四八年，他从常德隽新小学毕业，其时湖南临近“和平解放”，校舍暂作军营，无处升学，直到一九四九年秋，他考入桃源县立中学。不久，湘西军政干校招生，他凭着一股好男儿志在报国的热情和雄心，踊跃报考并被录取，进入常德市内一处教会院落的临时校部学习。后因胆小怕鬼不敢起夜而常常尿床之故，转回县立中学读书。一九五○年四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一四师政治部在桃源招收青年学生入伍，昌耀瞒着父母去报考，被录取，遂成为该师文工团的一员，这年他未满十四岁。部队开赴辽东的前几日，他的母亲终于打听到并由人领着找到他的住处时，他躺到床上假装睡着。两月不见儿的母亲，坐在床边，轻唤儿的名字，手执蒲扇为儿扇风，而儿是“沉睡不醒”。当母亲走后他奔到窗口寻找母亲时，只看到了母亲在县城街上行走的背影。这令人懊悔的“无言别”，这母子终生不复相见的永诀，成了他郁结心中难以化解的永恒情结，成了他胸口永远的痛，以致日后他在诗中几无片语只字提及――他不愿触动这根敏感而痛苦的神经。不久，昌耀从桃源出发随军北上，在辽宁铁岭三十八军留守处政文大队学习，就这样掀开了他充满坎坷和传奇色彩人生的序幕。一九五一年春赴朝作战，其间两次回国参加文化培训，期间发表处女作《人桥》，自此与诗歌缔结深缘。一九五三年六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前十余日，昌耀在元山附近的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回国治疗，愈后入河北荣军学校，完成两年高中学业，随即于一九五五年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大西北开发，在青海省贸易公司任秘书。工作之余没有放弃对诗的追寻，继续从事诗歌创作。一九五五年调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参加创办《青海湖》并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五七年在青海贵德乡间体验生活时，为勘探队员写下了《林中试笛》组诗二首，旋因此诗获罪被错划成右派，随即被押解到湟源的大山沟里炼钢铁，在浅山地区修筑盘山石渠，抟土坯。在灯草油灯下，他满怀愤怨和希冀写下了近万字的《辩护书》。这种脆弱而徒劳的自我辩护不但没有使境遇得到改善，反而招致了更大的厄运，他被从监督劳动的土坯作坊，投进了西宁的监狱，和刑事犯们为伍。一九五九年隆冬，昌耀被流放到祁连山深处荒无人烟的劳改农场。在这里度过的二十年岁月是痛苦而漫长的，也是厚重而沉郁的。在“天苍苍，野茫茫”的戈壁滩，在“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牧场，他是被放逐的“贱民”，但凭着与生俱来的高贵、尊严和善良，他成为土伯特族长的“朋友和儿子”，成为草原郡主的“赘婿”。④苦难肆无忌惮地锤打着他的命运，土伯特人的情义和血性，呵护滋润着他病体支离的生命，也启迪和培育了他诗歌的峥嵘个性。他被剥夺了发表的权力，但他没有放弃，他在希冀中酝酿，在等待中低吟。一九七九年，春回大地。诗人昌耀否极泰来，长达二十二年的沉冤得以平反昭雪。他结束流放生涯，重返诗坛，以劫后余生倾尽全力采掘情感深处沉积已久的艺术矿藏，诗歌创作进入了勃然而发的黄金期，先后推出了《慈航》、《山旅》、《划呀，划呀，父亲们》、《河床》等一篇篇经典之作，像狂飙骤起，震动了诗坛，震撼了读者。昌耀的名字成了有创造力的诗人、青年诗人心中仰慕的明星，不少诗人不远千里，从内地的大都市，来到大西北的西宁，朝拜这位“诗人中的诗人”。他的诗歌专著《昌耀抒情诗集》、《昌耀抒情诗集增订本》、《命运之书》、《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昌耀的诗》等，已经成为诗歌的“圣经”，诗人们自愿地接受它的洗礼从而达至境界的升华；已经成为诗歌的高地，吸引着诗人们向往的目光，激发诗人们追尚的心志。
昌耀一生中，因为一首小诗而罹难，身心备受戕害，早年因吃糠而爱损的牙齿只能进食牛奶、面条和粥，晚年残酷的病魔也不放过他，肺腺癌一寸一寸地蚕食着他的生命。二○○○年三月二十日，面对死神的狞笑和威胁，他勇敢地迎了上去，以诗人的决然的姿式，坠楼而逝，享年六十四岁。选择这样一种告别生命的方式，可以从他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写的《我的死亡》中所宣示的“死亡观”找到答案：“死，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我仿佛对于印度幸福鸟说给俄罗斯勇士萨特阔的那句咒语‘长眠就是幸福’有了一种恰中下怀的解悟”。当生命作为思想、情感和欲望的载体，不堪重负、不能从心所欲的时候，他向着死亡勇敢地走去。他对死亡的态度，有哲人的达观，也有诗人的决然，使他获得了新生，使他成为“在死亡中复活的诗人”。⑤平生羞涩内敛、清操自守的昌耀，在死后掀起了一股“昌耀热”，《中国文化报》、《文汇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南方周末》、《青海日报》、《兰州晨报》等几十家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以及家乡的《常德日报》，辟出专版来纪念这位多产且多难的诗人。二○○○年四月一日．根据昌耀遗愿，极尽哀荣的昌耀的骨灰归葬故里，陪伴四十九年前长眠地下的母亲。他生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荣誉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担任过青海省六届政协委员、七届政协常委，九三学社教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文联委员等职务。
昌耀六十四年的人生旅程，是诗歌与生命的交响与绝唱。他的生命熔铸了湘西故园青山碧水的灵动和生机，熔铸了朝鲜战场的血光呐喊炮火硝烟，也熔铸了祁连山和旷古荒原的雄伟、粗犷、悲怆和壮美，化成了诗歌的雄奇、高邈、博大和精微。他以独特的角度和迥异的形式，表达了他对艺术的审美追求和对人生对世界的哲学思考，表现了一种难以企及的情感高度和思想深度，闪耀着人性的温暖和哲理的光芒。创作于一九五七年，发表于重返诗坛后的《高车》，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昌耀诗的特点，是诗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的轶诗
高车是高原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牧民在迁徙时将部族的全部财产载于高车之上，赶着牛群，驾着高车，在晨曦中奔向新的牧场，高车本身就是人类繁衍和生命强盛的象征。在铿锵作响的车行声中，在广阔无垠的参照物下，高车如穿行其中的辉煌御车，显得崇高神圣、庄严凝重，苍穹、星宫、时间也在高车的摇撼中凸显出诗意的雄壮和威武。这短短八行文字蕴含了昌耀诗作的所有特征：博大、雄壮、异域情调、英雄情结、高原气质以及坚硬、涩奥的语言。
《慈航》是昌耀重出江湖后向诗坛奉献的力作，是古老高原的人物山水风俗画，是非单纯个人文本的自叙诗，是民族的史诗。
在善恶的角力中
爱的繁衍与生殖
比死亡的戕残更古老
更勇武百倍
在《慈航》中反复间隔出现的这四句诗，无疑是这首长诗深邃的主旨所在。昌耀超越个人的荣辱和曾经的苦难，在诗中宣示了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哲理，达到了驰骛八极、笼罩古今的崇高境界。
欣赏昌耀的诗无异于充满惊奇和震撼的精神之旅，他的诗作刷新了我们的视域，直抵我们的心灵，即使尝鼎一脔，也让我们豁然眼亮，叹为观止，我们往常为欣赏惯性所左右的阅读经验因之被彻底颠覆。
昌耀为诗而生，为诗而死。他用生命打造诗的广厦，建筑诗的丰碑；他用诗烛照生命的长途，慰藉生命的孤旅。其实，昌耀的一生可以用他的诗题来标识：《人桥》――《林中试笛》――《慈航》――《一十一枝红玫瑰》，这些或信手拈来或精心构拟的诗题，可以看作诗人的生命里程碑：《人桥》是诗人的处女作，尽管手法单调稚嫩，但他抒发了那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炮火连天的环境里热血沸腾的血管迸发的生命激情，这是一种民族的集体感情。这首诗是诗人创作的肇端，它决定了诗人此生将钟情于诗，归属于诗。《林中试笛》发表于一九五七年那个特殊的年代。热情洋溢的诗人为新的时代所鼓舞，用诗的语言讴歌新时代的新人。但他被误解了，“颂歌”成了“大毒草”，成了“疯狂向党进攻”，他的命运因此急转直下，从一个对未来充满向往的理想主义者，成了被“专政”的“囚徒”、“逐臣”，政治的风暴把他掀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如果不是这首诗，如果不是这首诗被误读，或许他生命的风景该是另外一番模样；《慈航》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是昌耀登上中国当代诗歌顶峰的成名作，也是昌耀泣血绝叫的代表作，奠定了昌耀在中国诗史上的崇高地位。那时，年过不惑的诗人雄心勃发，恣意挥洒，精心结撰这一震古烁今的长篇巨制。此诗甫一发表，就引起了刚从冬眠状态恢复些许生机的中国诗坛的震动，几乎所有的诗人、诗歌爱好者，无不引领西北望，口诵昌耀诗。这首诗带给中国诗坛的冲击波是巨大而恒久的，它史诗般的魅力风靡了整整一代诗人，它强烈的西部地域色彩，是昌耀永恒不变的“注册商标”。从此，昌耀创作发表了一系列诗歌，丰富了中国诗歌史、思想史、精神史，正像“厦新怀首届中国诗歌学会诗人奖”评委、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韩作荣在《授奖辞》中称赞的那样：“昌耀是不可替代的，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生命化石，如神话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我们深深感谢他，留给诗坛一个博大而神奇的认知空间”；《一十一枝红玫瑰》写作于生命垂危的病榻旁，时间是二○○○年二月十五日，距离诗人辞世只有八天，是昌耀的绝笔之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诗人病入膏肓，命悬一线，割舍不下的是人间真情，依恋不已的是红颜知音，玫瑰的温暖色调难掩内心的忧郁情怀。这首诗迥异于包括处女作《人桥》在内的其他所有诗作，他抒发的是完全个人化的隐秘的内心情愫，他以此向给他敬献“一十一枝红玫瑰”的“滨海女子”有所交代。追求完美的诗人就是这样向世界，向挚爱他的人们谢幕、告别，这谢幕，这告别，显得那样从容，那样雅致，那样情意绵长。
昌耀从故乡出发，赴朝作战，参加西北开发，流放荒原，重返文坛，获得大奖，集人生的大不幸和大幸于一身。最后，他的胞衣掩埋之地，成了他的诗骨归葬之所，他的生命的原点和终点在划了一个圈后，重叠在一起。我们不能肯定，他的名字(字面上，昌耀乃“三日”、“三光”之合成)和故乡三阳之名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某种共同的生生不息生死相依的生命密码，但我们可以肯定，昌耀是从桃源三阳一个小山村出发，备受艰厄，又不断地超越苦难，从而走向世纪诗坛，成为世纪大诗人、诗人中的诗人的。我们感叹于他心理内在结构之坚韧，任何苦难都不能摧毁他的意志；我们震撼于他心理转化功能之强大，通过咀嚼和超越，人生的苦难转换成审美的体验，结构成瑰伟的诗篇。中外文学史证明，苦难总是如影随形地伴随着那些杰出的诗人，而苦难也造就了诗人，昌耀的生命历程为这个判断增添了生动的例证。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一个身处逆境的人应该以怎样的人格去对待苦难，以怎样的奋斗去实现自我价值，来赢得历史公正的评判。
他是诗的殉难者，他是诗的苦行僧，他是诗的精魂。
他是故乡的骄傲，他是不屈不朽的魂灵，他是矗立人心的永恒的丰碑。
二○○一年八月初稿
二○○一年十一月修改
二○○三年三月改定
注：
①周涛《羞涩与庄严—昌耀百日祭》，《南方周末》2000年6月30日，第23版。
②韩作荣《受难的囚徒与垂首的玫瑰—怀念诗人昌耀》，《诗刊》2000年第6期。
③同时获奖者还有将军诗人朱增泉。
④昌耀《慈航》。
⑤沈苇《在死亡中复活的诗人》，同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