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马、恩、列、斯—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29 次 更新时间:2012-09-27 07:4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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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进入专栏)  

  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丢掉了”;“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这很危险”。

  关于中苏之间围绕着斯大林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此前还只是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了解。波匈事件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吻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番话,事实上是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内部公开化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甚至使用了“里通外国”的提法,警告“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即“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他告诫他们:“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并且要求“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这里讲的“外国”,指的就是苏联。很显然,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正在发生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波匈事件还明显地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像以往那么乐观了。一个多月前的那种兴奋和满足感消失了。当时他高兴地告诉苏联同志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我曾经跟尤金同志说过,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如今,他又开始忧心忡忡了。他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一个贝利亚,大家就吃了一惊;后来又出了一个高岗,又吃了一惊;现在匈牙利出了那么多反革命,这就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还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把哥穆尔卡上台同出现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这反映出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导致政权易手的问题,已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把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相提并论,但他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极差。他再三说,赫鲁晓夫这些人不仅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怎么行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问题的指示,周直截了当地向赫鲁晓夫等提出,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应当主动做自我批评,承担必要的责任,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去。在1月1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宴会当中,周恩来又当面逼问赫鲁晓夫:你们二十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作些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但米高扬当场表示:当时的情况下,除非像对付贝利亚一样,把斯大林捉起来,否则别无办法。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则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独断独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如果密议捉斯大林,那么被捉的将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们自己。在还没有庐山会议以及“文革”那样惨痛经历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解释显得很难理解

  可以想象的是,毛泽东这时虽然谈到过“准备后事”的问题,但他显然认为他距离自己的“后事”还远。因此,他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国不要出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好在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信任的,他虽然提到党内有少数动摇分子,形容他们像刮台风前的蚂蚁一样,鼻子灵得很,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他们就动摇了。但他这时提到的这种动摇分子,级别最高也就是“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是他们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毛泽东形容他们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最厉害的话是下面这么几句,即“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相信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这是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国内个别地区出现少数人闹事后毛泽东产生的新的联想。用他的话来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举的例子是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学生闹事,说是“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

  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这几个极端例子的具体事实如何,颇值得怀疑。毛泽东随后举过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说的是一个支部书记公开贴出小字报,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反对出兵干预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就算“反革命”,这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有些牵强。包括毛泽东所举的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其实不过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两位干部,所主张也不过是在毛泽东派人征求他们看法时,私下提出来的一些希望党和国家吸取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从制度上加强制约机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的建议,本意并非就是要搞西方那一套。对此毛泽东也未必不清楚但抓住几个极端的例子,联系阶级成分或出身,进而把问题上纲上线,借机阐发自己的观点,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向风格。而他这时想要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的观点。讲学生闹事,他说根子在高等院校的学生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背后又有那些“老于世故”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讲动摇分子,他说背景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讲到我们相当一部分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之所以在农业合作化以及统购统销等问题上表现右倾保守,他还是着眼于阶级出身和阶级成分,认定问题还是出在这些干部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那些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如此等等结果,所有的意见,不论提出的方式正当不正当,也不论善意恶意,只要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被归结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于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意外地发现有太多的“蚂蚁出洞”时,他立刻想起了匈牙利事件,“蚂蚁”在毛泽东的眼里变成了“吃人的鲨鱼”。整风运动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阶级斗争的法宝又祭起来了。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烈地感觉到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有害无益,说正确的权威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否则,偌大一个党,偌大一个国家,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由谁来判断是非对错?他开始大谈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说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有些人也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他们不知道,有些人打倒斯大林是有个人目的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其实,毛泽东多少有点过虑了。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何尝曾经丝毫触动过他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呢?麻烦的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死后,是否还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呢?

  

  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曾长期集合在莫斯科的周围,接受同一个指挥中心——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社会主义的苏联,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曾长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身为共产党人,并且极大地受益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在这方面自然也绝难例外。中国革命刚一胜利,毛泽东就主动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一边倒”,并迅速与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清楚地反映出苏联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但是,曾几何时,中共与苏共之间竟反目为仇,双方关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甚至影响到双方国家关系一度竟处于紧张的战争边缘。同为共产党,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号称同志加兄弟,并且是战友加盟友,为什么竟会走到反目为仇、剑拔弩张的地步?这里面值得总结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毛泽东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

  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呢?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喜欢强调两党间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中外许多学者则喜欢把这一切归结为毛泽东强烈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单纯从意识形态或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似乎都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对苏联看法的改变过程是渐进的和曲折的,而导致他改变对苏联看法的原因也是相当复杂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概括起来说,那么也至少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加以解释:第一,是历史上的恩怨;第二,是毛泽东独特个性的作用;第三,是民族利益上的矛盾;第四,是革命理念上的歧异。以下仅就这四个方面分别加以分析说明。

  

  关于历史上的恩怨

  

  毛泽东与苏联的关系一向很复杂。青年时代,他就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当年的中国青年学子几乎无不想方设法留日、留法、去南洋,而他想的却是“不如留俄。加入共产党之后,毛泽东又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提出“欲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的共产党人当1935年中国革命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时,同样又是毛泽东最鲜明地主张:“打到苏联边界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军事上(得到)飞机大炮”,再来向东发展。当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已经相当壮大时,毛泽东对苏联更是寄予厚望,以致有苏联援助一定会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的话由此不难想象,当1947—1949年中国革命眼看就要夺取全国政权之际,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应当访问苏联,向斯大林当面请教建国方略并缔结互助同盟。他甚至力排众议,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公开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外交路线。

  说起来,在毛泽东的成长道路上,俄国人也确实助力颇多。正像我们已经谈到过的那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最早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称赞的一份中共文献。“朱毛红军”一度是莫斯科报纸上有关中国革命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毛泽东的文集更是俄国人出版的第一部中共领导人的著作集。因此,毛泽东才能在党内“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下,不仅进入了政治局,而且最后成了得到莫斯科正式支持的中共领袖。如果没有莫斯科的多次干预,很难想象毛泽东会有后来那样的地位。

  当然,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了解得很少。他长期感受到的是少数言必称苏联的留苏学生的歧视、压制和打击,那些断断续续发生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不愉快往事,给毛泽东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这里唯一的例外只有一个季米特洛夫,对这位共产国际后来的总书记在来自莫斯科的王明等人企图取得党的最高权力时于1938年公开出面支持了他,使他取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毛泽东感念至深,但仅此并不足以使他对莫斯科领导集体的能力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越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当中证实自己的正确,他就越是认为,莫斯科在对待他的问题以及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太多的错误。

  领导中国革命的高度自信,导致毛泽东在确立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之后,迅速强调了独立自主。1940年代初,面对国共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和莫斯科极力要求他与国民党妥协的做法,双方终于发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

  当然,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想法还是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八大”刚刚通过决议肯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时还难以从理论上根本改变这一定论。因此,他这时虽然一再强调革命、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有,理智上还没有把一切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一方面肯定“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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