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袖:徐志摩与庄子——“逍遥游”式的人格理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8 次 更新时间:2012-09-25 18: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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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袖  

  

  一、道家精神与19世纪英国浪漫派的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是互补的。如果说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弹奏的庄严的主调,那么,道家思想就是不时泛起的轻快的和弦。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相互渗透的理念融入进中国文学的领域,自然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风貌。具体到徐志摩的身上,透过那儒家思想主导的表面,那种逍遥游式的内在人格理想,在其作品中通过纵情于山水之间的浪漫飘逸得到了最大的凸现,构成了徐志摩作品中最具特色的一面。可以说,作为道家代表的庄子的审美理念,在现代文学史上通过徐志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现。

  在《徐志摩:新世纪的回眸与解读》一文中,我曾如此写道:“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历来有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徘徊的人文传统,总想在救世济民、兴国安邦、建功立业的劳碌奔波之外,仍然拥有一份属于个人的隐逸的精神家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既在人生中积极进取,又在适当的时候回归内心,闲适自在,以天地胸怀来处理人间事务,外儒内道,进退自如,以期达到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然而这种收放自如的人生境界,往往会因为客观环境与历史境遇的恶劣而失去存在的可能,极难达到。在历史现实环境中,要么一往无前,舍生取义,甚至‘杀身成仁’;要么退隐江湖,抽离是非的现场而明哲保身。于是,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内忧外患各种动荡不安接踵而至的历史环境中,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选择后一条道路,在优美的大自然环境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高举远慕,在感情的审美寄托中忘却扰攘的黑暗现实。尽管,他们也不可能避开现实的搅扰,也会关怀现实中的苦难与叩问存在的意义,但更多的时候,是在与大自然的交流中物我两忘,主客同体。这样的例子,古代的如陶渊明、李白,现代的如徐志摩。”-----其实无论是古时的陶渊明、李白,还是现代的徐志摩,他们的这种隐逸思想的传统,都应该追溯到庄子的身上。庄子的“逍遥游”思想,犹如一道灵魂的闪电,闪现于凶险四伏空前动荡的春秋战国时代,标志着个体的独立意识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首次觉醒,闪耀出异样的斑斓色彩,感召和唤醒着后世的知识分子,把它作为黑暗时代中个体安抚自我生命、远离政治倾轧和尘世喧嚣的一种可能方式。作为道家代表的庄子哲学,追求的是一种超越的感兴,强调的是与自然同在的主客同体,天人合一;庄子散文中那种热烈奔放的情感抒发,浪漫不羁的想象,独特的个性表达,以及汪洋恣肆的文体风格,无不深深地渗透进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创作理念,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发展。在现代,庄子那种出世的思想,希冀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温存抚慰、高举远慕而实现物我交融的天地境界,则在徐志摩众多的山水文章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流露与呈现。在那些文章中,作者在大自然美景的陶醉中释放了性灵的芬芳,不但使人感受到作者写作时的美好心境,而且让人跟着一起沉迷。这些作品如《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天目山中笔记》等篇,构成了作者散文中最璀璨光华的部分,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游记名篇。

  “我生平最纯粹可贵的教育是得之于自然界,田野,森林,山谷,湖,草地,是我的课室;云彩的变幻,晚霞的绚烂,星月的隐现,田里的麦浪是我的功课;瀑吼,松涛,鸟语,雷声是我的教师,我的官觉是他们忠谨的学生,爱教的弟子。”“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闪动,草叶上露珠的颤动,花须在微风中的摇动,雷雨时云空的变动,大海中波涛的汹涌,都是在触动我感兴的情景。”----从徐志摩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他自幼就极爱大自然,具有敏感好动的天性,对宇宙万物充满了好奇与幻想,也许正是这种与庄子接近的天然禀赋,使他从小就熟读了庄子,在他成年后给读者推荐的书目中,仅有的一本中国书就是《庄子》。也许是庄子那天马行空的壮思逸兴深深触发了具有同类气质的徐志摩,使他日后在攀登文艺高峰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他那“跑野马”的不羁文体,无形中也具备了庄子那“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的汪洋恣肆的气势。更有趣的是,在叙事状物的具体描述上,庄子仪态万方的想象也曾给徐志摩以细腻的启迪。例如徐志摩的《天目山中笔记》开头一段形容“山中之声”的神来之笔:“庙宇在参天的大木中间藏着,早晚间有的是风,松有松声,竹有竹韵,鸣的禽,叫的虫子,阁上的大钟,殿上的木鱼,庙身的左边右边都安着接泉水的粗毛竹管,这就是天然的笙箫,时缓时急的参和着天空地上种种的鸣籁。”-------这一段与《庄子·齐物论》的开篇中关于“风”的著名描写颇为相似,虽然不排除徐志摩在天目山中同样是以一颗无心机的纯净之心去感受天籁之声,但以“笙箫”比喻“竹韵鸟鸣”等自然之声的类似描述,则不难看出庄子文体熏染的痕迹。

  当然,徐志摩生在一个商业家庭,以实用理性为内涵的儒家思想在他身上也有深刻的体现。例如在1918年8月离开祖国赴美留学时,风华正茂的徐志摩曾写下了激情洋溢的《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以慷慨纵横的气势表达了自己振兴民族、报效祖国的勃勃抱负:“国难方兴,忧心如捣。室如悬罄,野无青草。嗟尔青年,维国之宝,慎尔所习,以骋我恼。诚哉,是摩之所以引惕而自励也。诗曰:父母在,不远游。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惶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珍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揖起,岂徒然哉。……国运以苟延也今日,作波韩之续也今日,而今日之事,吾属青年实负其责,匆地大物博,妄自夸诞,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谏。夫朝野之醉生梦死,固足自亡绝,而况他人之鱼肉我耶”-----这实际上也就是传统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身上的体现,但同时道家的超脱浪漫的精神却并没有泯灭,反倒深深地植根在他性灵的深处,只等待适合生长的土壤。果然,当徐志摩转学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时,那秀丽的风光无形中摇活了他久蛰的性灵,撩拨了他那自幼热爱大自然的情怀,而英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令他深深地迷恋,因为这无形中契合了他自幼接受熏陶濡染的道家的内在超越精神,从此起,英国19世纪浪漫诗派诗艺的熏陶催生了他创作的灵感,他那蛰伏的诗情诗感,终于在归国后适逢其时的新文化运动中喷薄而出,化为满纸烟云,成就为新诗史上五光十色、灿烂炫目的七宝楼台。------可以说,英国剑桥的自然风光与19世纪英国浪漫派文学思潮,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代大诗人,但如果没有传统的道家超脱精神的土壤,19世纪英国文学浪漫主义精神就不会在其性灵中萌芽。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逍遥理念,弃经世致用而抱朴守一,离尘世而取内心,追求玄远的绝对,与英国浪漫派在精神气质上其实是殊途同归的。

  

  二、“逍遥游”式的人格理想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鹏之徙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将图南。”-----庄子的“逍遥游”是一种超越于现实之上的精神状态的自由飞翔,自我主体在这种自由飞翔中体验着一种莫可阻挡的高度的快感。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精神在悠远的文化时空里弥漫绵延,投射到徐志摩的作品中,幻化成了无数精彩纷呈的缤纷意象。在徐志摩的诗文中,“飞”的意象多次出现,同时也构成了其诗“轻盈飘逸”的风格基调。例如《快乐的雪花》一诗中那一朵“翩翩地在半空里飞舞”的雪花的潇洒姿态,它“飞扬,飞扬,你看,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作者在其中羽化成雪,正犹如庄周梦蝶);《偶然》一诗中那“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的洒脱空灵;《云游》一诗中那在天的一角“自在,轻盈”的一方云彩的逍遥;《再别康桥》中“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的凌波飞渡;······最明显的是其散文名篇《想飞》中的表达:“啊飞!不是那在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那凑天黑从堂匾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人类最大的使命,是制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飞!理想的极度,想象的止境,从人到神!诗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盘旋的。飞:超脱一切,笼盖一切,扫荡一切,吞吐一切。”其中也引用了庄子的那句“其翼若垂天之云……背负苍天,而莫之夭阏者”-----这种无阻挡的愉快的逍遥,从精神气质到文体,全部都是庄子“逍遥游”的现代翻版了。与庄子的“乘天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浪漫逍遥相同,徐志摩在那个动荡不安,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矛盾交织的复杂现实里,是想凭籍这种“逍遥游”的超越精神来作灵魂傍徨迷惘的最后拯救,而且他也是一度找到了这种独特的超脱快感的,但当那种轻盈的拯救不得不借助于现实中的飞机来频频实现时,悲剧诞生了,他人生最终的结局预言似地兑现了其散文《想飞》的结尾:“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硼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可以说,古代庄子那“逍遥游”式的人格理想,无形中达成了现代诗人徐志摩的“行为艺术”:使他不断地按照那种“逍遥游”式的理想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将自己对自由的追求纳入到解脱自己、超脱现实的行动之中,从而最终将自己导引到一个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在此,诗人想飞的愿望,无疑是一种审美的超越,它源自内心无限自由对外在有限自由的超越,通过情感中介和感性形式在艺术实践中追求内心的无限自由。

  说到庄子的“逍遥游”思想,不能不说到它在现代思想史上曾引起的巨大争议,最明显的是被指斥为缺乏现实社会的责任感的消极逃避。在“五四”风起云涌的历史现实中,激烈批判乃至全面否决庄子以个人为本位的思想甚至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种种罪名如“个人主义、遁世主义、逃避主义、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阿Q主义、复古主义”等纷纷加诸其上。而在1980年出版的刘小枫的名著《拯救与逍遥》一书中,作者在以犀利的眼光对中西文化精神的粗线条进行比较研判后,也不无痛切地指出:这种适性怡情、逍遥自乐的人,不过是“生命的自然顺化、植物化”,“忘怀任何目的意义,不计较现实的善恶”的情怀冷漠的局外人。应该说,这些批判基于“逍遥游”思想在历史流传中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谓不深刻,但却缺乏对逍遥游思想内涵整体性的把握,对庄子思想的内在逻辑结构存有误读,正是这种隔膜和误读,使人们对“逍遥游”作为一种个体的超越精神在黑暗的时代所具有的人性意义缺乏宽容的理解,从而屡屡以偏概全地作出粗暴简单的批判。事实上庄子在那个混乱的时代渴求自我生命的安顿的同时,又何尝没有对世道深切的痛苦忧虑?说他是情怀冷漠的局外人,显然有失公允。庄子固然向往回归自然,但这种对物我两忘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好生存方式的追求,无疑承载着人类的终极价值理想,又怎能说“逍遥游”的精神实质是“忘怀任何目的意义”而无情无义的“植物化”呢?当杀伐激烈凶险动荡的政治现实无情地剥夺庄子实现理想抱负的可能性,他通过远离喧嚣尘世、回归内心的方式所达到的逍遥,正是个体于黑暗时代的被迫选择,这种选择又有何不妥?个体拒绝将自我置身于现实的政治专制中,正代表了士人群体对自我独立人格和高远精神理想的坚守,这种坚守,本身就是对权力束缚的反抗和对黑暗现实的批判。萧公权先生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就曾指出过:庄子的思想,是对晚周“衰国苛政永久之抗议”,堪称“专制天下时期反对专制最彻底之抗议”。现代作家李劼也曾说:“庄子的逍遥,是相对于任何一个或者失了逍遥的权利或者丧失了自由的心灵的存在者而言。正是因为逍遥的这种所指,致使以不争为原则的逍遥,自然而然地具有指向专制、指向专制话语的锋芒。逍遥首先是对权力的拒绝,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力。逍遥同样不认同专制的伦理和专制的道德,更不认同为专制话语所树立的各种道德偶像。”-----这种源于一种个体意识觉醒的不屈从于专制的独立人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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