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三人行,必有我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20 次 更新时间:2012-09-24 09: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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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  

  

  刘震云的小说从不缺少读者,不缺少关注度。长篇新作《我不是潘金莲》刚出版发行没多久,已经第二次印刷。从《一地鸡毛》到“故乡系列”,再到《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刘震云的创作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带着种种问题,记者采访了刘震云。

  交谈中,刘震云始终坦诚而谦逊,就小说如何表现社会生活,作家如何保持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读者和舆论对自己创作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阐述。同时,他还对当下文学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在隐形关系中逼近真实

  

  记 者: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里面,“我不是潘金莲”既是李雪莲的一种道德诉求,也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的道德价值判断的基本呈现。“潘金莲”在此意味着什么? 代表着什么?小说中的“潘金莲”这个符号和您对潘金莲的认识中间是有差距的,形成了价值判断上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您有意制造出来的,还是为了凸显这个文本 的荒诞感,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刘震云:在《我不是潘金莲》里面没有有意地突出什么。但是书出来之后,确实有很多人问,作者是否有意这么做。这部小说是不是非要叫“我不是潘金 莲”?能不能叫“我是李雪莲”?我曾经起过别的名字,叫“严肃”,因为这个小说里的每一步运作是非常严肃的。不管是李雪莲还是各地的官员,都是在非常认真 地对待这个事情。我也很严肃,这里面惟一不严肃的是正文里面的史为民,他用不严肃对付严肃,结果把严肃击得粉碎。 所以我想叫“严肃”,“很严肃”,但出版社出于商业考虑,还是觉着《我不是潘金莲》好,不管是大陆出版社还是台湾出版社都有这样的意见。另外,也有人觉 得,小说里边其他人物的一些名字是不是也是有意起的?比如说王公道、董宪法、史为民、储清廉……其实我并不是有意这么做。名字跟行业有关系,从事手工业的 人,如果正处在民国时代,他肯定会叫王麻子。人物命名上我并没有有意怎么做,但是这些名字都汇聚到一块儿就出来另外一种荒诞的效果。我起名字的时候是很严 肃的,但出来的效果是荒诞的。

  另外你说到的潘金莲,我也不是有意表现李雪莲的道德观、道德底线、人伦观,真论起来她还不如潘金莲更超前、更后现代。现在的“潘金莲”一定不是 宋朝的那个潘金莲了,现在成了另外一个东西,意味着不良妇女、道德败坏,她成为一个符号了,所以,李雪莲的指向不是宋朝的潘金莲,而是道德败坏的“潘金 莲”。宋朝的潘金莲在生活中未必是那样的,但施耐庵把她塑造成这样的形象了。这个形象最大特点就是在性格上的反叛。父系社会中男人就是妻妾成群,女人就该 从一而终。为了防止你跑得快,就要把脚包得特别的小,这是男性社会的标准。所以说潘金莲的反叛是彻底的,她不惜上断头台。李雪莲跟潘金莲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反叛。一个反叛的是社会准则、命运,另一个反叛的是一种说法、一句话。李雪莲反叛的这句话就是潘金莲用生命争过来的那句话。但是,李雪莲反叛的是潘金 莲的反叛,这是个直接的悖反。

  记 者:《我不是潘金莲》是一个智慧的文本,李雪莲的每一个行动,包括老史的行动,都是我们在媒体里每天可以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真实的。小说可以说是由每一个 非常真实的细胞构成的一个荒诞无比的文本。这种荒诞感又促使自己不得不质疑面对的种种真实。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考虑过真实和荒诞之间的关系,或者 说,您是怎么把握这种关系的?

  刘震云:首先讲真实和荒诞的问题。你说得对,这里面所有的情节和细节,在窗外都有,情节和细节本身就很荒诞。为什么荒诞呢?因为它是以一种严肃 的状态、表情在运作,作家的想象力就是把这些情节和细节组成一个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长篇故事,作家结构出来的这个虚构故事应该比生活更接近真实和本质。 这是作家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小说中的认识一定跟生活中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是小说存在的价值。有一种说法说写作是为了读者,为了读者 的期待。其实期待是不存在的,因为读者期待的是你下一部作品是跟上一部作品的延续。比如写过《一地鸡毛》,那你接着能不能写《一地鸭毛》,再接着写《一地 鹅毛》?写过《一句顶一万句》,接着写《一句顶一亿句》《一句顶十亿句》,读者很欢迎这样,但是,作者的创作一定要在读者的预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记 者:《我不是潘金莲》的无形力量是什么?如何呈现的?

  刘震云: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史为民才是真正的主角,这就是无形的力量。表面看起来,小说是写李雪莲告状的事,接着又是史为民告状的事,从头 到尾就是告状的事。事实不是这样的。里面真正要写的是史为民跟李雪莲和其他人的关系。史为民成为了卖肉的,他跟李雪莲就见过一面,而且他俩对话没有超过十 句,这是这部作品的结构所在。但是,李雪莲的作为最后无形中导致史为民由一个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过程是无形的。他怎么由一个县长变成一个卖肉的呢? 这个过程就是史为民的人生。另外,李雪莲因为告状,跟法院的法官首先发生了联系,接着跟专委发生了联系,接着跟院长发生了联系,如果跟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停 止在哪一步都不会跟史为民有关系,这也是无形的……真正的人物结构在作品里面是无形地在延伸,而不是表面说他俩是夫妻关系,比如李雪莲跟秦玉河是夫妻关 系,这个关系并不重要,但李雪莲因为要告秦玉河而和一系列的人发展了联系,各种联系之间暗含着的无形的力量,抓住这个无形的力量才是小说最重要的事情。

  《我不是潘金莲》最初正文不是这样的,原来正文的主人公还是李雪莲,当然那个看起来也很好,但我总觉着不对,应该有一个更无形的、更有力量的、 更能逼近真正生活的本质和真实的东西,想来想去,有一天史为民对我说:“还找嘛呢?不就是我吗,我成了一个卖肉的了。”原来李雪莲是个卖肉的,最后他成卖 肉的了。春节的时候,有个微博说买车票买不着,怎么办呀?一个人很聪明,说上访,很快就被送回去了。这就是真实,生活中你把他搬过来放这,无形的力量就出 来了。

  我不承认世界上有智慧,无非是他存在着积累,存在琐碎,存在着缓慢。积累、琐碎和缓慢,最后就出来一点涓涓细流。那种智慧的汹涌澎湃的瀑布我没 见过,谁都不比谁聪明,无非是积累再积累,你一直在坚持做这件事,那一定就比别人做得好,就这么简单。我曾经说过,我有三个舅舅,一个告诉我说你这个人也 不笨、也不傻、也不聪明,那你就做一件事;另一个舅舅告诉我,你就做事做得慢一点;第三个舅舅说,什么事想做就提前做。做一件事慢一点,再提前好多年做, 那这事在你心中酝酿好多年,和你临时来做,肯定是不一样的。当代中国不缺故事,但是,作家写的一定不能只是故事,读者如果要看故事看窗外的生活就够了。一 定是故事背后的第二层、第三层意思。不是说我的小说绕吗?其实读者看的就是这个绕。问题是中国的作家太直白了,太不绕了。有时候说绕的人吧,可能是找一个 方式来夸我一下,把不绕说成了绕。

  

  写作就是跟小说里的人物聊天

  

  记 者:您的小说致力于给读者呈现生活中的隐形关系,那么,在您的创作中,读者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刘震云:我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我就是读者。我曾经说过,我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句顶一万句》,过去写作品的时候,觉着自己是个作者,因为我的见识 比你好,我的见识更深一步,其实,作者的见识是永远无止境的。无形的见识一定更接近根本,小说为什么要逼近真实和根本呢?根本是个大道理。孔子就说过: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一定是那个大道,能延伸几百年、几千年的大道。它一定是特别根本的,人类的、人性的、情感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综合出来的 大道。作者永远是有偏颇的,永远是主观的,而主观的东西是最站不住的。所以,你得把主观还原成客观。你不是诉说者,你是一个倾听人。你的写作不是要变得复 杂和绕,而是要变得特别简单,写作就是聊天,就是跟小说中的人物聊天。比如说这段时间我想跟李雪莲聊聊,想跟史为民聊聊,想跟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储 清廉这些人聊一聊。在聊的过程中,人物自己一定能说出你没有认识到的东西。而且,这个时候你已经把你的认识化解了,化解成对整个生活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一 种无形的认识,没有具体化的认识,而这种无形的认识是从人物关系的缝隙里透露出来的。首先,他的认识跟所有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混合的东西,这种混 合出来的真实跟生活里的任何真实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确实更接近真实,同时也更感人。老史在正文里边为什么必须要赶回去,首先,他是回去打圈麻将,朋 友得了脑瘤了,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可能是最后一场麻将了,那好,既然是世界上最后一场麻将,那就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最后一刻。我们看其实没什么大事,但对 老史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大事,他必须回去,于是用了李雪莲的办法,李雪莲是要一直走向大会堂,他是反方向走的,走回到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身边。这个麻将就不是 生活中的麻将了,这种无形的情感和关系就变得特别感人。

  记 者:小说最后一章颇见功力。您刚说到小说就是表现一种关系,一般来说,西方社会更重个体的人,而中国更注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读您的小说的时候,比如 《一句顶一万句》,感觉您并不注重非要塑造一个很典型的人物,而是更在意刻画出一个层面的人的生存状态,或者说一个层面上的生态关系。而《一句顶一万句》 之所以感动很多读者,认为它是可以留给下一个世纪的作品,因为它很真实地把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形态、关系,甚至是空气般流动的方式、气味都以文学的方式 表现出来了,它告诉大家,我们的中国,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小人物的生活,就是这么一个形态的。您刚才也说了,您的写作就是要注重这种隐形的关 系,表现这种隐形的关系,是因为你身后有一个很大的蓄水池,您这个蓄水池里的水都是从哪来的?

  刘震云:我觉得这个说得特别对,也说到了文学的一个特别本质的东西。文学是写人的,写人的什么?他的感情,一颦一笑,包括正文里所写的尘土或者 是脂粉,就是说,他是怎么哭出来的,怎么笑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同意你刚说的,中国传统注重关系,为什么讲人物关系?因为缺少西方社会的重要人 物——神。在西方社会,一个人有事可以跑去教堂忏悔,完了接着坑人,但中国没有这个。所以我觉着,独特的表达渠道是非常重要的。《红楼梦》就是曹雪芹要表 达中国人独特的情感流淌方式,包括什么叫干净,什么叫肮脏。曹雪芹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一个是水,还有一个是石头,石头常年给草一点水,草就活了,草呢, 没有别的回报,于是下辈子用眼泪来还,眼泪也是水。但是,最后最干净的石头哪去了呢?是被世界上两个最脏的人拿走了,一个是和尚,一个是道士。而水做的女 孩一辈子在吃药。这两个水做的女孩子,一个是林黛玉,一个是薛宝钗,要是真跟她谈恋爱,你没法跟她接吻,肯定她俩都是一嘴的中药味,因为她俩人每天吃中 药,(笑),是不是一口中药味?这是曹雪芹写的。

  《红楼梦》背后的哲学观对小说的影响很大,由水和石之间无形的关系决定了小说。所以说作家身后这个蓄水池是很厉害的。有人看完《我不是潘金莲》 后给我发一个短信说“无言以对”,他一定不是认为刘震云在揭露社会的黑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作品一定特别肤浅,这个作家也一定特别肤浅。我的聪明是 知道我笨,我按着我这三个舅舅的道路走,另外,孔子说过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说三人行必有我舅。水从哪来,从我舅那儿来。还有外国“舅舅”,比 如说:康德、尼采、叔本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笛卡尔、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我觉着都特别伟大。每个哲学家看问题的方式都不一样,我曾经说过,说到绕 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问题。这个国家什么都不缺,就缺思想、缺认识、缺“舅舅”。缺“舅舅”的民族,是后边没有蓄水池的一个民族。表面缺水没什么, 思想蓄水池缺水,这个民族确实举步维艰。举步维艰的最大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往哪去,生活中这种人也特别多。

  一个作者背后的蓄水池到底有多深是最重要的,这个蓄水池中有对生活的认识、对哲学的认识、对民族的认识、对宗教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等等。作品 呈现了他背后的蓄水池。我曾经说过,一个作家真正的功力不在有形的小说,而是后面无形的东西,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具体到一个作品里面,作家真正的 功力包括呈现出的力量,不管是荒诞还是什么,它不在你的文字表面。功夫在诗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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