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希来:对日外交三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8 次 更新时间:2012-09-20 22: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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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希来  

  

  一、中国前政府的对日决策还有没有合法性?

  

  目前,中国人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从表面上看,这是针对日本的。但是,日本政府虽说小动作接二连三,并没有什么突如其来的大举措,安南赞成日本“入常”,也不好说目的就是支持日本“反华”。从深层看,中国老百姓的不满是针对中国前政府的,是要出一出六十年来一直被政府压抑着的人之常情。这里所说的中国前政府,不仅包括中华民国政府,也包括三代“核心”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六十年前,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战胜了日本,满洲和台湾回归祖国,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光荣、国际地位最高的一刻,至今尚未被超越。但是,由于美苏冷战、国共内战随即爆发,中国人始终没能痛痛快快地品尝到胜利者的喜悦。

  在1944年的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对中国代表顾维钧表示,他主张将中国列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即所谓“四警察”之一。美国国务卿赫尔说的更清楚:“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1945年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国民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美军占领日本,国民政府指定第67师赴日担任中国占领军。1946年6月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进驻日本;6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抵达日本。可惜的是,半个月后中国大规模内战就揭开了帷幕,第67师没能去成日本,于8月下旬被粟裕领导的新四军部队歼灭在苏中战场。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秩序的机会转瞬即逝。

  中共取得政权后,是在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基本格局下处理中日关系问题的。1949年7 月,斯大林对前来商讨建国大计并争取苏联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刘少奇耳提面命:你们应当与日本共产党建立密切的联系。日本人民是很好的,中国人民仇恨日本人的情绪不应该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阻碍。但日本的上层还有一批反动分子没有被打下去。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很好地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势力打击日本反动分子,以便能够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由于“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所以两国人民应当联合起来一致反美。于是,“南京大屠杀”不再提了,反而是中国政府每年派人去日本纪念“原爆”,陪着日本人掉眼泪。

  斯大林死后,按说“强人”毛泽东可以为中国人讨回公道了,但是他作为新的“万岁”,已经和老百姓想不到一块儿了。在与南乡三郎、黑田寿男、佐佐木更三等人的多次谈话中,当客人就日本侵略表示道歉时,毛泽东一再表示: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在他决定实行与日本和美国“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后,他不仅不把钓鱼岛主权问题当回事,而且还决定帮着日本向苏联讨要“北方四岛”。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的中日联合声明,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中是这样写的:“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由于日方反对,正式文本的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在这里,中国政府宣布放弃的不是依据国际法所拥有的“权利”而只是单方面的“要求”,退步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复出,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首先做的事便是与美国建交、与日本缔约、与越南开战。他在访日时说: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又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

  “六四”以后,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极为孤立,为了打破外交困局,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了日本天皇访华。天皇的正式访问,被认为是历史问题得到解决的标志,正因为如此,他的访韩至今尚未实现。当时日本有不少人反对天皇访华,理由是担心天皇在政治上被中国利用;再一点,就是怕中国逼天皇就过去的战争问题道歉。结果经过两国外交当局的运作,1992年10月23日,明仁天皇在江泽民的欢迎宴会上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以口头道歉取代了书面道歉。据日方称,在此次访问中,双方认为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章。

  从目前网民言论和群众性抗议行动中的标语口号来看,有许多中国人不能接受中国前政府的对日决策。这就给中国现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还承认不承认上述决策的合法性。

  承认其合法性,自然是有理由的。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是获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的合法政府,他们鉴定的条约、声明、公报等均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中国政府固然有权废除自己签署的任何条约,但在依法废除之前,这些条约仍然具有合法性。如果现政府一方面承认外交政策的延续性,信誓旦旦地表示承担自己的国际义务,一方面又鼓动或放纵“自发”的“群众”在下面攻击与破坏,这就是慈禧太后当年的做法,就必然要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并有可能酿成新的“拳乱”。

  不承认其合法性,同样是有理由的。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在作出对日问题的决策之前,都没有经过学界舆论界和最高权力机构的充分酝酿,更没有征询民意,而且可以说,其决策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决策,当然就没有正当性可言。如果现政府准备与其前任在对日问题上彻底划清界限,可以作以下三件事:第一,正式宣布废除过去的双边协议与单方声明;第二,就对日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第三,由资深政治家、外交家组成对日谈判代表团,谈判中日新约,并同意民间成立对日外交顾问团和国民外交后援会,作为政府谈判的后盾。

  事实上,外交是最高级的行为艺术,从来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妥协的结果。我们不赞成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无论是彻底否定还是全盘肯定以往的对日外交,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任何一届中国政府都难以做到的。因为政府既要面对民众的压力,又要面对外国的压力,其中也包括有美国第七舰队撑腰的日本舰队的武力。现政府要缓解民众的压力,比较容易的是先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譬如说,立即向国内尚存的日本侵略受害者发放国家补贴,然后由国家公派律师代理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出赔偿要求,……

  最重要的是,中国现政府必须向国际社会和本国民众明确自己在对日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对于前政府的对日决策,该继承的要向民众解释理由,该抛弃的也要向民众亮明态度,担起责任。如果把蒙在鼓里的民众作为外交或内政的筹码,先把你煽乎起来,达到目的后再把你镇压下去,这可是一个极大的冒险。现在的领导人远没有毛泽东当年的威望,现在上街游行的老百姓也不是六十年代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各单位职工”。政治家们应当牢记“玩火者自焚”的古训。

  

  二、为什么既要“反日”又要“谢日”

  

  (一)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之间有如下的一段对话:“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在毛泽东的字典里,“中国”和“中国人民”均应当读作“中共”。)

  在与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谈话时,毛泽东也说过相同意思的话: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谢日”言论刚刚登网时,其真实性曾受到广泛质疑。许多读中国历史教科书长大的网友,不相信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和盖世伟人会讲出这么令人作呕的话。其实,他们只要读过一两本严肃的历史著作,就不会对毛泽东的由衷之言产生怀疑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不许杀蒋介石,中共和张杨不得不放虎归山。回到南京后的蒋介石,虽然答应同中共谈判,但在谈判中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在与周恩来的庐山谈判中,蒋介石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各自推出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由“国民革命同盟会”替代中共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不设总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来做事”。中共中央迫于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压力,于1937年6月25日决定作出重大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同意“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对“国民革命同盟会”替代中共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不加反对”;同意由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的一人担任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毛泽东原则上“不拒绝外出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期托故不去”。7月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带着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飞抵上海,准备参加新一轮谈判,就在当天夜里,“卢沟桥事变”发生了。这时,蒋介石忙于调兵遣将,既要组织华北抗战,又准备一举围歼驻沪日军,没有精力与周恩来扯皮,就让张冲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放宽了一些条件,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参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的适时爆发,中共的党政军权力统统都要交给蒋介石了(这是斯大林旨意和蒋介石压力的共同产物),三十年代末的毛泽东有可能成为十年后的张澜,甚至有可能成为六十年后的魏京生(国民党方面曾要求朱毛像杨虎城那样留洋)。由于“卢沟桥事变”中放第一枪的人至今没有查清,日本方面怀疑是中共地下党所为,根据历史的逻辑性来分析,是讲得通的。当时谁最需要中日战争,当然是毛泽东。

  戴晴在她的书中指出:1937年8月22日,中共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政府坚决打击侵略日军,只有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共名义上的领袖张闻天)反对红军“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路线在党内占了上风。日军也对毛泽东投桃报李,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已经有史料披露,日本人、汪精卫、毛泽东三方面在战争期间曾经有过不少私下交易。在“潘汉年工作”有成效的新四军地区,日伪军在“清乡”时,大多会先向中共通风报信。在“皇军”的眼皮底下,中共的军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成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本钱,毛泽东完全有理由“感谢日本军阀”。

  (二)

  正如有的网友所说,毛泽东通过“反日”、“谢日”的一套组合拳,固然是坐上了金銮殿,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京戏或者“搞运动”,却让中国现代化至少倒退了二十年。可悲的是,毛泽东的政治传人现在又想玩这套把戏。

  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一步步地被瓦解,亚非拉美大洋洲诞生了一大批新生国家,最后,苏军占领下的东欧各国也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到冷战结束时,民族主义的正面效应已经释放完毕,其消极作用开始凸显出来,波黑、科索沃、车臣、卢旺达……的悲剧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惹的祸。当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要批判对象时,在中国却再次交上了好运。

  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民族主义宣传品出笼好几年前,就有一批智囊献言:“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化人民国家民族利益的观点。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是反对‘和平演变’。目前,舆论比较强调的是‘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和平演变’还有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性质。在当前国际市场空间日益狭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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