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形而上学的“围城”

——答谢崛博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83 次 更新时间:2012-09-20 12: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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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 (进入专栏)  

  

  有幸读到谢崛博士与我对话的文章《形而上学的迷惑》①(以下简称为“谢文”),启发良多。谢博士花了不少功夫来读我的几本书,并由此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这使我在感谢之余,也有了一种回应的义务。下面我就谢博士所提出的七个方面的质疑逐一回应,以就正于谢博士。

  

  一、形而上学观

    

  谢文一开始就批评我的思想中有很多偏颇和自相矛盾之处,“这表现在他的善恶观、自由观、认识观、反思观、信仰观、实用观、语言观等诸多问题上。这些问题看起来很多,但实际上都是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哲学观或形而上学观而展开的”。这样看来,谢文所提出的七个方面的问题(“信仰观和实用观”合并为一个)中,“形而上学观”是最核心的,所以首先要提出来讨论。那么,谢文如何提出问题呢?他说:

  中国学术界在“是西方的形而上学强势,还是中国的形而上学强势”问题上颇多争议……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分清这样两个方面,即形而上学究竟只是认识论的问题还是既是认识论的问题,更是实践论的问题。如果是前者,那西方的形而上学无疑强势;而如果是后者,那中国的形而上学肯定强势。我觉得,这样提出问题未免太简单化了,有点像幼儿园小朋友吵嘴:“你爸爸厉害还是我爸爸厉害?”我不太清楚谢文所谓的“强势”究竟是指什么,是更好、更有效?规模更庞大、更深刻?还是可以把对方包括进来?好像都不是。他说:“西方哲学在认识论上一向是占有优势的。”从这句话判断,应该是指西方人对认识论研究得比较多些。而“中国的哲人们很少乃至几乎无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形而上学问题。相反,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人的行为实践和社会关系上,而形而上学只是他们的本体依据”。从这里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西方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上有强势或“优势”,而中国形而上学在实践论上有强势或“优势”;但是,我们无法从总体上比较两种形而上学的强势或优势,更不能得出谢文想要的结论,即“中国的形而上学肯定强势”,除非他设定“实践论比认识论优越”这一前提。但这一前提本身恰好是需要证明的。然而,他证明的不是实践论比认识论更优越,而是引用康德的观点说,“形而上学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信仰和实践的问题”。照这种理解,那么问题就不是中西形而上学哪个更“强势”,而是哪个更是形而上学。换言之,西方认识论的形而上学不是形而上学,只有中国实践论的形而上学才是形而上学。这种结论,恐怕连谢博士自己也无法认可。

  更何况,谢文对西方哲学的这种理解也是不准确的。比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就不是单纯的认识论,而且同时就是本体论(或存在论,ontology);而“作为存在的存在”也不像谢文所讲的,“这种存在只能是‘神’”,甚至是“思想本身”,而是作为“第一实体”的“个别实体”,如“苏格拉底”或“这匹马”。② 由这种个别实体的存在到神(或“对思想的思想”)还有漫长的路程,而贯通这一路程的内在法则就是包含善和实践要素在内的目的论。其实,早在柏拉图那里,作为最高本体、最高存在的“善的理念”就是着眼于伦理学和实践哲学的了,而后来的康德实践哲学正是从他这里引申出来的。康德指出:“柏拉图最初是在一切实践的东西中,就是说,在一切以自由为依据的东西中,发现他的理念的,而自由本身则是从属于那些作为理性之一种特有产物的知识之下的。”③ 所以,不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后来的哲学家,决不是如谢文所断言的“完全忽视了它[形而上学]与作为实践个体的人的联系和人在形而上学体系中应有的地位”。谢博士以为,“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史中截止到黑格尔,唯有康德把形而上学和作为实践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由此看出,他对西方哲学史的确不太熟悉。④

  当然,与中国哲学相比,西方哲学在康德以前虽然不是完全忽视人的实践,但至少是把认识凌驾于实践之上的。这一传统从苏格拉底将美德归结到知识上来就已经开始了,并且经久不衰,直到康德提出“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为止。相反,中国哲学则是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探讨认识论的,但也决不是像谢文所说,“几乎无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形而上学问题”。例如,张载讲,“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⑤ 这显然是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来谈认识的。只不过张载对于这种“闻见之知”不是十分看重,他重视的是道德良知:“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⑥ 他深受老子的影响,将道家的直觉体悟与儒家的内心良知结合成了一种对天理天道的高级认识论。自孟子以来的良知说固然不是一种外部自然知识,但作为道德知识本身当然也是一种认识论,只是这种认识发源于人心中的道德体验,是在待人接物的日常道德实践中激发出来的。由此观之,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恐怕不能够像谢博士所做的那样,从西方抽出“认识论”,又从中国抽出“人的实践”,来做一种简单化的对比;更不能像他那样,认为讲认识论就一定会“陷入脱离人的实践那种无休无止的认识论的怪圈”,而诉之于“悟觉体悟”则必定会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其与现代理论物理学的深层吻合”而取得西方形而上学“望尘莫及”的“强势”。至少,这种断言的跳跃性过大,随意性和情绪性过强。我们应该做的毋宁是对中西形而上学进行一种结构模式的比较,即考察两种形而上学中各自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自然知识和道德(实践)知识之间的不同关系模式,并分析其成因。一般说来,中西形而上学在构成的成分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都是既有认识论也有本体论,既有理论方面也有实践方面,区别只在于这些成分的构成模式(谁依赖于谁)。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单纯从理论上来评价的话,中西形而上学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所谓优劣问题,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与西方人向中国学习都是必要的、正当的,都是在弥补自己的不足。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更应该看到,西方人的“形而上学的迷惑”虽然使人困扰,但同时也正表明他们尚未丧失掉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精神;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的自信”虽然给人一个良好的自我感觉,但也可能隐藏着某种自欺。例如,谢文说,西方人之所以爱智慧,是因为他们“缺乏智慧”,而中国人之所以不爱智慧,“是因为中国人太富于智慧了!所以没有必要再去‘追求’智慧,而只需把他们的智慧用于生活与实践就可以了”。这不是典型的虚骄自大吗?中国智慧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完成”了,这难道不是今天中国人的悲哀?我不知道谢博士是否已加入了澳洲籍,如果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来夸奖中国(古代)智慧,那倒无可非议,反而显得大度;但看来他还是自居为中国人的,并且还想以此振作起中国人的“自信”,这问题就大了。这种“自信”无非是故步自封或自大的饰词。

  另一方面,如果联系中国现代一百多年的实践来评价,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形而上学对中国形而上学的确呈现出不可抗拒的“强势”。在今天,不少人已经指出,不懂西方哲学的人,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国哲学。现代中国人凡在中国哲学上做出一定开拓或贡献者,无一不是汇通中西的大家。就连谢博士本人,不也要用西方的普利高津等人的名头来加强自己的自豪感吗?反之,不懂中国哲学的人,在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推进方面却并无大碍,西方哲学大师借中国哲学说事的人很少。当然,也许将来他们会意识到中国哲学的长处,但我们不能现在就预支将来的可能性,我们要解决的是自己当前的严重问题,即中国形而上学如何通过学习西方而“做强”的问题。

  总的来看,中西形而上学的关系在当代处于两种不同的处境,一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必须努力学习和吃透西方形而上学的精髓,而不能满足于浅尝辄止;另一方面,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应该、且也已经有一小部分人开始注意到中国哲学的独到之处。这种处境颇类似于钱锺书的“围城”:城里面的人拼命想出来,城外的人则努力想进去。撇开语境,笼而统之地说什么“强势”或“劣势”是没有意义的。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说话的人是处于“城里”还是“城外”。而这种处境意识,恰好是谢博士所缺乏的。

  

  二、善恶观

    

  在有关善恶的问题上,谢文也有诸多误解。例如,他说,我对于“伪善”的揭示是出于对于这种人类弱点的“深恶痛绝”,因此要“不由分说地”将之“一棍子打死”,这未免太想当然了。实际上,我的这种揭示恰好不是“从感情出发”,而是“给予理性的分析”的。这种分析来自康德的启发。康德把伪善视为人性中的“根本恶”,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的恶更恶”,而是因为它比其他形式的恶更“根本”(radikal),因为它埋藏于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源头之中。这里面有基督教的原罪说和性恶论的背景。康德本人何尝不知道伪善总比赤裸裸的野蛮要好,他在《实用人类学》中专门辟出一节来谈“可以允许的道德假象”。他说:“人总的说来越文明便越像个演员。他们领受了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庄重和无私的假象,而不用来欺骗任何人,因为每个别人倘若并不那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对此也还是赞同的。而且世风如此也是极好的事。”然而尽管如此,“只是在我们自身中,善的假象必须毫不留情地去掉,而虚荣心用来掩盖我们道德缺陷的面纱必须撕开”,以免人自以为清白,可以虚骄无忌。⑦ 当我批判儒家的“乡愿”时,很多人立刻把我理解成像儒家那样主张做一个心地纯洁的君子,却没有看出来我要批判的不仅仅是“乡愿”本身,而且是儒家对“乡愿”的那种批判方式,即“返身而诚”的方式。我指出,这种方式本身就是最根本的“乡愿”,即自以为真诚,凡是发现自己不真诚的地方,就自欺欺人,标榜自己“本质上(或出发点)还是好的”。换言之,我的批判不是要人做一个“无私无欲”的圣人,而是揭示出没有任何人可以自认为圣人,人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内心中的根本恶,永远要给自我反省留下余地。

  显然,谢博士对我的误解也正是出于他自己的儒家性善论。他说:“‘老实人’实际上就是一个安分守己、心地又比较善良的人,所以中国人看重他。相反,‘正义’是相对于‘不正义’而言的……只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人才强调‘正义’,为的是与‘普遍的不正义’抗衡。而中国是‘乐感文化’,是‘性善文化’,不正义的现象并非像西方那样普遍(这并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不占首位),因而强调正义与中国的现实不成正比。所以,在中国更强调‘安分守己’、‘安身立命’。当然,随着自由经济的侵入,当今中国社会中不正义的现象会有所增加,应当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段话充分体现了谢博士的天真。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会知道,所谓“老实人”往往是不可靠的,要么是智力有点问题(这种人做“老实人”比较划得来),要么是“乡愿”之徒(这种人往往有大野心)。中国人表扬老实人主要不是由于他“心地比较善良”,而是因为这种人最好统治。谢博士说西方人提倡正义恰好说明西方人缺乏正义,甚至不正义的现象比中国还普遍,这实在是以己度人。在中国,最讲道德的时代可能也就是道德最为沦丧的时代。但西方人讲正义并不是流于空谈,而是建立了一套现实可行的法律制度来保障正义,这就能够遏制那些“不正义现象”,使之转化为“正义现象”,达到两者“成正比”。相反,中国强调安分守己,无非是让老百姓不要觊觎统治者的特权(安自己的“分”),让不正义现象成为常态,这是靠压抑人的正当需求而达到社会稳定的做法,长此以往是很危险的。西方自由经济的“侵入”使不正义的现象不再是常态,而成了不再能够被容忍的腐败现象,所谓不正义的现象“有所增加”不过是曝光率的增加,恰好是对正义的呼唤,这当然是社会的进步。难道还要继续让正义的声音与腐败的现实“不成正比”,才是中国社会的出路?

  谢博士下面的说法就带有种族主义之嫌了:

  中国是一个伦理大国,她的善表现在她的安分守己,乐于助人。……中国人没有扩张和称霸的本性,当然也就不愿意花费和浪费那么多的精力和资源让自己在军事上强盛。中国人的善恰恰表现在他们不知道“恶”为何物。……西方代表了人性本恶的势力,因为他们有侵略和扩张的本能,也就是贪婪的本能。只要有恶的本性,总是要表现出来的。假如你没有恶的本性,不管你怎样,你都会遭到恶势力的欺负的。世界上的民族,不可能都是恶的,也不可能都是善的,而是善恶混杂。中国正好摊上了善的本性,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不知道谢博士这种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说一个民族的本性是善的,另一个民族的本性是恶的,至少我还没有在任何一个真正的思想家那里听到过这种怪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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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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