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玲:1937:最后的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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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淑玲  

1937年7月,吴宓正当盛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时,他已知道“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战争的硝烟已经飘荡在北平上空,国难临近,铁蹄之声逼近了耳畔。很多个夜晚,吴宓在雷电和大雨的交作之中,久久不能成寐。他痛苦地感觉到:“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

离开北平也许是唯一的选择。这个曾经叱咤讲坛的教授,吴宓对自己的徒然无用感到无奈。1937年8月29日的日记中,他记载:“思古贤之精心盛名之著作,多成于四十与五十岁之间。五十余岁而殁,已可云完。宓拟撰《人生哲学》及长篇小说,命笔无期,而年寿已催,已至古人完成大业之时。况经国难,恐此生淹忽,终于无成,何胜憬忧!”人生之路正在中途,这样饱满的盛年应该是“完成大业”之时,却要被陡然绞断,使他措手不及。日军飞机开始轰炸西苑,夜晚炮声隆隆,窗壁为之震动。吴宓只能拥衾静卧,坐待天命,他说:“我今不敢求死,亦不再怨生。但即毙命于今日,亦欣遵上帝之意旨。”

到大后方去还是留在北平,使他“甚为伤情”,内心里他极想留在北平,继续过闭户读书的生活,“宓意欲在此苟安,闭户读书,余事付之天命”。炮火声中,古都的秋荷鸣蝉越发萦绕心中、挥之不去。从7月“卢沟桥事变”到11月被迫离开北平,他绵密地记下了自己对北平的万般眷恋和“去”与“留”难取舍的矛盾心境。往日无暇顾及的美景此时让他流连忘返、感慨不已。天安门、北海、中海、南海、南北长街的景致,都在他的日记中频频留存,成为他最美的记忆:

西园荷花犹茂,荷叶极香。望西山落日,晚霞青天,美丽犹昔。而观赏几于无人。胜境鞠为荒草,可胜慨叹。(8月10日)

时微雨,宓步行,归姑母宅。过金鳌玉桥,荷花荷叶犹盛。而秋风送爽,山岚叠翠,湖光云影。景美至不可描摹,惜时危耳!(8月26日)

4∶00乘原车,归姑母宅。途中虽见日兵甚多,然青天白云绿树金瓦红墙石路之北平风景,依然美丽不减。且秋雾秋烟,嘘空含翠,荷叶送香,哀蝉曳厉,使宓魂销,对故都更增眷恋。不觉其危,不知其辱矣!(9月5日)

步行,穿天安门而东,归姑母宅。又欣赏北平之美丽景色。(9月7日)

宓独在天安门内外一带散步久久,恣意欣赏青天白云金瓦红墙绿树白石之丽景,值此秋爽,尤觉酣适。……念多年处升平康乐,而辛勤劳作,曾未如意游赏。值兹覆亡危乱之秋,乃宓独闲居北平游目骋怀,亦云奇矣!

宓沿南北长街步行归姑母宅。途中仍恣意欣赏北平故都之壮丽景色,甚觉快适云。(9月18日)

经东单步行而归,“欣赏故都深秋之景色”。(10月1日)

……又欲邀宓至北海游步,宓亦欣为最后之流连眺赏,以大风而止,遂别。(10月6日)

……

在万般不舍之中吴宓度过了他在北平生活的最后三个月。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欣赏景色的时机,与过往做悲苦的告别,至11月4日不得不离开北平南下。颇值玩味的是,直到二十四年之后的1961年回京省亲,也只是匆匆过客而已。人生无常,令人唏嘘。

铺展事业和理想的清华园更是让他极为留恋,在这告别的时刻,他终于意识到:那满池荷花和湖光云影已经是他生命中最不能割去的一部分。坐在面朝荷池的西客厅,听着蝉鸣鸟语,他觉得凉爽静适,宛若仙境。然而,时事危难,战事紧迫,如此佳地美景将会转瞬不再。念此,他深深悔恨自己往日为恋爱奔波而耗费的大好时光,“实为得不偿失,愚蠢之极”。

自1925年,吴宓归国之后重回清华园,服务母校,他已经在北平生活了十二年,这是他人生中最安定和舒适的时期,虽然期间经历了婚变,但是他的写作、教书与编辑生活是稳定而适意的。1925年2月,他筹备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并应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之聘、任研究院主任,请来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位国学导师。国学研究院的创办,成为清华历史上一件盛事。《学衡》杂志也继续在清华刊出,吴宓仍然担任总编辑,并于1928年1月,应天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之聘,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辞去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后,吴宓曾兼任过西洋文学系代理主任及国文系主任,后专任西洋文学系教授。在清华,吴宓居住在西客厅,他请黄晦闻题匾“藤影荷声之馆”。面对荷花满池,吴宓迎来了他事业的一个又一个高峰。

清华园曾经带给他那么多“闲暇”的时光。在清华,吴宓沉醉于这种“忙碌的闲人”生活,享受着“思辨”的快乐。“忙碌的闲人”正是希腊语中“学者”一词,因此,在其导师白璧德看来,“闲暇”不是工作,不是懒散,更不是娱乐,而是像古希腊人所说的表达了“心灵的最高瞬间”,是“快乐研究的静谧氛围”,给思考以凝聚,“学者因闲暇得智慧,事物无多自生灵明”。吴宓流连在藤影荷花之畔,不舍的是这份用来“反思”的“闲暇”。也许,离开了清华园,意味着“最后的安静元素”的破灭。他再也找不到一处这样宁静读书的“闲暇”时光了,对“闲暇”的无限不舍让他的南行之路显得格外悲壮。“……清华将在长沙筹备开学,校长欲诸教授往长沙集合云云。宓则决拟留平读书一年,即清华实行开学,亦拟不往”。(9月2日)“《世界日报》载,清华将迁长沙。宓雅不欲往,但又不能不往。宓昨夜回思多年之经历(以六又二分之一年为一段),……前后起伏,悲欢荣枯,百感丛生。后此未知如何。前此之生活似已告结束矣!”(8月2日)

他当时做诗表达心境:“北都又失好山河,隔岁吟酬涕泪多”,“眼前危境同骑虎,梦里韶华悔掷梭”。前瞻后顾,低徊不已。

在清华园,作为教授,吴宓教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学生;作为编辑,他编出了一生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作为诗人,他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诗作。他在宁静中沉思,慢步于无限“闲暇”中,收获了他的思想和文字。吴宓清楚地知道,生命里注定自己只能是个学者,理想的担当、民族的思虑都只能是以学者的方式来完成,那么,没有“闲暇”来容纳沉思,未来的生命将会怎样来安放?所以,炮声袭来后,他不顾危险,三次出入清华园,每次穿越重重关口回到校园,他都要努力留下来。但是,园中到处物是人非,只闻秋蝉微弱断续之哀鸣而已。有一次,重回校园,他发现“风物凉爽,窗外荷池犹存红花一朵。哀蝉寒蛰,鸣不绝响”。就是在这种凄凉景致中,外面响起的炮声与枪声却从夕至晨未断。离开清华园时,只有校工吴延增为他送行,他痛苦地感叹:“清华学校之结局,不付与校长(曹云祥、罗家伦等),不付与权威赫奕之教务长(张彭春等),不付与养尊处优之教授(吴有训、张奚若等),不付与力强势众之学生(去岁争斗之两派,及昔年驱逐校长之班级,等)。更不付与名高望重、举世同钦之学者(王国维、陈寅恪等),亦不付与亲见其始终,而心伤魂断之诗人(吴宓等),而付与‘服事校工’之吴延增等,换羽移枰,蒿自陨涕。”

1937年11月4日,最后一瞥晨雾缭绕的紫禁城,吴宓赋诗一首《晓发北平》:“十载闲吟住故都,凄寒迷雾上征途”,结束了十余载北平生活。

早在1931年,吴宓就对日本铁蹄之下的民族命运极度关注。在有些人看来,面对强敌,文学是软弱无力的,但在他看来,文学恰恰是振奋民族生命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时刻,文学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中,他写下了“国难与文学”的系列文章,发出了“道德救国”的宏论。六年过去了,他虽然无奈地感到了自己的声音是那么微弱,但他仍然认为以民族精神抵抗强敌是救国良策,而道德建设是民族精神的前提。他关注着外患侵逼的危难时局,尽最大的努力挥洒着一介书生的意气豪情,发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救国论。

1931年9月28日,“九·一八事变”不久,他发表《民族生命与文学》一文,强调文学职责于国难之重要性:“外患侵逼,吉、辽沦陷,我全国上下,方忍辱负重,励志矢诚,以谋救国,以图御侮,当此之时,而言文学,毋乃太迂!虽然,文学与民族之运命,实有至密切之关系。夫国家民族之盛衰强弱亦如个人在社会中之升沉荣枯。一时之厉害得失不足轻重,要视其根本之培育与永久之趋向为如何。培育得其道,趋向得其正,则今日虽弱,异时必强。侵地可复,条约易改。……孟子曰:人必自侮也,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也,然后人毁之,过必自伐也,然后人伐之。大学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谓欲国家之不亡,民族生命之继续光荣,必须其国中各个人(无分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不肖)悉能精勤淬励,笃志力行悉能深切感知本国之可爱,而愿竭诚尽瘁以爱护之。欲使国中各个人悉成为切实有用之爱国分子,其道多端,而文学实为最直接最有效之一途。所谓培养其根本,端正其趋向,乃文学之职责。”而后他又发表《中华民族在抗敌苦战中所应持之信仰及态度》(1932年2月8日)、《道德救国论》(1932年2月15日)等文章,认为文学与民族命运密切相关。救国、御侮的根本是民族精神的强壮,因而文学担当着对民族精神的根本之培育。“则今日虽弱,异时必强。侵地可复,条约易改”。而民族精神的培育必须从个体的精勤淬励、笃志力行做起。这种个体的修养与历练而文学实为最直接最有效之一途。所谓“培养其根本,端正其趋向,乃文学之职责”(一),文学能晓以真理,发明道德之因果;(二),文学描写历史中或虚构之伟大人物,足为模仿之资;(三),文学具感化之力,造就理想之品格……)。只要文学在个体的身上注入道德的力量,才是整个民族精神的源泉。吴宓还放眼世界,从人类的历史总结出“道德救国论”的这一以人性为基点的基本论题。

1931年10月26日,他为贺麟《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文所写“编者按”强调:“按此次日本攻占吉、辽,节节进逼。当此国难横来,民族屈辱之际,凡为我中国国民者,无分男女老少,应各憬然知所以自处。百年前之德国,蹂躏于拿破仑铁蹄之下,其时之文人哲士,莫不痛愤警策,惟以个人性情境遇不同,故其态度亦异。而歌德、费希德、黑格尔之行事,壮烈诚挚,犹足发聋振聩,为吾侪之所取法。”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恰恰是对人性为基准的道德的背离,而维护正义不只是勇敢的炮火,还需要以道德为力拳,占领人性的高地,予侵略者以痛击。当时种种救国论犹如不灭的火种,在国内已呈燎原之势。

当1937年炮声在北平响起时,吴宓仍然坚信“道德救国论”:“因张自忠军及石友三保安队等倒戈,我军大败,宋等已于昨夜退走保定。城中已另有政治组织云云。一夕之间,全局尽翻,转喜为悲。不特为实事上之大损失,抑且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败。益叹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1937年7月29日)。但是隆隆炮声使他痛感自己声音的微弱。一边是坚定的信念,一边是手无寸铁的尴尬,国家的道德、国民的素质、军队的溃败、侵略者的坚兵利炮使他对自己和国家的前途都无从把握。他的这份痛彻心肺的无奈也跃然纸上:“每经事变,乃深感且痛恨宓之无德无才,既未尽职国家,亦有负诸友好之人。”

从市区到清华园的车上,他看到“车上坐立皆满。而众议论纷纷,注意小节,或相责难,殊见小人不能出患难之丑态”。他满怀忧虑,乱世之中人的道德理想何去何从。清华提前发给教职员七月份薪金,他对此颇为不满,发出感慨:“计私利,急逃避,此中国人之所能为者耳!”见到“学生纷纷乘自行车(携小包)离校,或以人力车运行李入城。教授亦纷纷以汽车载物送眷入城。校工则退还储金,又将发给两月工资而解散。……传闻日军已南进至清河,前队已驻守清华园车站。不久,或即来校接收,情形甚为忙乱。宓深感清华瓦解之易,与员生之但求自逃,不谋团结维持”,失望与痛苦包围着他。他不断地反思、拷问,像柏拉图一样自问自答:“宓前此求爱办事,虽热烈激急,皆由理想之奔赴,绝不同于一般人之求利纵欲而为之者。自经国难,宓益觉道味浓而世缘衰,不但欲望尽绝,淡泊无营,即爱国忧民之心,亦不敌守真乐道之意。隐居北平城中,而每日所读者,乃为宗教及道德哲学书籍,不及政治时局,非为全身远祸,实以本性如斯,行其所好所乐而已!”在辗转难眠、忧虑痛苦的选择中,对国人面对民族命运的拐点时、在这生死攸关的选择中所暴露出来的道德缺失,吴宓做出无情鞭挞:“少女唱新式艳曲,真靡靡亡国之音。再则所谓相声,即粗恶之市井谈话,而一日唱之至数十遍,曾无片刻休息。……宓留平本欲养静读书,而受此激扰噪,心神不宁,且异常气愤(愤中国人毫无爱国心,与其艺术观念之鄙陋也)。则居此之目的尽失,安乐何在?”

这一时期,他每日心事重重,与友人散步时的话题也都与此相关。1937年7月14日,他和陈寅恪的谈论时局时两人都充满了悲观:“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与友人洪谦散步,也发出同样的议论:“洪谦来,同散步。洪君以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故洪君深为愤激痛苦,宓亦具同情。按西洋古者如Troy与Carthage之亡,皆历久苦战,即中国宋、明之亡,争战支持,以及往后图谋恢复之往迹,亦绝异中国今日之情形。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绝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宓又按真理亦即正情。中国一般人既虚伪,又残酷,洪君深为痛恨,亦由居西洋(德国)久。即今赞同洪君者,其人亦极少也。……”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国难之时,文化之亡才是切齿之痛。

吴宓决意南行之时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木匠来,制箱盖。见其人(少年)敦厚而勤敏,既觉中国此等人极可爱,且忆木匠为耶稣基督所操之业也”。离别故都的最后时刻,他怀揣着极度的难舍,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对人性的省察却丝毫也不放松,他的心意可以由此一览无遗。在他眼里,“敦厚而勤敏”的年轻人,有着基督一样的宽爱,也许是这混乱时代中的一粒种子。

1937年7月,吴宓在炮火声中不断捧读《顾亭林诗集》,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有他接连不断的阅读记载。如1937年7月23日,他就曾经详记:“清晨独出散步,闻雷声隐隐,初疑为炮声,继乃黑云遮西山,大雨骤至,始信其为雷。过顷雨止。仍读《顾亭林诗集》。”

顾亭林,本名绛,字忠清,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学者。明亡之后改名炎武。清兵入关之后,他的生母何氏遭清军断去右臂,嗣母王氏也在家乡沦陷之时绝食十多天殉国,临终遗命顾亭林:“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受母亲影响,顾亭林也有极高的民族气节,两度组织抗清,而后被祸、入狱,誓不仕清。后半生北游二十余载,誓以一介遗民传输学问,光复民族,晚年客死他乡。

顾亭林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一生论学都在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八个字:“行己有耻”表明要自爱自重,狷介自守,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博学于文”表明文须有益于天下,求知必须广泛。他说,“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做学问的最终目的是要开风气,传承民族文化与道德,因此“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梁启超将这句话引述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传世名言,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顾亭林的诗歌大义凛然,集中表现了他的民族气节。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就曾经评价:“炎武的爱国思想,多表现在他的诗集里。”顾的诗风格硬朗,内容振奋,表现了他百折不饶的韧性,吴宓曾说:“亭林诗,读之使人奋发。”

吴宓最初研读顾亭林诗是受好友吴芳吉的启发,而后又得到尊师黄晦闻的言传:“宓昔闻碧柳盛称顾亭林诗,至是乃始研读。本年(1935),宓谒黄师,续借讲义,归而抄录。师复为阐述亭林事迹,谓其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三百年后,中华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颠覆异族,成革命自力之业。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之自待自策当如亭林。是日,师言时,极矜重热诚,宓深感动,觉其甚似耶稣临终告语门弟子‘天地可废,吾言不可废’之情景。”这是他在《空轩诗话》中的记录。在吴宓心中,黄晦闻是近今中国诗学宗师,合诗教、诗学、诗法于一人,兼能创造。黄晦闻晚年在北京大学任教,于1934年讲授并笺注顾亭林诗。1935年1月,黄晦闻突然因病离世,吴宓悲痛之余决定接续老师的工作,研读并批注顾亭林诗。

“卢沟桥事变”之后,吴宓就更是每日捧读《顾亭林诗集》,在炮声隆隆大敌当前的窘境之中,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读顾亭林诗,恐怕也是在寻找能给自己鼓舞的力量和方向。“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情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他途。……”(7月14日)“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种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

心灵无所皈依,家园将要沦陷,吴宓的心头无时无刻不在闪现着这样一个无奈又绝望的抗争方式。处于历史转折关头的吴宓痛苦彷徨,夜半感慨,时常想到自杀。事实上,他并没有自杀的勇气,但也并不祈求苟活,他知道自己一介书生,面对枪炮百无一用,只有把生命交托给上帝。“……宓个人决不逃避,(一)因知命。(二)因耻逃。(三)因消极而轻生死”。但是,如果活下去,他就要给自己寻找生存的意义,就要为自己的精神生命抗争。1927年王国维自杀,他的死正如陈寅恪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自杀这种绝决的方式来自于现实和理想之冲突无从调和,对理想的坚守会使人从容赴死。因此,此时吴宓感时伤世,了无生趣,徘徊于无奈与决绝之间,并对于世事有所保留。

作家孙犁在《曲终集》曾经感叹:“明末清初,的确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知识分子很难应付得当,非死即降。像钱谦益、吴伟业这些人,是很狼狈的,而顾炎武和归庄却能活下来,是各有各的特殊能力和办法,实在不容易想象了。”顾亭林没有为明朝殉身,他选择的方式是隐忍,而后研究、述学。他写诗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正像孔子所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以精卫填海之志为文化的薪火相传尽毕生之力。

吴宓一定是在顾亭林诗中得到了无数人生启示,他对《顾亭林诗集》的评注就主要集中在1937年7月。他所依据的《顾亭林诗集》是光绪二年湖南书局木刻本两册,于1934年北平东安市场购得,这两册经他评注的诗集被他带在身边辗转几十年,时时翻阅,中间几经磨难。《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终于在他也已作古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抚今追昔,让人叹息。

可以看出,吴宓在阅读和批注《顾亭林诗集》中寻找的自救之力。批注《赠刘教谕永锡》一诗时吴宓就很赞赏“处夷狄之邦,而不失吾中国之道”的人生态度,他说:顾亭林志在万古人伦,而不偷偷于日暮;批注《旅中》一诗,他说:末句乃亡国之痛,异乎其他诗人之但计个人穷通者也;批注《再谒天寿山陵》一诗,他把顾亭林与王静安相提并论,“同一崇敬”……

顾亭林曾经在《日知录》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段话,表明了顾亭林对文化态度,在他看来,国家兴亡只是易姓改号,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而文化沦丧才是致命的,如果道德衰落,文化不存,人人变为禽兽,那就是真正的亡天下。因此,国难迫近之时,《顾亭林诗集》中表现出来这种文化情怀及民族气节,也为吴宓的“文化救国论”提供了有利支撑。批注《述古》一诗时,吴宓把顾亭林尊为后世之师,认为他“所行者非复政治、军事之经营,而为学术文明之传授,故此诗可做亭林之自传评传读也”。他说顾亭林的学与教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以道与器合;二,以理与事合;三,以思想与材料合;四,以志与行合,即理想与实行合;五,学术与政治且与宗教合;六,以“多合,故兼重经史,博综古今,而又守先待后,济世安时”。由此,吴宓认为顾亭林对文化的态度与白璧德学说甚为相似,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是吴宓终身信奉的学说,并视之为救世良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们共有的“守先待后,济世安时”的理念在文化链条上更加醒目地呈现出来。

(吴宓:《吴宓评注顾亭林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来源: 《书屋》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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