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中国公映，引起巨大轰动。无数的中国观众带着哭红的眼睛走出影院，影片的同名插曲也在中国传唱一时，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姜文在他作为电影导演的成名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曾经热播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曾经借用这段旋律有力地烘托了70年代的时代氛围。
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作为朝鲜电影和朝鲜文化符号的《卖花姑娘》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到了80年代，虽然还有《无名英雄》、《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等有限的几部朝鲜电影被陆续被引进，但再也没有产生类似《卖花姑娘》那样的轰动效果了。此后，朝鲜和其他亚非拉国家的电影就逐渐淡出了中国观众的视野，被欧美日等西方电影所取代。到了今天，甚至连来自欧洲、日本的电影也很少见了，只有美国大片独步中国影坛。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中国观众所享受的电影“大餐”，也越来越像麦当劳、肯德基。
80年代以后的朝鲜电影是什么样的，中国观众基本没什么印象。上个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后，朝鲜开始了“苦难的行军”。据报道，在这个由酷爱电影的领袖所领导的国家，由于经济困难，甚至曾一度停止了新影片的拍摄。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国电影观众来说，中朝合拍的电影《平壤之约》就具有了空谷足音般的意义，虽然这还不是一部“纯粹的”朝鲜电影，但总归可以让我们重睹芳颜，以及一窥当代平壤市民的生活。
《平壤之约》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跳朝鲜舞的青年舞蹈演员王晓楠（刘冬饰）因为在“民族舞蹈大赛”中落败而到平壤寻找灵感。另一条线索是王晓楠的“奶奶”陈秀珍（陶玉玲饰）托付晓楠在朝鲜寻找“姐姐”秀美——抗美援朝时的人民军战友。这两条线索通过帮曾经在朝鲜战场当摄影记者的爷爷完成遗愿的中国青年摄影师高飞（高鑫饰）联系到了一起。最后的结局是大团圆式的——王晓楠找到了灵感，“奶奶”找到了“姐姐”，高飞完成了爷爷的夙愿，而负责帮助、启迪王晓楠的朝鲜青年舞蹈家金银顺（金玉林饰）则和王晓楠的翻译兼导游金成民（朴正泽饰）一起找到了爱情。
总的来看，影片是在强调中朝友谊的传承。但是，由于导演的刻意回避友谊产生的根源——曾经面对共同的敌人并肩战斗（我想，这应该更反映了中方的意图）——所以，不了解历史的年轻观众，可能会对中朝之间为什么会产生“鲜血凝成的友谊”感到不解。比如，影片中有一组高飞在平壤的“朝中友谊塔”内拍摄壁画的镜头，不过透过高飞的眼睛，我们只看到了志愿军在战后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画面，似乎志愿军不过是一支施工队，而志愿军和人民军一起对美军作战的画面，却被“忽略”了，但这才是志愿军入朝的真正目的。此外，我也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不安排影片的主人公到桧仓的志愿军总部所在地，为安葬在那里的包括毛岸英在内的志愿军烈士扫扫墓？他们为了保家卫国而牺牲，每一个到朝鲜的中国人，只要条件允许，都应该去向他们表示敬意。
回避中朝两国曾经面对共同的敌人，其实是一种鸵鸟式的思维。因为就在平壤之南100多公里，就是军事分界线，军事分界线之南，便是韩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曾经横行整个半岛，前出到鸭绿江边，又遭到志愿军沉重打击的美八军，仍然驻扎在韩国。“美八军没有撤离”表明，“共同的敌人”仍然存在，战争其实也并没有结束。无视这一简单的事实只能自欺，不能欺人。
战争的事不提了。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由于中朝两国社会已经存在巨大差异，舞蹈，这一以身体为语言的艺术表达形式，在中国，它是通向个人自由的桥梁，在朝鲜，则是通向社会团结的桥梁——《平壤之约》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观众这一点。
关于自由的概念，哲学家们给出了很多。法国的贡斯当最早区分了两种自由概念：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伯林进一步阐述这两种自由的实质，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前者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后者是“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免于强制的自由。一般来说，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更倾向于积极自由，而英美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偏爱消极自由。
但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对积极自由的追求会不会损害自己的消极自由？这个问题，哲学家们很少言及，但事实证明，两者的关系并非那么和谐，前者往往会损害后者。
影片一开始，就是王晓楠在参加“民族舞蹈大赛”，无疑，这是她享有积极自由的一种表现，她渴望拿到大奖，在今天的中国，这意味着名利双收，获得更多的积极自由。然而这份对名利的执著，却损害了她的消极自由，她的心灵因此受到强制，舞蹈动作也失去了朝鲜舞的神韵，这立刻被心细如发，见微知著，担任主评委的“奶奶”觉察，并且毫不客气地给出了低分，王晓楠因此心灰意冷，甚至产生了中断舞蹈生涯的念头。
为了挽救晓楠的舞蹈生涯，“奶奶”让她随中朝艺术交流团去平壤向朝鲜艺术家学习，其实也就是要她到朝鲜去寻找心灵的自由——到朝鲜去寻找自由——这句话在今天中国语境下听起来特别像是一种反讽，但事实却并非反讽。王晓楠到了平壤后，一开始和担任大型团体操“阿里郎”艺术指导的朝鲜青年舞蹈家金银顺的交流并不顺畅，甚至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来在金银顺的安排下，她来到了金银顺的家乡，一个朝鲜村庄，换上金银顺送给她的朝鲜民族服装，加入到了村民们欢快的舞蹈行列中，就在这一刻，王晓楠忽然顿悟了：“在她们中间，我体会到了舞蹈最原始，最纯粹的东西，那就是朴实快乐又发自内心。”她终于挣脱了名次、大奖对自己的束缚，不再有任何纠结，感受到了心灵自由放飞的快乐！导演紧接着安排了一组王晓楠在夜幕下的大同江岸，独自一人面对江流翩翩起舞的镜头，应该说，这和王晓楠此时的心境是吻合的——从未有过的自由，从未有过的喜悦，只有通过舞蹈才能表达。
经常有人告诉我们，最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人们的自由不断增加的历史进程，但王晓楠的经历，似乎告诉了我们一个相反结论，在一个日趋浮躁的商业社会，人们是更加自由还更加不自由？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然，如果说王晓楠是自由的，那么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型团体操“阿里郎”的排练、表演中的金银顺，和她收养的烈士遗孤中原——一个七岁的男孩——也是自由的。她们的心思简单和谐，在朝鲜的语境当中，他们未曾感受到任何外力的强制和价值冲突，一举一动只受内心“绝对律令”的支配，一心一意只想让“将军父亲”看到成功的演出。在中原稚嫩的心灵里，能够参加“阿里郎”的排练和演出才是自由的，否则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损害。当他因为生病而被养母拒绝参加彩排时，他站在著名的平壤五一体育场外的草坪上，留下了伤心的泪水。此时，已经能够理解他的想法王晓楠拉着他的手说：中原，这就是你的舞台！于是，合着场内传出的音乐，他在场外的草坪上翻滚、跳跃，想象着仍然和场内成千上万的小朋友们一起跳舞，只有在这一刻，他才感受到自己是自由的、快乐的。王晓楠的眼睛里，也涌出了激动的泪花。
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金银顺和中原的自由是脆弱的，她们的心灵自由托庇于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环境。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对“将军父亲”的信仰被解构，如果大同江畔也树立起五光十色的商业广告，如果消费主义在平壤也像在北京一样主导80后、90后的价值观，他们还会像今天这样把参加“阿里郎”表演看做是最大的自由。
不过，朝鲜举办大型团体操的主要目的，应该还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团结，这也是团体操的形式所决定的：每一个参加演出的演员，无论是动作的幅度还是动作的节奏，都必须与其他人分毫不差，如此才能获得整个团队的认同，每个人都必须完全融入到团队中，才能真正获得存在的意义，个性通过共性而存在，个人通过集体才能获得力量，这就是团体操。
显然，朝鲜对这种境界的追求，让刚到平壤的王晓楠感到困惑，当她看到金银顺全身心地投入到团体操的表演中去的时候，她问金成民：“在我这里看，连个清晰的面孔都看不清，她和她的舞姿早就被淹没了，也不知道她在这里跳，有什么意思？”金成民回答说：“她和她的舞姿不属于她个人”，“我们几万个人像一个人”。王晓楠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能够理解通过追求个性去获得自由，却很难理解通过追求团结来获得自由。
让我们稍稍离开影片给定的情景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作为美国总统钦定的“三大邪恶轴心国”之一，面对巨大的军事、经济力量的不对称，以及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仍然未能和美国结束战争状态，国内团结对朝鲜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中国作为一个核大国，作为一个在尼克松访华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事实上的战略盟国，国民无法理解朝鲜对国内团结的渴求，其实很正常，因为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允许国民自由地追求个性。不过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之处就是它是可以被理解的，正因为有了多样性，世界才值得被理解。对于朝鲜，我们还是应该多一份同情性理解吧，何况，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步伐的加快，中国的国民也会很快再次体会到国内团结的重要性。
顺便要说一下，《平壤之约》中对朝鲜年青一代爱情的展示一定会让中国的80后、90后感到陌生。金成民爱上了金银顺，可他表达爱情的方式竟只是远远地注视银顺在群舞中的身影，银顺的回应也只是羞涩的微笑。至始至终，他们没有拉过手、没说过“我爱你”，更谈不上拥抱、接吻和上床了。他们的爱情有一个小小的曲折，那就是银顺担心接受了成民的爱情会妨碍她对中原的爱，极力要促成他们之间的美事的王晓楠则用图解的方式向她证明，这只会使中原得到双倍的爱，银顺也就欣然接受了。
对中国80后、90后来说，爱情也许意味着幸福、快乐、乃至刺激，但对朝鲜的同龄人来说，爱情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在不能安顿好责任之前，是不能妄谈爱情的。扮演金成民的朝鲜青年男演员朴正泽非常出色，虽然他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如山的沉默，但在沉默当中确实又流露出了一种如山的厚重，在今日中国女孩的眼里，这也算是一种极品男人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