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佛朗哥:欧克肖特、伯林与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8 次 更新时间:2012-09-11 22: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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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佛朗哥  

  

  道希 刘擎 译

  

  对比分析迈克尔·欧克肖特与以赛亚·伯林的政治哲学思想似乎是很自然的(即便不是必然的)事情。这两位政治思想家实际上是同辈人:欧克肖特生于1901年,卒于1990年;伯林生于1909年,卒于1997年。他们都在英国度过了整个职业学术生涯——欧克肖特执掌伦敦经济学院,伯林坐镇牛津。他们各自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在战后的欧洲以及此后的冷战的背景之中成形的。除了这些偶然的重叠,他们的政治哲学也有实质上的相似性。两位思想家的政治反思都始于对乌托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批判,虽然(我们将看到)他们对理性主义的理解以及他们否定理性主义的理据相当不同。两位思想家都可以被视为(也确实常常被视为)多元论者,虽然他们各自所理解的多元主义有很大的差异。最后,欧克肖特和伯林都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我将论证是如此。的确,按照惯常的政治标签,一般认为,伯林是自由主义者而欧克肖特是保守主义者。但是,针对二十世纪进程中种种指向自由主义传统的威胁,伯林和欧克肖特都为一个广义的自由传统做出了深刻的(虽然彼此不同的)辩护。

  既然欧克肖特与伯林在思想与政治方面有如此多的共同之处,我们将对一个事实惊讶不已,那就是,他们两位在漫长而卓著的学术生涯中几乎没有往来。而且,就我所知,也没有在各自出版的著作中提到对方。这一点就欧克肖特而言或许并不那么令人吃惊,因为他在自己的著作甚少提及任何当代作者。但真正令我们吃惊、甚至难以置信的是,伯林曾在1991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声称,他从未读过欧克肖特著作一个字。 然而,缺乏对欧克肖特著作的了解似乎一点都没有妨碍伯林对欧克肖特说三道四——称欧克肖特对保守主义的辩护仅仅是“刚开始热身的柯林伍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尽管这两位思想家互相疏远的原因仍然令人费解,但曾经有过一个多少广为人知的事件,或许造成了他们彼此的冷淡。事情发生在1953年5月,伯林应邀在伦敦经济学院为“孔德纪念讲座”发表第一个演讲,题目是《作为托辞的历史》,后来被修订为论文《历史的必然性》,当时由欧克肖特来担任对伯林的开场引介。欧克肖特面对听众爆满的伦敦经济学院礼堂,在众多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和剑桥的学界名流面前,开始了他的介绍。他从1953年作为孔德逝世百年纪念谈起,狡黠地补充说:“对他(孔德)而言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纪啊!”随后,他将反讽转向伯林(不久前伯林在英国广播电台作了六次极受欢迎的演讲,论及从荷尔维休到麦斯特的几位思想家):

  “在此,无须我为各位介绍以赛亚·伯林先生,更不用说引荐了。他的学问是众所周知的,伴随着对辩证法才华横溢的回旋应用,会令许多读者眼花缭乱。听他的演讲,你们将不由自主地感觉像是在面对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智性技艺大师,一位思想的帕格尼尼。”

  将伯林比作帕格尼尼,暗指伯林的思想史研究中炫耀成分多于哲学实质,而且显然,欧克肖特反讽的口吻突显了轻视的态度。伯林被这段引介搅得烦恼不堪,以至于他放弃了平时最擅长的即兴演说习惯,最终,这次演讲成了“他一生中最失败的演讲。”

  欧克肖特反讽地称伯林是“思想的帕格尼尼”确有一定道理。或许正是因此,伯林才倍感受伤。无论如何,伯林将这次“令人不快的介绍”看作是欧克肖特的一次报复,以回敬几年前在牛津纽菲尔德学院的午餐中伯林对欧克肖特无心的评论。 这事大概发生在1949年至1950年间,当时欧克肖特是纽菲尔德学院的短期访问学者。伯林似乎建议欧克肖特写一本论述黑格尔的书,并大声说:“对这样一本书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即使是由冒充的内行来写也比没有人来写要强。” 不消说,欧克肖特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去写一部论述黑格尔的著作(现在看来真是可惜)。然而,要说他此后在伦敦经济学院的那段讽刺性的引介是对这段小插曲的某种报复,似乎不太可信。更可能的情况是,欧克肖特是在以反讽的方式让人注意,伯林对政治思想研究的思想史进路与他自己更为哲学的进路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差异。虽然伯林和欧克肖特看似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他们之间在背景、性格和风格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差别,使他们彼此隔阂。从最显而易见的说起,那就是伯林是一个俄裔犹太人,而欧克肖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欧克肖特来自英国唯心主义传统,他从未完全放弃这种传统,而是使之与非形而上学的目的相适应。而伯林早年受英国分析哲学的影响,直至他后来放弃哲学转攻思想史为止才抛开了分析哲学。伯林是一位社会名流,与权贵名人来往密切,拥有显赫的地位,是以赛亚爵士。而与之相反,欧克肖特尽管具有自身非凡的魅力,却总是有些桀骜不驯,对政治与学术权威及其荣誉敬而远之。他们两位都非常健谈,但又风格迥异。伯林语速飞快,见多识广,滔滔不绝;而欧克肖特的谈吐充满机敏风趣、孩子般的好奇以及谦逊。他们的写作风格也大不相同。伯林用词犀利,对众多人物及其相互间的历史联系的阐释层层递进,极尽详备,言无不尽;而欧克肖特则字斟句酌,行文优雅机智,常常意犹未尽。

  这些文化背景、个人性格和行事风格上的差异与他们两人在政治哲学上的实质性本差异并非无关。我在文章开头已经提及,欧克肖特和伯林都被认为是理性主义的批判者,是多元论者和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在这三个议题上的立场都存在着微妙而重要的差别,这也就是对他们做出比较研究的主旨所在。我通过批判地比较欧克肖特和伯林两位对理性主义、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希望澄清这些重要概念本身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当然,伯林式的自由多元主义后来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具有广泛的影响。 但我的论文力图表明,欧克肖特提出了在哲学意义上更加令人满意的对多元自由主义的解释。

  在处理伯林和欧克肖特各自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之前,我想大致叙述他们政治哲学研究的总体路径。他们的研究方法在某一方面是相似的,那就是他们都具有一种深刻的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意识,就此而言不同于英美的主流传统。马克·里拉最近评论指出:“如今大学里盛行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几乎完全丧失了伯林努力给予读者的那种心理上的和历史性的洞见。” 这个评论也适用于欧克肖特。然而与柏林不同,欧克肖特并非简单的通过对政治思想史的反思来阐明自己的政治哲学,而是求诸于明确清晰的哲学分析。因此,当伯林欣然接受别人对他究竟是不是哲学家的质疑时,欧克肖特却从来没想过自己除了是哲学家之外还会是别的什么,他的《经验及其模式》和《论人类行为》都是自觉的哲学作品。不论伯林是因为赞同尼采所说的“唯一可被定义的就是那些没有历史的事物” ,还是因为就是觉得历史比哲学更适宜他的秉性,伯林没有致力于哲学性的界定工作。而欧克肖特的哲学方法却相反,无论是研究经验的模式,还是政治联盟的模式,几乎都是从界定性的工作开始着手。我将论证,欧克肖特对自由多元主义的清晰解释,以及伯林对此模糊隐晦的论述,都与这种关键的方法论差异有关。

  

  一

  

  现在我转入伯林与欧克肖特各自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从伯林开始。伯林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与他的多元论紧密相联,而多元论是他哲学中的核心思想。他将理性主义与一元论等同起来,一元论认为所有人类目标最终都是和谐一直的,能够置于单一的整体之中。伯林所写的一切,从《刺猬和狐狸》(1953年)到《理想的追求》(1988年),几乎都介入了对这种理性主义或一元论的抨击,以及对人类目标的多元主义的辩护。的确,伯林思想中这种主导性的二分法本身可能变得相当单一。正如许多学者在论述伯林时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伯林把自己比作“知道许多小事”的狐狸,但他最终却多少像是“明白一件大事的”刺猬,这件大事就是:价值是多元的,理性主义的一元论是错误的。

  多元主义这一论题已经呈现在《历史必然性》之中,这篇文章就是源自伯林1953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那次灾难性的演讲。其中,他提请读者重新注意这些“简单的真相”:

  目的,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多种多样的,即便在同一种文化和同一代人中也是如此。在这些多样的目标中,有些会矛盾抵触,进而导致社会之间、党派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冲突,即便是在个体自身内部冲突也不少见……如果我们能理解,各种目标——同样是终极性的和神圣的目标,却又是(甚至在一个人的内心之中都)不可调和的目标——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导致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冲突,那么,承认各种美好的事物并非必然兼容(在此要对18世纪的道德学家致歉了),我们就不应该人为地将这些目标按照某种绝对标准来排序,而歪曲道德事实。

  然而,伯林是在其著名论文《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初稿在1953年宣读)中,才充分地发展了他的多元论见解。在通常的看法中,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道德分离,而伯林对此提出挑战,认为马基雅维利揭示了两种——基督教的和异教徒的——关于生活或道德的不同理想之间的不可兼容性。由此,马基雅维利挑战了“西方政治思想中最根本的假设之一”,这一假设是“传统理性主义的核心”,那就是,“存在某个唯一的原则,它不仅执掌日月星辰的运行,而且规定所有生命造物的适当行为。” 对伯林来说,因为马基雅维利承认了“同样终极性的、同样神圣的各种目标可能互相矛盾;整个价值体系将会陷入冲突而没有理性仲裁的可能”,他在无意之中成为多元论的始作俑者,这种多元论构成现代自由主义基础。

  在他那篇广为人知的论文《两种自由的概念》里,伯林完成了他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这篇论文原本是他在1958年荣获牛津大学“齐契利教授”(Chichele Professor)头衔时的就职演说,论文的背景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有关。伯林敦促对思想和政治理论的研究,因为在他看来,

  除非我们能对这个世界的核心问题有所了解,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可能会一直认识不清。而所有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两种思想体系之间持续展开的公开战争,这两种思想体现对政治的核心问题——服从与强制的问题——会给出不同的且互相冲突的回答。

  在接下来的论证中,柏林明确地将消极自由与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将积极自由与极权的的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他在某处写到,这两种自由的概念是如此不同,以至它们“已经导致了一场主宰我们世界的意识形态冲突”。

  伯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分析众所周知,在此无须赘述。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要强调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他将积极自由的学说与最极端的理性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启蒙理性主义的规划,上承斯宾诺莎,下迄最晚近的(有时无从察觉的)黑格尔的门徒。” 黑格尔和马克思——作为理性主义者的宗师与积极自由的鼓吹者——被说成是信奉“将世界理解为有待被解放的”以及“在原则上,一个智慧的立法者能够在任何时候通过适当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完全和谐的社会。” 认同积极自由概念的思想家们也被认为是抱有这样的信念:“对任何问题而言,一定会有而且只会有一种真正的解决方案”,以及“对所有真正的问题真正的解答,都必然是相互兼容的,更进一步的说,所有这些解答都必定符合一个单一的整体。”

  伯林的通篇论文,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做法很相似,将许多完全不同的思想家都归并在一起——从柏拉图和斯诺宾沙到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以及(甚至)孔德,认为他们的理性主义哲学通向极权主义。伯林写道,孔德“把从古希腊开始一直隐含着的关于政治的理性主义理论给挑明了。那就是在原则上只存在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这一“理性主义的论点,及其有关唯一真正解决方案的假定,导致了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服从于柏拉图式的监护人精英所发出的指令。”

  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的后面部分,伯林针对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政治理论提出了自己关于价值的多元主义观念,力图表明这种观念如何诉求于消极自由以及对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解。然而,我想暂时搁置一下对这一论点的讨论,先来系统地分析伯林的自由主义。我将着手考察伯林晚年带有自传性质的文章《理想的追求》(1988),这篇文章清晰地概括了伯林哲学思想的核心,由此来分析总结他对理性主义的批判。

  伯林告诉我们,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者,西方哲学一直为一种理性主义的,或者说是柏拉图式的观念所激励,其标志性特征现在为人所熟知:

  首先,在科学领域,所有真正的问题总有一个且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其次,一定存在一种可靠的方法来发现这些真理;第三,所有被发现的真理都必然相互兼容,并形成一个单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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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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