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贵:中国经济“慢”增长的多维观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7 次 更新时间:2012-09-10 2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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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贵  

  主要包括:第一,GDP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第三,城乡居民的平均和边际消费倾向均呈下降趋势;第四,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制约消费率提升;第五,公共服务水平低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影响居民消费预期。

  总而言之,随着投资与出口这“三驾马车”中的两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的下降,加之消费率不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难维持过去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不可避免地放慢。

  

  视角之四:中等收入陷阱

  

  今年6月份,中国国家统计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9位⑥。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国际经验表明,跨进5000到15000美元人均GDP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导致自身在追赶富国的道路上有所停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拉丁美洲各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是典型的例子。少数几个即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如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中国台湾和90年代的韩国,都会面临着经济增速的显著放缓。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经历了20到30年的高增长时期,但随着这些经济体逐渐成熟,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以及经济总量本身的增加,三者的经济增长率均从9%左右降至5%左右。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情况与中国现阶段的状况相似性。日本从1955年到1973年保持了长达18年的长期高速增长,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到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为4000美元;而现在的中国其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那个时候的日本也是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体制下”,实现了大路货生产的世界一流水平,但是诸如计算机、高级精密仪器、精密车床、高级汽车等还是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同样,现阶段的中国钢产量、煤产量以及中低档家电产品、劳动密集型的服装产量等都是世界第一,但是在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产品上却没有优势。

  在经济增长方面,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的增长模式也是粗放型增长,且依靠设备投资和出口牵引,现阶段的中国则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而内需不足。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国际资源价格暴涨,这加快了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软化、服务化和高附加值化的进程。而现在的中国同样面临着资源价格上涨的难题,也同样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由于经济总量的上升、内需的疲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发展模式转变等原因,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下滑至5%。那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面临国内通胀恶化、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以及内需同样疲软的时候,经济增长率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因而中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增速下降的发展路径。

  

  视角之五:可持续发展

  

  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可持续发展的序幕;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举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的一系列国际规则,开启了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征程。中国参与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的起草和讨论工作,是最早提出和实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于1992年签署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1994年,中国率先发布了全球第一个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6年,可持续发展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这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已从科学共识转变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行动,成为从制度建设、政策措施、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由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者有机组成,其中,经济可持续发展是基础,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是条件,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根本。可持续发展要求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可持续发展特别关注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予以摈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特有的“中国速度”发展着,GDP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9%,目前,中国的GDP总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世称“中国奇迹”。但是,我国的能源消耗仍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世界平均水平有着较大差距,在许多方面,能源资源使用率偏低,能源浪费十分严重,总体上还没有走出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过去奉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在为外国节约资源环境,污染自己的生存空间。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与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的资源消耗高。2009年,中国的GDP虽然只占世界的8.6%,但是主要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占世界的比重绝大多数远高于GDP所占的比重,经济的粗放特征依然显露无遗。其中,一次能源消费量约占世界的19.3%,成品钢材消费量约占世界的48.1%,水泥消费量约占世界的53.4%,常用有色金属消费总量约占世界的41.4%,纸和纸板表观消费量占世界的23.0%,化肥施用量占世界32.7%,臭氧层消耗物质消费量占世界的44.5%,化石燃料燃烧CO2排放量约占世界的23.7%。目前,中国的煤炭、水电、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消费量、纸和纸板消费量、淡水使用量、肥料施用总量、臭氧层消耗物质消费量、海洋和内河捕捞量、国内物质消费总量和生态足迹总量等均为世界第一。1990~2009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5.6倍,但是能源消费增长了2.6倍、成品钢材消费增长了9.3倍、水泥消费增长了6.9倍、有色金属消费增长了13.2倍、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了2.4倍,钢材、水泥和有色金属消费的增幅高于GDP增幅,⑦这在世界上都是相对比较少见的。201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主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石油、铁矿石等均已超过50%⑧。

  第二,生态环境污染严重。《2011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在空气质量、淡水环境、农村环境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全国地表水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水库)富营养化问题突出。其中,黄河、松花江、淮河、辽河总体为轻度污染,海河总体为中度污染。在监测的26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化状态的湖泊(水库)占53.8%,在监测的200个城市4727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良好-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5.0%,较差-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5.0%。

  执行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后,我国城市空气中的细颗粒物(PM2.5)污染将逐步显现,从2011年部分试点监测城市的监测结果来看,按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进行评价(PM2.5年均值的二级标准为35微克/立方米),多数城市细颗粒物超标,年均值为58微克∕立方米。农村和农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农村环境形势严峻。2011年,环境保护部对全国364个村庄开展了农村监测试点工作,结果表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的村庄占81.9%;农村地表水为轻度污染;农村土壤样品超标率为21.5%,垃圾场周边、农田、菜地和企业周边土壤污染较重⑨。SO2、化石燃料燃烧和能源使用产生的CO2等污染物排放量也位居世界首位⑩。

  第三,社会矛盾凸显。中国多个权威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学者们多年来的调查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一个社会所能容忍的贫富差距上限,而且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无业失业人员、低收入者、进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贫困者的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

  中共中央党校发布的《2012年第一季度中国热点舆情报告》对中国时政、经济、外交、社会四个方面的事件进行了权威解读。它以“网民参与度”为度量指标,列出了排名前100的舆情事件。“合肥少女毁容案”、“张妙家属索要赠款冲突事件”、“中俄否决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分居网络舆情排名前三;“浙江吴英案”、“三亚宰客事件”则名列前十。“归真堂‘活熊取胆’事件”、“高铁列车高价采购调查事件”、“春运期间铁道部网络售票系统瘫痪”、“温家宝:不解决好腐败会人亡政息”、“新校车标准问题”、“茅台高管: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山西县委书记女儿5年吃10余万‘空饷’”也在前100网络舆情事件中排名靠前。报告从话题、地域两个维度对前1000名的舆论事件进行了分类,其中话题维度中排名前三名的类别为公共安全类事件,143件,约占总数14%;反腐倡廉类事件,117件,约占总数12%【11】。

  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更是触目惊心,三聚氰胺、地沟油、工业明胶等等无时无刻不在敲击中国人民的道德底线。都说民以食为天,现在,中国的天塌了。中国人民甚至发出了“中国,慢点走!”的呐喊,“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

  目前,中国在“蛋糕”做大方面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但是“蛋糕”分配的方面的矛盾却日益凸显。收入分配不公和差距过大的现象普遍存在,人民群众还得不到普遍的社会保障,改革和建设的成果不能惠及所有民众。

  在市场领域,尽管中国建立起了初步的市场框架,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放开了,但核心的要素价格和市场并没有放开,再加上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权力之手时时插进市场,那些掌握要素资源的垄断企业、强势集团和政府部门,往往借助垄断高价掠夺大众以自肥,或者设置门槛将人们挡在门外以独享其利。政府官员则通过寻租以致富,而寻租的代价最终还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或直接通过垄断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

  在再分配领域,中国的财政制度是一种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制度,这种制度最严重的弊端,是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按照身份分配,而不是按照真正的需要分配。相对富裕的城镇人口可以享受政府财政供应的福利,而收入本来就低的农民却需要自己承担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福利之成本;在城镇内部,财政补贴也是按照地位和权力进行分配的,谁离权力中心的距离最近,谁能够享受到的财政补贴就越多。这种福利分配体制本来是计划经济的弊端,是改革的对象,但改革却没有矫正这种不公平,甚至在很多领域放大了这种扭曲。

  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中国资源的供需态势非常严峻,水土资源供需结构性紧张,能源供需长期紧张,大宗矿产资源将出现全面短缺。在日益依赖全球资源的背景下,中国的资源安全战略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资源形势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要求。一是资源安全保障不足。人均资源少,大宗、支柱性矿产不足,优势矿产资源浪费严重。二是资源利用率低,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破坏。矿业企业集中度低、技术落后、资源开采利用率低;资源使用企业生产粗放,资源浪费现象普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建设完成,资源回收再利用体系发展落后。三是资源领域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缺乏国际贸易定价权,致使国内各相关产业损失惨重。四是国际产业资本通过产业转移或参股控股,不断加大对我国国内矿产资源的掠夺,资源流失严重。五是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初级资源价格市场化与产成品价格管制存在矛盾。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的适度“慢”增长,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质与量的统一,才有可能实现联合国今年6月召开的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提出的社会公平、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三大目标,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背景下的绿色发展”之路。

  

  视角之六:发展方式转变

  

  周朝时,民间有一个祭祀百神的“蜡”节,孔子带弟子子贡去观看。子贡担心百姓只顾玩乐会有危险。孔子解释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弓久张而不落弦,则绝其力;弓久落弦而不张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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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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