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许多人觉得不扩张就没有出路，虽然那时人口不过三千多万。但如今日本以接近1.3亿人口居然能维持这样的生态。以我个人有限的见闻和知识，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能够达到日本的水平，那么以现有国土维持20亿人口，生态环境和生活水平恐怕仍然会高于现在。

　　当然，当“现代中国文明”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现代日本文明”的水平时，我们不能根据这样的假设行事。这是我反对易富贤的“多生论”的理由之一。中国的制度文化，使得中国无法更有效地利用环境，使发展对环境的冲击多大。这也使得中国生态的人口的承载力小得多。进入这样的现实，叶檀假设的“二十亿”就确实成了不可承受的数字了。

　　但是，更有益的发展路径，是使“中国文明”的水平逐渐接近“日本文明”。在这方面，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当然会有很多无助感，自己很难对现行政策有多少贡献。但是，我们能有建设性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就在于把各种发展模式隐含的代价讲清楚，提高公共在这些方面的意识。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至少有两代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政府告诉你，如果不计划生育，到某某年人口就会达到多少多少。大家惊恐之余，就都拥护控制人口。然后有了钱就买车、住大房子，充分享受“人口红利”，再看着满街的拥堵和污染的空气叹息：人口实在不能再多了！至于老了后孤苦伶仃地住在那大房子里、打电话叫救护车也无人理会的未来，则还顾不上想。如果公众意识到：即使是为了老有所养，中国也需要多一点的人口，政府没有权力控制妇女的子宫，我们都要想一想生态必须承受二十亿人口的现实。在这样的假设下，中国人也许就更愿意现在委屈自己一点：住小点的房子，能不开车就不开车。事实上，许多中国人到日本后才惊叹：没想到日本人收入那么高，但住得是那么挤！

　　所以，我觉得叶檀和易富贤两人的生活环境都在人口问题上为他们提供了可贵的视角。我希望叶檀多给易富贤讲讲：中国的制度、文化水平是如此之低，使得生态的人口负载量大打折扣，人口增长非常危险。我也希望易富贤对叶檀讲讲：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谐、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人口老化已经到了许多老人叫救护车都没人接电话、救火警察等基本公共服务都找不到人的程度，而穷得多的中国，老龄化速度和日本基本一样，等着60后、70后这代中国人的老年前景将是什么？这样，中国公众就可以把人口增长和不增长的代价都看得更清楚，然后自己去作决定吧。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