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逸: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32 次 更新时间:2005-02-13 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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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逸  

  

  我想讲一个大家有兴趣的问题 ,但我没有把握 ,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是一个总的趋势,哪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融入到全球化之中,就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 我们国家要怎样去适应全球化的进程,这是我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在经济上全球化,则国内的各种体制势必与国际准则一致化。经济运作遵守国际准则,不仅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体制的保障,而且需要契约精神、秩序原则、公平诚信、科学态度、效率至上等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习俗和文化风尚,从人的内在需要来推动人们的经济活动。这里便出现文化适应的难题。对于西方社会,一切皆是现成的,他们恰恰是在这种文化环境和公民社会中,发展出当今的市场经济。然而对于第三世界,尤其中国这种有着古老传统的社会,必发生文化适应的问题。如何适应,则牵涉到一些根本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各个国家的文化也是在全球化,而文化心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今天我想讲的是活的文化 ,是一般人心中所表现的东西 ,我姑且把它叫做文化心理 。最近有人指出,由于传统“面子”观念在作祟,正常的学术批评难以开展,甚至青年学生为了维护导师的面子,替犯有道义错误的导师开脱罪名,等等。1 现在我们就以“面子”心理作实例,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文化心理。中国的面子,不同于西方的荣誉,而是一种与身分制、关系网紧密交织的,维护“上下贵贱之别”的专制等级社会的“礼”。一个人的面子不仅属于个人及其从属的等级,而且涵盖一个利益攸关的关系网,如上下级、家族、宗族、集团、宗派、圈子、师生、哥们等,就是《红楼梦》里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那个身分面具。在一个礼治的社会中,面子关系已经构成一种社会秩序。为生存而保护面子,比维护社会公正更重要。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现实。如果一个中国人企图用“看在我的面子上”的方式来解决一个纠纷,而达不到目的,最后他愤愤然说“你太不给我面子了!”这是很重的一句话,几乎是决裂。前几年有一位工程师,因科研收入未交所得税而被判六年徒刑,当时报纸以“不交国税就是没面子”为大标题加以报导,将法庭判决当作个人以及他所从属的社会阶层“丢面子”,无意中将守法问题化为(被理解为)面子问题,也就是化为“礼”的问题。这个礼治传统,渊源久远。《礼记·曲礼》说:“分争辩讼,非礼不决。”便是说法律问题归根结蒂要由礼来解决。面子和礼有什么关系呢?礼是维系社会等级秩序而超乎法律之上的社会规范。它是通过教育深入人心而形成的风俗,靠身分以及维系于身分的尊严来维持。《周礼·天官冢宰》所谓“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将礼教置于政、刑、事之前,因为礼典的功能是“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曲礼》:“夫礼,所以定亲疏。”《经解》:“夫礼,禁乱之所由生。”其目的是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依靠身份尊严(面子)来维持一种“上下贵贱之别”的社会秩序。《诗·小雅·何人斯》:“有觍面目,视人罔极。”讽刺他俨然有脸面,可见面子传统之悠久。对于有脸面的人,不能随便批评。《榖梁传·成公九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在三传中读到不少“为桓公讳也。”“为叔武讳也。”“为公子同夷讳也。”“为公子喜时之后讳也。”“为中国讳也。”现在我们为老师讳,有什么奇怪?面子,古语也称“颜”,“颜面”,“面目”“面皮”“面孔”等。《国语·吴语》:“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旧唐书·张浚传》记载兵部尚书张浚教训藩镇曰:“既未识君臣礼分,复何颜以御军民哉?”可知在礼分与颜面之间已设置因果关系。“内廷宰相”杨复恭奉卮酒敬张不饮,杨曰:“相公握禁兵,拥大旆,独挡一面,不领复恭作面子耶?”张笑曰:“贼平之后,方见面子!”前边的“面子”指杨复恭的身分,后边的“面子”则指张浚幻想邀功之后在皇帝跟前抬高的身价,即排挤杨的本钱。《三国演义四十六回》:“若不看众官面皮,决须斩首!”连死刑皆可因面子而取消,可见其功能之大。然而既然只是面上,也就难免有假,《朱子语类七十二》:“人人面分上说一般话。”古语有:“面朋口交”,“面是心非”“面誉背毁”,“面从”,“面违”,“面称”之类的行为。反之,则有“面折”,“面究”,“面刺”,“面诋”,“面讦”之类不留面子的严厉惩罚或报复方式。“不交国税就是没面子”的提法,便是一种面折,将一个人在礼之网中置于万劫不复的位置。文革中常说的“搞臭”,“钉在耻辱柱上”,说明我们仍然习惯于依靠面子这个礼治的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西方人一向对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感到奇怪,英语里有一个词face-saving(to save face挽回面子、/to lose face丢面子),根据《牛津大词典》,这个词最初见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报刊,也就是鸦片战争时期,似乎与讽刺中国人有关。也许很少有人想到,面子文化与礼文化其实有极深的形而上的渊源。《礼运》称:“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中庸》:“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礼的神秘性在于,它被视为通向神圣他者的必由之路。天子的封禅、祭天,以及《祥林嫂》里描写的祝福之类,皆有宗教仪礼的意味。靠礼分维持社会秩序,本来是一种信仰。用面子治人,有诅咒的意思。近几十年来,这个仪礼的传统中断了,然而埋在人们意识深层的第二本能,却在无意中起著作用。

  

  在当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所拥有的一些观念怎样去适应这种环境呢 ?这是摆在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急待解决的问题。全球化的经济是理性经济 ,是契约经济 ,这就要求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有法律的介入 ,就要求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有科学的态度 ,认真的态度,而我们缺乏这种精神 。生活中也有许多的例子,比如银行中的 1米线,遵守的人并不多 ,因为我们不习惯 ,不习惯理性原则,不习惯秩序等。如果我们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则 ,那麽你就应该认真的遵守这些规则。好比你参加世界杯比赛,你就必须遵守世界杯的规则,你不能说我有另一套的规则 ,这是不行的。你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则 ,市场经济的规则是在西方长期的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是自然长出来的 ,中国没有这种土壤 ,那麽中国怎样才能适应这种市场经济的规则呢?仅仅靠公布一些法律法规 ,对公民进行一定的教育 ,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 ?我想不是这麽简单的事情 ,一个民族文化思维的形成是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而慢慢形成的。我们要适应全球化 ,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 ,要学会适应国际化,要学会适应全球化的一些规则,要在我们几千年的思维定式做一个大的改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不可儿戏。我现在讲两个问题 。一个是文化的层次性,一个是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首先讲文化的层次性。文化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有层次,有经济活动,有社会体制,有意识形态,也有精神领域。在文化中,有紧密结合体制、与体制互动而支撑体制的意识形态或风俗习惯,包括不自觉的文化心理。比如上述的面子心理便是礼文化的一部分,而礼文化是儒家意识形态。这种最低限度的意识形态,依存于社会体制。我们之至今生活在某种面子网中,乃是因为我们仍然有身分等级的体制,在时时激活那深植于我们语言和心理中的面子意识。虽然礼教的仪礼已经中断,但社会体制的类型(人治)并未大变。经济和各种社会运作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有脸面的”人物手中。控制的方式大抵是农村的县乡镇村等级制和城市的单位等级制。思想言论、生活方式皆控制在固定结构中。办事不得不托人情,走后门,求爷告奶;个人生活,职称,房子,升迁,挣钱,乃至生存,皆不得不托派系和关系的福。乱说话会获罪,而单纯靠一己的才能和努力,成功的概率极低。在这种社会关系和生存状况中,那深藏于我们意识里的面子观念,便自然运作起来。即使自觉抵制,也顶多抑制自己这一面,却挡不住迎面来的那一面。碍于情面,或得于情面的事情,在所难免。不看僧面看佛面,横竖得看人脸色。连“老外”到了中国,为办成事情,亦难免随俗,何况我辈。所以我以为,此类观念的转化,绝不是文化批评、文化革命、移风易俗运动或全盘西化,所能毕事。需要改革,能够改革的,是体制。一旦体制更新了,这类陋俗或幽暗心理,自然淡化,或化为有益的礼俗。五四以来有一种偏见,将本应由体制负责的事情,推在文化身上,甚至说“国粹不能保护我们,何必保存国粹!”这很荒谬。近代中国的虚弱,乃由于体制落后,严重压抑民族的创造力,而导致国力衰微。我们不能深刻认识人类历史的主流,迅速向高效的体制过渡,却将我们自身的责任推给文化传统。本来应该进行彻底的体制革新,却转向笼统的反传统。我们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将文化这个集合与集合的一个元素(体制),以及另一元素(维护体制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不是集中火力摧毁旧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努力建树高效的新体制,而是笼统地批判“封建”文化(后来发展为“封资修”),却以新包装继承了传统的体制(人治、专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结果文化摧残,传统断裂,人心大变,而体制依然。此时此地,一切革新,惟有较前更为艰难而已。可悲的是,如此简单的一个逻辑错误,却参与并影响一个时代的大悲剧,而至今未予思维上的澄清,“反传统”至今是遮蔽我们视野的一种情结。对此,我们知识分子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世界在变,文化也在变。虽然文化不能用人工方式任意改变,却会在历史机制中演化。推动社会机制的上策,是取得社会共识,积极推行相对良好的社会体制。文化中与体制紧密相关的意识形态部分,稳定性最低,对于受过教育的阶层,可以通过启蒙运动而动摇,而对于社会全体,则因体制转化而淡化或消亡。至于远离体制层面的深层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则只有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自然演化,更非人为努力所能触及。一个民族,自有其安身立命的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大抵与效率层面的社会运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越是人们安居乐业,有稳定的传统连续性,和安身立命的安全感,才越有可能提高社会效率。恒常处于被动紧张或无所措手足的迷失状态,只会造成烦躁、混乱和失序。我们悠久丰富的传统,便是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西方颇有文化人士,心仪儒家或释、道传统,奉为精神理想和生活方式,却并未因此而反民主反人权,丧失个人独立性,沦为“封建余孽”。何以如此?因为他们信奉的是这些传统中远离意识形态的优美精神价值,而不是采纳专制意识形态。任何民族文化中皆有精神层次的独特信仰和生活方式,可以适应现代乃至后现代体制而足以丰富人类的生命。我们需要理解文化的层次性。五四反传统情结,似乎源自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的一种不甘沦落的心态。当时的处境十分紧迫,没有绰然回旋的空间,也没有深刻反省和研究社会的学术准备。然而这种情结,引导我们服膺速效的革命手段和鼓吹这种手段的外国意识形态,影响后来中国社会的悲剧性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文化价值的相对性。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民族文化,或文明传统,然而,是否有一种文明是“独一真理”,是人类文明的楷模或现有人类社会进化的顶峰,而其它文明只是处于落后的阶段,必须向其看齐?这并非耸人听闻。大凡欧洲中心论,社会发展史观,独一真理独一上帝的文明观,以及欧洲早期的人类学(例如Edward B. Tylor),皆有此类文明金字塔式的观念。全盘西化说实亦隐涵这种观点。这里又牵涉文化层次问题。或者说,文化有文明(不是所谓物质文明)和文化两个层次。以欧洲为例。德国的kultur有Bildung的蕴涵,因为十世纪德国仍为分散的小公国,仅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空名,北方普鲁士刚刚兴起,故其文化内涵强调精神的教养和人文价值,亦即缺欠民族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因素。反之,同时法国的culture则有更多的civilisation的内涵,因那时法国已是统一的新兴民族国家,欧洲的典范。目前全球化所推行的、与经济相适应的所谓普世文化,乃指体制操作层面的文化,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及相应的最低限度意识形态。它的普世性,乃出于多数人所共识的实际需要和发展需求,故这种普世性是普遍实用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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