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里:中国农民犯罪压力-反应成因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2 次 更新时间:2012-09-05 08: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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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里  

  通过环境维度的指标反映受到人类活动影响的自然环境的质量状态,通过经济维度的指标,反映人类经济活动的方式和效率,特别是资源利用的效率,通过制度维度的指标反映人类应对环境变化的制度和能力。指标体系中社会维度的指标反映了人类生存的状态,环境、经济和制度维度的指标所反映的是生存环境状况。指标体系通过指标之间的相互联系表明了维护一定的生存状态所需要的环境标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指标体系反映了各国和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优先性,也充分考虑到了计量方法的通用性,其广泛使用有助于改进国际范围可持续发展信息的一致性。显然,由于研究目的需要,这套指标系统中的生存状态指标(社会维度的指标)是作为对环境资源的需求来设置的,自然环境维度的指标着重反映的是人类生存对环境的压力作用。但这些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生存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1提出了初步的环境指标体系,1998年开始发布其成员国的指标测量结果,“压力-状态-反应”模型是其成员国一致接受的指标体系框架模式。OEC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包括3类指标体系:核心环境指标体系、环境问题指标体系、社会经济和一般性指标体系。核心环境指标体系包含了40-50个核心指标,分为环境压力指标、环境状态指标和社会响应指标等3类,用于跟踪、监测环境变化的趋势。环境问题指标体系包括部门指标体系和环境核算类指标体系,反映各主要部门环境变化的趋势、部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经济与政策等3个方面的指标。为方便社会公众了解环境问题,OECD又从核心环境指标中选出了一些“关键环境指标”,诸如水资源利用强度、CO2排放强度等,以使社会公众和政府决策部门充分认识环境问题。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指标体系相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指标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更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指标体系中,除了设置反映人类生存状态一些指标外,特地设置了环境核算指标,其中包括环境费用支出、污染控制支出等指标,而且把环境费用支出等指标作为环境问题衡量指标。这些指标把人类生存的费用支出与环境直接联系起来,把其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这些指标的设置把人们的视野引向了环境质量与人们的生存支出费用相关的方向。

  包括欧洲环境局(EEA)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框架模式在内,以上分析模式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但同时,它们也根据自己对环境的理论认识和自己的特定研究目的来不断发展和丰富理论体系。所以,我们也不能照抄,而是应当按照我们的需要进行合理的改造。

  2、压力―反应模式在农民犯罪原因分析中应用

  如前文所述,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许多社会现象也都存在着研究对象主体与环境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这一共性。“环境”一词具有丰富的含义,一般来说,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客体(或外围事物)。社会科学与环境科学相比,因其关注的主体存在差异,所以环境的含义也有所不同。在社会科学中,由于界定的主体不同,对于社会环境的界定也存在差异。在对个人进行社会学研究时,个人之外的社会统称之为“环境”;而在对群体进行社会学研究时,社会全体人口就被称为“环境”。本文对农民犯罪进行的研究,所以这里的“环境”就是指农民群体之外所有因素及其构成。本文实际上是将农民作为主体,通过压力-反应模式来研究农民犯罪与农民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压力之间的关系。

  生态经济学中的压力-反应模式的基本内涵,就是把环境的变化(恶化)看作是人类活动影响的结果,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改善环境。我们把这一基本思想引用到对农民犯罪的分析中,可以把农民犯罪看作是农民对自身所处的经济环境恶化的反应措施的选择。农民犯罪的分析与生态经济学对改善环境的分析在诸多方面是相似的,具有借鉴意义。它们所遇到的问题的性质相似,都是环境(生态环境或经济环境)恶化,人们都是需要应对环境的变化;解决的基本思路相似,都是要采取措施以应对环境的变化,且环境都是可改变的;所采取的措施的意义相似,都是要通过一些措施来对环境施加影响,以有利于自己的生存;所采取措施的目的相似,都是希望通过改善环境而从环境中获得收益,只是生态经济学是使环境正方向改变,而农民犯罪是从环境中夺取收益。可见,在分析农民犯罪时,引入生态经济学的压力-反应模式是适用的。

  3、分析农民犯罪成因的压力-反应模式框架

  本文基于把农民犯罪看作是对社会经济压力的一种反应的思路进行分析。由于农民所处的经济环境中有诸多不利的因素都对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形成压力,所以面对这些经济压力,农民需要采取相应的对策来应对,而犯罪便是其选择之一。

  按照压力-反应模式来分析农民犯罪,首先需要分析农民所处的经济环境中有哪些因素对农民形成压力,然后分析这些压力如何传递到农民身上,农民如何接受并承担这些压力,接着分析农民对经济压力的判断、农民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再来分析农民为什么在所有可能的措施中选择犯罪。作为犯罪学研究的目的,最后根据以上分析来寻找预防农民犯罪的方案。

  压力―反应模式的分析框架(略),较符合我国现阶段农民的实际状况,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这一分析平台有利于分析向模型化、量化、指标化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应用前景。本文的研究即是运用压力-反应模型来分析我国农民犯罪问题的尝试,全文的分析框架即是按照这一分析模式来构建的。

  因此,要利用这一模式来分析农民犯罪,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清楚这些经济压力源自哪里,这样才能更进一步的分析其他的相关问题,有的放矢地、有重点的解决好农民犯罪这一社会问题。

  

  三、我国农民面临的经济压力来源分析

  

  1、历史原因

  我国农民历史上长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可以说其承受的经济压力自古有之。无论任何社会,无论何种制度设计,也无论制度设计中的利益分配格局如何布置,农民都缺少应有的话语权,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这已成为了社会习惯与传统。一方面,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农民得不到应有的社会文化尊重;另一方面,农民较少的享受现代文明成果,身上仍保留着较多的落后的文化传统,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秩序,忽视他人私权。这些都使得农民承受着巨大的社会经济压力。

  另外,农民在社会政治结构中也处于最底层,这使得其经济利益的不到应有的保护。当前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不能形成一个类似工会的的农民组织,因而在与其他社会群体谈判过程中并不能占优势,其谈判的能力也就被削弱了。这就导致农民的经济权益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经济权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受到损害的往往是农民。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本大多由农民承担,但是其收益却很少由农民享有。以土地为例,经济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而这些土地大多从农民手中征用,农民得不到或者说得到很少的补偿,未来真正享受这些土地权益的却是城市的居民。因此,大量的承担社会成本,极少的享受社会收益,使得农民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最后,农民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上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农民首先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其次土地的承包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政府。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农民的土地逐渐被城市基础设施、工厂以及高速公路、铁路等设施所占用,可耕面积直线下降,出现了大量“失地”农民。由于从事生产活动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的丧失,农民面临的生产、生存压力越来越大,造成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犯罪行为也就逐渐增多。

  2、主观原因

  目前,我国农民虽然披着市场经济的外衣,但是其内在却深受传统文化中落后思想的影响。面对市场经济的利益诱惑,为了实现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他们会尝试投身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体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义”重于“利”、随遇而安、安于现状、害怕风险等小农思想却在内部为他们套上了一层枷锁。新旧两种思想的矛盾,使得农民可能会凭借一时的冲动去从事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但最终却可能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而走向企业家长制,使企业无法做大做强,最终走向末路。

  新旧两种思想的冲突在农民个人身上可能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有的农民会表现处见利忘义,违规经营,不遵守市场规则;有的则表现为望市兴叹,畏惧市场;还有一些表现出典型的“暴发户”心态,即忽视经营活动,将更多地精力投入到社交活动或者一味追求奢侈的享受上,最终导致企业破产。除此之外,农民的经济行为方式也充满了矛盾。既有追求现代市场经济自由、平等的一面,也有承袭传统的等级观念、家长制、权力崇拜的一面。他们一方面希望能与国有经济平等竞争,希望政府减少对其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给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在经营活动中,尤其是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却崇尚权力集中于一人,实行家族式管理。这种矛盾的经济行为给农民带来的往往是畸形的经济行为方式和非规范化的经营方式,长此以往,会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3、环境原因

  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变革与转型时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从转型的目标和内容上看,主要集中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农村经济和农民的需求仍处于从属地位。由于农业生产并不是引起这一转变的主导因素,反而有可能受这种转变的制约而无法发挥其优势,所以,就形成了农民的有意新的经济压力。与工业相比,我国农业对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对市场变动的反应相对较慢,导致农民要跟在工业和城市经济转型的后面,被迫适应、被动调整,这给农民带来的并非经济转型的益处,反而是疲于奔命的生存压力。面对经济社会的转型,农民需要有一个识别、判断、选择决策并相应作出调整的过程。而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条件下,农民对于城市和工业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对社会经济转型信息的采集、储存、积累、解读、识别也是十分困难的,再加上农民自身对于经济社会转型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使得他们在社会经济转型面前表现出一种不知所以然的茫然状态,在需要做出对策选择、需要适时调整时,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无奈境地。因而,社会经济转型无疑会拉大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差距,拉大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

  4、技术原因

  农业的弱势产业的特征给农民带来了经济压力。由于受自然因素的影响更大,农业相较于其他产业来说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另外,受现阶段技术限制,农业生产条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落后于工业产业。农业的这些特征使得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产生了经济和社会认同方面的压力。

  此外,技术进步速度缓慢也带来了产业落后的压力。农业的进步取决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而生物技术却因其复杂程度高、研发周期长、项目投资大、风险大、市场开发难度高等原因,使得其进步速度远远慢于机械化工等产业技术的发展。这就造成当其他行业的产品品种日新月异,生产规模快速扩大时,农业仍然停留在以小麦、玉米等有限粮食品种的生产为主,生产效率在为亩产的少量增加而努力,产量规模受到限制的阶段。农业技术的发展滞后造成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相比,收入增长相形见绌。

  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也是造成农民承受巨大精力压力的原因。由于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人工控制能力较低,基本上仍处于靠天吃饭的阶段,使得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程度严重,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控的状态,生产的不稳定造成农民的收入不稳定,经济压力自然大。

  另外,农民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低,面临着较大的市场风险。这些风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由于农民受自给自足的传统影响,加之农产品市场不完善,使得农民的生产经营与市场需求脱节。农民往往是以产定销,而非市场化的以销定产,所以,农民在市场销售和价格利益等方面的权益的不到切实的保障。(2)农产品市场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市场,其需求的品种和数量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而我国农业多以家庭经营为主,缺乏组织化程度高的单位,多以分散的农户去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使得信息不灵,适时调整能力差。(3)由于多是分散机构应,缺乏组织性,因此,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谈判过程中,农民多处于不利地位,谈判能力较差。(4)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农产品市场也从原先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求大致平衡的状态,而我们的市场体系建设、体制调整、经济观念转变方面仍缺乏适应能力,也就增大了农业经营的市场风险。

  最后,由于农业自身的积累能力较低,严重限制了农民再生产投入的能力,制约着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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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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