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居于社会发展的中间水平，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产阶层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随着人类社会的日益进步和发展，中产阶层要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即对“地球社会”、“国家社会”和“生活社会”的共同责任。
中产阶层的涵义
在逻辑上，我们讨论中产阶层的社会责任，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中产阶层”、什么是“社会责任”以及“中产阶层”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人属于中产阶级?至今没有定论。几年前，社会学家陆学艺和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将当代中国人口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引人瞩目，但当时没有提到“中产阶级”这个词。
经济学家倾向把收入作为中产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甚至是惟一可量化的标准。但即使以经济收入为标准，也存在着判断上的主观性和划分上的相对性。比如在美国，有人认为凡年均收入在3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人群都属于中产阶级，以此标准衡量，美国95%以上的人都应该属于中产阶级。另有人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年均收入标准应该在4万美元至25万美元，凡人年均收入在此区间的，都可以算是中产阶级。
社会学家主要是按职业来划分的，比如国家管理者、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等都属于中产。工人、农民中也有中产，比如中高级技师，他们是“蓝领”里的“白领”。例如，陆学艺认为，中产阶层分成了两块：一个是“老中产”，即有资产、能雇用人的，比如中小企业主、中小农场主;一个是“新中产”，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白领”越来越多，他们是受雇于人的、拿工资的脑力劳动者。
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层属于经济社会学范畴，既要考虑收入所表征的经济实力，也要考虑职业所赋予的社会声望。按此双重标准来衡量和划分是相对客观和全面的。根据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考量，中产阶层居于社会发展的中间水平，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社会人口学的视野中，中产阶层是一个在标准和规模上都变动不居的概念。上行或者下行的“社会流动”会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今天属于中产阶层，明日遭遇了破产、失业等困境，就可能马上沦落为小产阶层甚至是无产阶层;今日是小产阶层甚至是无产阶层，奋发图强，假以时日，也可能在明天登临中产阶层。在发达国家，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中产阶层就可能分化甚至衰落，人口在社会阶层中会向下流动。
在中国，温家宝总理关于“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表述也让人们对于这个新兴阶层的成长有了更多联想和期待。发达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起飞时，也是中产阶层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表现为整个社会的职业日趋高级化，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据此有专家认为现在是中国中产阶层发展的黄金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似乎是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
中产阶层在社会责任的承担中不可缺位，理应成为中流砥柱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产阶层因为人口权重的不同和社会角色的差异发挥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在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里，中产阶层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具有人口上的权重力，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发挥着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但在一个欠发达的社会里，中产阶层尚未发育成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那就必然是空有其名，难有其实。社会学家指出，现代的社会结构应该是人口的中层分布占据社会各阶层的主流。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中产阶层还没完全壮大起来，以农民为主的小产阶层还占据社会主流。定位在特定的历史坐标，我们的思想才能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可谓是一日千里、举世瞩目、可圈可点，社会阶层在分化也在聚合。在我国，“中产阶层”是一个学术概念，而非民间话语。在公民的意识和认识中，是不是跻身“中产”并不是那么要紧的事情。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并没有给予所谓的“中产阶层”以明确对应的社会声望和法律责任。社会意识是社会责任的先导，不在其位，焉有其责?没有角色的社会定位，权利与义务必然模糊不清。正其名，方能明其实，然此正难矣。事实上，在当今中国，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是不是中产阶层并没有官方的标准，也缺乏文化的自觉。
“社会责任”是一个大概念。我们认为，社会责任与社会阶层应该呈正相关关系，社会生态位越高，社会资源量越多，社会责任心应该越大，社会推动力也将越大。中产阶层在道德和良知方面的贡献并不亚于单纯GDP的贡献。我们讨论颇具意义的“社会责任”话题，大可不必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此外，需要提醒的是，所谓的社会责任也是双向互动的体系，一方面我们要鼓励中产阶层多为社会进步做贡献，另一方面国家和政府要保障中产阶层的权益，防止向下的社会流动，鼓励向上的社会流动，完善人口分布的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均衡的发展。
没有“良知良能”，就谈不上“家园情怀”和“社会责任”。我们需要一颗“地球心”、“中国心”和“故乡心”，需要感恩心、恭敬心和慈悲心。良知良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根本善。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根于心，是君子本性。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中产阶层和上等阶层受大恩于社会，理应对这个社会的和谐和进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不忘感恩和回馈。扼要之，处在领导地位的中上阶层需要思考和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人在这个社会里应该如何处世和生活。拯救世道人心、推崇仁义礼智是中上阶层的当然之责。
中产阶层的三大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首先需要唤醒我们对不同层面社会的认识，特别是人类与家园关系的认识。我们认识中的“共同家园”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含义，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概念：即地球家园、国家家园和生活家园。
我们要肩负起对“地球社会”的共同责任。每一个有不同国籍和不同文化的人类，都无法摆脱一个命运：地球是人类生息繁衍的唯一家园。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的最重要观点是：地球是一个有机体，它的健康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健康。地球生态系统存在着一张巨大无形的因果网。人爱天，天爱人，敬天爱人也可作如是观。过去我们常说“家国情怀”，这固然不错，但人类需要更大的胸怀，要勇于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地球人。人类需要意识到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共同生活体”，最需要唤醒的是“共同责任感”。以人为敌、以邻为壑是地球的大不幸。
地球正在积累巨大的生态失衡的能量，突出如大气污染、温室效应、边界冲突等。地球病了，人能不病否?中国先贤提出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启示我们，地球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实际是同一个命运,位居全球经济实力和认知实力中流砥柱的“中产阶层”需要团结起来，一起维护地球的大利益。“和合大同”才是地球居民的出路。
我们要肩负起对“国家社会”的共同责任。如果说地球的利益高于国别的利益，那么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人口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是文化创造和传承的主体，同时也是文明的缩影。对此，罗素比较了各大古代文明的兴衰史后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最大的原因或许是中国人口众多而且又同属一种文化”。人口优化发展的中国才能确保未来的希望，但中国人口失衡的危机却在深化。中国江河日下的生育率不仅严重损害了人口的微观生态，极大削弱了家庭的自我发展和保护能力，而且引发了人口性别失衡和人口结构失衡的巨大挑战。中产阶层有较好的养育能力和条件，国家和政府应该赋权他们、还权他们，允许和鼓励他们至少生育两个孩子，优化人口生态，优化生育的阶层分布格局，确保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人口动力。同时在生活方式上，中上产阶层应该率先垂范，实践低碳、节约、循环的绿色消费模式，在道德上和行为上引领全人类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我们要肩负起对“生活社会”的共同责任。大到一个城市，中到一个社区，小到一个家庭，都可能构成我们实际生活的范围。无论我们处在统计学意义的哪个阶层，我们都要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负责，对自己的心灵和生命负责，共建和谐家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具有较高社会生态位的中上阶层堪当大任。和谐社会需要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但首当其冲的是回归本源、发现良知、大道自然。
世界和谐从心开始。但市场经济和道德社会构成了冲突，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机巧之心”让人类沦落为一个个聪明自利分割的个体，欺诈、争斗和杀戮构成所谓文明的进化史，却不能成为一个智慧团结互爱的群体，和谐共生的社会。中国的道家认为“象由心生”，唯心生万象。这个心就是“一”，就是“道”，就是自然本源。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心明即是天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甚至心外无天。心学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和知行合一，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中国心学是存良知、去贪欲、人类心灵自我救赎的唯一法门。因此，如果正心修行、良知良能是代表社会中流的中产阶层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能引领社会各界，那么我们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