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重中之重”越来越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0 次 更新时间:2012-09-04 09:52

进入专题: 三农问题  

刘奇 (进入专栏)  

党中央、国务院把“三农”工作放在全党、全国和全部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重中之重”,一个在汉语词汇里已达极点的程度表述,旨在警世,意在醒世!“三农”问题的根本就是对农业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外来文明不断挤压农业文明的现实社会,我们务必深刻领悟,农业文明不是最落后、最腐朽、最该抛弃的文明,它更不是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对立物,它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发展工业文明、城市文明的同时,决不能以牺牲农业文明为代价。全社会都应树立一个理念,只有农业文明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文明,没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都将毫无意义。失去农业文明的“文明”,是可怕的“文明”,很可能也是灾难性的“文明”。在强势文明视农业文明为拦路虎,以泰山压顶之势挤兑它、摧残它、吞噬它之时,“重中之重”更显得越来越重!

  

从当今世界格局看:粮食“武器化”,种子“殖民化”,竞争农业化

基辛格于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预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实际上,当今世界粮食已经被“武器化”了,农产品也相应被“武器化”了。基辛格的粮食控制论应该是“粮食武器化”最经典的表述。自古以来,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都是商人囤积居奇的投机品。垄断粮食等农产品,既可以牟取暴利,也可以控制人或者伤害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正是根据基辛格“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的战略思想,制定了“粮食武器化”战略,在多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发展中国家谁不听话,就不给谁饭吃,以此巩固世界霸权地位。美国过去有1亿多吨玉米出口,2008年以来大上乙醇加工企业,玉米一粒不出口,导致墨西哥等国家粮食供应链顷刻断裂,国人恐慌。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战略布局已进入到中国最核心的粮仓部位,美国农业部已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沈阳设立五个农业贸易处,并可能还将继续扩大。这是从国家层面加强占领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兵力布局。孟山都、杜邦等一些经营农产品的跨国公司也在加紧步伐攻城略地,抢占中国农产品市场。中国三大肉产品加工集团中,雨润、双汇已被全部买下,宝迪正在谈判,并且他们还步步为营,大量收购猪、鸡等大型养殖场。农产品已经成为美国像美元一样控制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他们已拥有诸多优势,他们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世界四大粮商前三大在美国,最先进的以转基因技术为代表的生物技术也在美国。作为最原始、最传统的农产品,一旦被“武器化”,它将成为最先进的现代武器攻无不克。

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三大前沿科技的竞争,而中美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生物技术上,生物技术在今天最广泛、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农业领域。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已成为生物技术角逐的主战场。西方强国利用转基因等技术进行的种子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更重要的是为控制他国自有的种子资源,并形成对其商品种子的永久性依赖。一旦一国的种子依赖他国或被他国控制,粮食等农产品安全、甚至食物主权便无从谈起。在这方面,美国深谋远虑。我国加入WTO以来的几年间,大豆及其产业基本美国化了,据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协会数据,2009年中国大豆进口量达到4255.2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量占51.3%,中国有4000多万大豆种植者面临失业和生存危机,主产区的大豆加工企业全面瘫痪。广西玉米种子正在加速美国化和转基因化,东北玉米种植已基本沦陷,被美国占领。棉花种子约20%左右的份额也被美国种子占领,且每年以10%的速度扩大,同时还在向水稻、小麦、土豆等品种延伸。中国最大的蔬菜基地山东寿光的蔬菜种子90%以上为外企控制。中国种业正在一步一步被“殖民化”,一旦种业被全面殖民化,人家让你吃什么品质的东西,你只能吃什么品质的。给你多少吃,你只能吃多少。这可能比1840年鸦片输入中国的速度不知快多少倍,容易多少倍,也不知危险多少倍!有专家预言,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农业将成为中国和美国进行国际竞争的最终竞技场。不难看出,人类社会的竞争,最终又回到了农业这个维持基本生存的原点。中国的种业必须迅速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理念、国家意志的层面加快建设步伐。未来社会,说种业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并非危言耸听。

从中国农业现状看:要素流失,环境恶化,能力疲软

  

当今世界,有五分之一的国家缺粮,六分之一的人喊饿,11亿人吃不饱饭,1亿中国人营养不足。就中国而言,农产品产量仍然不稳,由于投入不足,工程措施滞后,旱涝保收面积不足一半,总体上“靠天收”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一遇灾年,农产品减产的可能性随时都会发生。目前,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700多斤,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天宝年间人均占有粮食就已达到这个水平。而当时只有人吃粮,动物吃草不吃粮。今天不仅人要吃粮,动物要吃粮,机器也要吃粮。一面是粮食无限需求,一面却是耕地大量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耕地锐减了近3亿亩。为此,中央一再敲响警钟,要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是,“钟照敲,线照闯”的现象十分普遍。耕地锐减,且减的都是好地。为应对国家占补平衡政策,所谓开发出的新耕地,大都在交通闭塞、气候水土条件很差的地方,即便面积补上了,但农产品产出率也会大受影响。城市急剧扩张,全国城市蔬菜自给率已下降到不足30%。北京郊区菜地已由17万亩减少到几千亩,蔬菜自给率已不足10%。杭州种菜面积每年都以10%的速度在递减。人们要吃粮,也要吃菜。今天不少人对粮肉菜的需求结构已由过去的8∶1∶1变为4∶3∶3。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时代,菜比粮显得更不可或缺,更具敏感性。

在“金融为王”的当今时代,支撑农业发展的资金奇缺,农村大量的闲散资金被金融机构抽走用于城市和工业发展,三农贷款问题一直乏人问津,国有金融机构只在全国几万个乡镇中搞几百个乡村银行做做样子,农业嗷嗷待哺的资金饥渴症丝毫没有缓解。

  农业科技仍然比较落后,我国科技贡献率不到50%,发达国家都在70%-80%以上。2009年,我国投入农业的科研经费为21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孟山都一家公司投入的科研经费就高达8亿多美元。中国和美国在农业科研方面巨大的投入差距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农村的人口结构是“两头在乡”,老的和小的,即所谓的“386199”部队。过去种粮的变成了吃粮的,有2.5亿劳动力改变了职业;过去吃粮的变成了吃肉的,肉都是要靠粮来转化。劳动力大量流失,而且是单向道地流向城市、流向发达地区。传统的中国社会,从乡村走出去的人,无论当官还是经商,大都叶落归根,衣锦还乡、告老还乡,在乡村定居,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包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2000多万知青也给农村发展带来了外部文明。这些从城市流向乡村的精英,塑造着乡村的主流话语,导引着乡村的道德走向,提振着乡村的人文精神,维系着乡村文明的薪火相传。今天,农村成了人才的“播种机”,而城市成了人才的“收割机”。不论是从政从商,还是就学务工,出去了就再也不愿回来。人才资源极度匮乏,有些地方几近枯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工资少得可怜。公元1000年时,北宋都城汴京一个民工一年的收入可购买的大米数量,如果按照2009年的粮价折算相当于3200美元,正好等于2008年我们人均GDP。历史前进了1008年,农民工的收入不升反而下降了许多倍。同时,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农民无心务农。

我国现有2亿多亩耕地受到污染,1996年到2006年间,中国氮肥和磷肥施用量同比增幅为40%和60%,农药使用量则同比上涨了80%。水污染更为严重。据调查,我国只有3%的城市水源基本清洁,97%的城市水源受到污染,其中严重污染的占64%。有专家研究,有效治理深层污染需要上千年的时间。乡村田野流淌的大小河沟,污染程度更是触目惊心,臭气熏天、鱼虾绝迹的现象为数不少。用这样的水质灌溉农田,生产出的农产品可想而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弗兰克·芬纳最近预言,地球将无法承受人类的“人口大爆炸”和“无节制的浪费”等行为,人类将在100年后灭绝,这似乎是耸人听闻,但如果我们如此放任下去,后果必将由我们自己承担。

国家近年治理大江大河成效显著,但由于缺乏投入,中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不仅没有发展,还很多处于病险状态,在中小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现在基本上还在吃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本。当前,极端异常气候发生次数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深。或违反时令,突如其来;或大涝大旱,登峰造极;或集于一点,摧毁万物。有专家调查,全国类似舟曲易发泥石流的地方有1.6万个,2010年地质灾害比过去扩大了十几倍。加之不可预测的怪现象,如没来由突然发生的病虫害等。凡此种种,大自然都在向人类发出警告,不保护环境,农业发展将陷入困境,陶醉在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之中的人类,不要觉得现在衣食无忧,大家随时可能没饭吃!

不少人只以经济效益的眼光,从农业仅占GDP10%左右的角度看问题,把农业置于脑后。美国农业占GDP不足2%,日本农业占GDP不足5%,人家同样把农业放在重要位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哪怕只占1%的份额,也马虎不得,懈怠不得,小视不得。简言之,不论农业在一国GDP中占多大份额,它在发展的天平上永远都应处于分量最重的那一侧。

从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性看:开发不足,彰显乏力,特色日萎

今天的农业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简单的“吃饭产业”,农业之于政治、经济、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农业不仅能够保障粮食供给,提供多种农副产品,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而且还具有推进工业化进程、缓解能源危机、推动以生物质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革命、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历史文化等多种功能。

一是日益强化的食物保障功能。我国人口众多,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农业最重要、最基本的任务。随着人口增加和生活改善,对食物数量的需求持续增长,对品种的要求不断增多,对质量的追求日益提高,既要吃饱又要吃好,更要吃出营养和健康,农业的食物保障功能日益强化。吃菜怕毒素,吃肉怕色素,吃鱼怕激素,一日三餐已经把人搞得晕头转向、疑虑重重。“谁能告诉我,究竟吃什么”已成社会流行病。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其食物保障功能永远都是摆在第一位的基本功能。

二是前景广阔的原料供给功能。不光人在吃粮,动物在吃粮,现在机器正张开血盆大口与人和动物争粮。1961-2007年,世界人口增加了1倍,粮食产量增加了2倍,但2007年却有8亿人没饭吃,现在是11亿人没饭吃。从目前来看,世界粮食总量供给人吃的还不到一半,大部分用于了动物饲料和工业原料,尤其是能源。汽车加满一箱燃料乙醇,需要200公斤玉米才能生产出来,差不多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今天的生产生活用具,小到牙具、板凳,大到汽车、飞机零部件,都可以用粮食生产,美国已经可以用玉米生产出2000多种生产生活用品。工业对粮食的需求无限增加,而供给却是有限度的。

三是不断拓展的就业收入功能。农业就业收入功能,是农业传统功能之一,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在新的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多种力量的综合促动下,农业产业链条正从一产向二、三产业延伸,就业空间大大拓展,农民收入大大增加;科技、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的集约化,使农业收入增长方式转变、可持续性增强;农业产业体系逐步健全,农业就业收入的渠道不断拓展;城乡、工农之间交融联动发展,为农业就业和收入增长增添新的动力。

四是修复环境的生态保育功能。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这是农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本质特征。而二、三产业对环境破坏显而易见,只有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才具有对被破坏的环境予以修复和对尚未破坏的环境予以保育的独特功能。农业生产是人类利用自然规律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对农业生产的合理利用丝毫无损于农业的生态保育功能,农业生态系统与整个环境存在着天然的协同作用。这种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体系,是一种新的生态平衡,它最有生命力,对人类的生存和自然的发展相互有利。

五是正在崛起的旅游休闲功能。旅游休闲观光农业在实践发展中逐渐显示其多重特点,主要有生产性、季节性、观赏性、体验性、文化性、差异性和多功能性等七项。在现代化、城市化背景下,开发农业旅游休闲观光功能的动力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改变,导致需求层次逐渐升级,促进农业旅游休闲功能的凸现;二是随着城市化的负面影响加剧,城市居民普遍追求“返璞归真”、“体验自然”,推动农业旅游休闲功能的凸显;三是随着现代农业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效率快速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大量增多,支撑农业旅游休闲观光功能凸现。

六是承先启后的文化传承功能。中华民族有着灿烂辉煌的文明史,源远流长的农业文化是其重要基础和内核。中国传统农业有着十大文化传承功能:其一,作物文化的传承。最有代表性的是粟文化、麦文化、稻文化、蚕桑文化和茶文化等。其二,农业技术的传承。有农事历法、精耕细作生产技术、育种技术、传统农具等。其三,经营模式的传承。在人类农业文明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桑基鱼塘、梯田种植、坎儿井及林农间作、“猪-沼-果”等农林牧复合系统等。其四,农业哲学的传承。集中表现为“三才理论”,强调天时、地利、人和结合,因时、因地、因物制宜,注重发挥人的作用。其五,农业制度的传承。主要有农地制度、赋税制度等传承。其六,重农思想的传承。中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农业,认为发展农业能安民生、稳政权。其七,村落家族文化的传承。村落家族文化体现了中国乡村传统的组织特征和文化特征,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一直影响至今。其八,民俗文化的传承。有岁时民俗、饮食民俗、人生礼俗、民间艺术、民间信仰等,连贯古今。其九,田园文学的传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等诗句脍炙人口,田园文学经久不衰。其十,中医药文化的传承。“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人糊糊涂涂地活。”中医药以其显著的疗效、浓郁的民族特色、独特的诊疗方法、系统的理论体系、浩瀚的文献史料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正风行于全球。

有人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薪火相传,成就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几千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史,关键就在于独特的农业文明承先启后、代代相接。但是,农业呈现的上述多功能性,远未形成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开发利用更是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实质上,充分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才是中国在世界上最能独树一帜的文明形态,也是中国最具可持续性的文明形态。 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看:城市多疾病,食品不安全

美国农业部长迈克·约翰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你要吃饭吗?那么农业就很重要。”迄今为止,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就是没有不需要吃饭的人。阳光、空气、水用之不竭,但粮食必须生产,人人每天都少不了,可以说每天都在与农业打交道。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今天,任何一座大中城市,如果没有农民工,这座城市就会立即瘫痪。他们只要一天不工作,就会交通中断、垃圾满街、臭气熏天。城市化不是城里人的城市化,而是农民的城市化,是把农民“化”入城市的过程。所有的城里人,向前查三代,差不多都是农民。安徽合肥建国时只是一个5万人的小县城,而今天已是一座拥有近300万人的大城市。歧视农民,就是歧视自己的前辈。

农村在整个生态环境中起到很大的调节作用,如果都是城市水泥森林,人们将无法生存。“农家乐”给城里人带来了欢乐,几乎所有的城里人没有谁没去“农家乐”体验过,“农家乐”已成为人们旅游观光最便捷、最经济、最实惠、也最受欢迎的活动。农村与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紧密。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逆流现象,不少人已经厌倦了喧嚣繁华,不愿住在城里,自愿移居农村生活。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噪音充耳,让很多城里人患上城市病,尤其人到暮年,年老体衰,克服城市病,只有去农村。

近几年,“豆”你玩、“蒜”你狠、“辣”翻天、“姜”你军等等戏谑俚语不绝于耳,但这些都是生活的调料品,不是主食。如果主食涨了十几倍,大米涨到几十上百块一斤,不难想象,社会将是一种什么状态。我们跑不过刘翔,但我们必须跑过“CPI”。“量”的不安全很直接,“质”的不安全却十分隐蔽,什么地沟油、三聚氰胺、苏丹红等等层出不穷,防不胜防。过去人们吃的是采自天然的“自然之物”叫“食物”,今天人们吃的是经过加工的“生产之物”叫“食品”。今天的“食品”在加工过程中天然营养已遭破坏,但厂商为表示营养丰富,又添加许多所谓各类营养素,现在食品中添加的各类营养素已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这些通过化工手段合成的营养素对人体有多大危害,没有谁能说得清楚。特别是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更令世人恐慌。

一个简单的常识告诉我们,儿子为什么会像老子,就是因为遗传基因的作用。一旦改变基因,儿子还会像老子吗?不像老子又会像什么,谁都无法预测。在山西、吉林,五、六年前开始引入美国的先玉—335玉米种子。近来发现,这些地方的老鼠没了,猪牛羊产子少、不产子、产怪胎的现象很普遍。五、六年时间老鼠可以繁殖20代,家畜可繁殖3代左右,而这只相当于人的生命的十几分之一,其对人类的危害,没有几代人的观察是无法预知的。美国已正式宣布了转基因食品的危害。凡是种过转基因植物的土地,小草长到1米多高,小虫子变成巨虫,无药可治,无以应对。种植转基因作物较多的巴西、阿根廷动植物畸形现象普遍发生。有专家称,吃了转基因食品等于在人体内建了一座农药加工厂,而且直到人的生命枯竭它才会停止生产。转基因人造的特性和不可避免的不完美性,会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影响其他有关及无关的生物,它们将永远无法被收回或控制, 埋下的隐患就目前的人类能力是难以应对的。搞生物遗传基因能力最强的美国孟山都公司针对社会上的种种质疑,又提出一种新的解析,说他们过去用的是植入法,现在改用控制法,即将基因自身不利的一面加以控制,而不是植入其他基因,就不会有问题了。这只能是一个大大的“天问”! 从纵向历史看: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建设年代,农业支持工业;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

纵观近百年以来历史发展轨迹,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急剧而深刻的历史性嬗变,都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紧密相连。“三农”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建设年代,农业支持工业;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

战争年代农村包围城市。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但城市起义和对城市的进攻却连连受挫,在这种形势下,党及时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到1930年初,全国10多个省300多个县已建立起中央、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左右江等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总结出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以农村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发展红色政权,逐步夺取城市直到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数千万农民为之奋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代价,最后夺取了中国革命胜利。境外军史研究者戏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像是“中国农民解放军”,军队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于农民。

建设年代农业支持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初,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尽快建立起一个以重工业为支柱的完整工业体系。完成这一任务,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提供工业化的资本积累。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不能靠自身依然弱小的轻工业,又不能完全靠国际援助,更不能像帝国主义那样靠侵略和掠夺,唯一的办法是靠农业、农村和农民来实现积累。据专家分析计算,1952-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税收,从农村中汲取资金7000多亿元(扣除国家支农资金),约占农业新创造价值的五分之一,超过当时国有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虽然学界公认90年代初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已告结束并已进入中期发展阶段,但是国家从农村中汲取发展资本的政策并未改变,1990-1998年,国家通过财政渠道、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金融渠道,又从农村汲取资金1.9万亿元。另据有人估计,从1950年到1996年,我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农村资金净流出)超过2万亿元,大约相当于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三分之二。

改革年代农民服务市民。改革开放以来,一亿多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务工,起早贪黑干着城里人不愿做而又必须有人做的苦活、脏活、累活和险活,拿着时常被拖欠的最微薄的工资,默默地为市民服务。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农民工已占城市第二产业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如果没有农民工,超过一半的饭店要停业,近七成的生产厂家要关门,近八成的大楼建不起来。据专家测算,1.2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已超过全国GDP总量的五分之一。可以说,农民工早已融入城市的方方面面,像城市的血液和润滑剂,维持着城市的正常运转。是他们成就了“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是他们成就了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少作出了五次里程碑式的创造性贡献。一是打破了大锅饭,创造了承包制,解决了吃饭问题;二是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国企改革,确立了市场经济;三是进城务工,以廉价的报酬,推进工业化,使“中国制造”横扫全球;四是奉献土地,繁荣房地产,快速推进城市扩张和开发区建设;五是在内需不足、出口受阻时,农民工返乡、大量购买外供转内销的家电汽车等产品,为企业减压,使中国经济在全球普遍下滑的情势下稳步增长,且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四大转型同时推进的社会变革,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转型。这四大转型在一个国家同时推进,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世无先例的。在这样背景下的中国“三农”问题尤其重大。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每次解决“三农”问题的答案,无一不是来自基层、来自民间、来自草根社会的创造。但今天由于农业文明在不少地方、不少人心目中被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异类”,把“重中之重”变成“轻中之轻”,使中央宏大的战略部署成为“略占”一点点位置。“战略”成“略占”,导致民间的创新空间严重受限,即便有了创新,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发现、去认可、去总结、去推广。可以肯定地说,三十年来农村改革最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把分散蕴藏在基层的创造合法化、完善化、普及化的过程。今天,重温“重中之重”,重新认识“三农”,已经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一个紧迫而又严峻的课题。

法国科学家法布尔有一段名言,“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清楚地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能告诉我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人类的愚蠢之处。”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愚蠢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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