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大学校长发了一条微博。该微薄说：朋友自印度归，说中国人现想要的印度全有。民主选举，新闻自由，没有城管，很难强拆。但到处人兽摊并行，罕见的几条高速路上时速也跑不了50公里。铁路死人如同我们高速。办事很难，腐败黑社会却都不含糊。知识分子倒是可畅所欲言，就是一片嘈杂谁也不听谁。发展中国家怎么走?能否中国效率加印度自由?

该微薄成为当日的热门微博之一，在网上被转发、评论上千次。其中有不少人表示赞同，认为太自由了，不一定好。也有一些人觉得不对劲，表示反对，但是论证比较薄弱，不是很令人信服。因此，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本人觉得有进一步澄清说明的必要。

在这条微博里，该校长对比了中国和印度：中国虽然不大自由，但是经济效率很高；印度虽然有自由，但是经济没有效率。并由此得出结论，在发展中国家，自由和效率似乎是矛盾的。

难道在发展中国家，有这种特殊性吗？事实上，自由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与民主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不存在对谁适合对谁就不适合的问题。问题只是成熟、完善程度高低而已。所以，自由绝不会错。从中亚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到缅甸、越南的改革，我们更可以看到这种普适性。就是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我们也无法得出这个结论。

比如印度经济的落后，与很长时间学习苏式的计划经济有关。就是大搞国有经济，许多行业有严格的审批和进入管制，结果导致经济的低效和腐败的泛滥。应该说，这是很多后发国家的通病。但是，让我们警醒的是，由于实行民主政治，印度没有发生过类似中国“大跃进”、“文革”的瞎胡闹。

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再次复兴，印度社会也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1991年，拉奥政府上台，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取消了延续40多年的工业许可证制度，结束国营公司的垄断，同时放宽外来投资。效果很快显现，印度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服务业兴旺，制造业扩张，出口旺盛，出现了大规模的中产阶级。

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报告：印度的实际工资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这只是印度人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印度联邦和各联邦主体、地方政府，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支出，用于教育、医疗、救济等社会领域的。从而建立和维持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反观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是人民得到的实惠却很有限。

所以，从印度的例子，我们根本得不出自由和效率存在矛盾的结论。同时，我们要注意，印度经济的落后，还有其宗教文化上的原因。在印度，最大的宗教是印度教。这个宗教更强调精神而追求禁欲苦行和简单的物质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扩大经济需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经济有很快的增长，原因就在于摆脱了毛时代的极权控制，人民获得了一定的自由权利。比如，私营经济不再被禁止、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外出打工不再被视为“盲流”、价格管制逐渐放开、户籍制度开始松动、言论越来越自由等等。这些方方面面自由化的进展，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经济开始迅速增长。所以改革又被成为“松绑”。这最好地诠释了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命题。

但是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还是很低，代价高昂，难以为继。所以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与之相比，印度的经济增长质量要好得多。有学者曾撰文比较：中国投入40美元每年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原因就在于，印度已经走上自由市场经济之路，而中国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换句话说，经济自由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所以，自由与效率没有矛盾，恰恰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由本身就是效率。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正面临很大的困境，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人民要有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自由。正如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所说的：一个国家，最好的投资是自由和法制，以及对于人类尊严的敬意！

作者简介：王小刚（1976－），男，经济学博士，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