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三重的天下――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6 次 更新时间:2012-08-28 18: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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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古代中国历史学常常将中国历史上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只列有〈五帝本纪〉,并明确指出“三皇”时代只是一种传说,不足称史。“三皇”,即天皇、地皇和泰皇,泰皇又称人皇。显而易见,所谓天、地、人三皇及其时代,不过是远古时代“中国人”对空间和时间的一种概括和想像。但是,这种概括想象,却反映了远古时代“中国人”的一种最原始的、素朴的思维方式。这就是,空间与时间相通,人间与天、地相联。人类世界,不是人类独自的家园,而是人类与天、地共存的空间;人类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人类与天、地共同度过的时间;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规律,也处处体现了天、地的意志。

  远古时代“中国人”的这种素朴原始的思维,奠定了“天下思想”的基础。因为在物质的层面上,人类社会与天、地构成一个须臾不离的大宇宙,所以在精神的层面上,人类社会自身实际上也就成为一个有天有地的小宇宙。天下思想,是中国传统国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在空间上展开的国家构造,或是在时间上展开的王朝更替,都受到天下思想的影响与制衡。因此,当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追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传统时,首先就要从“天下思想”看起。

  

  一,“四海之内”与“九州”――理论上的“天下”与现实中的“天下”

  

  从逻辑上来说,只有“天”的思想形成之后,天下思想才有可能形成。关于“天”这一概念的形成时代,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周代。[1]但是如果根据中国最古老的文献的说法,还可以上溯到更加古老的年代。比如,《尚书》尧典篇中有“乃命羲和,钦若昊天”一文,记载了中国进入国家社会时代以前的天的概念。

  很早以前就有人指出,尽管三皇时代属于一种想象和概括,但是关于“五帝”(黄帝,炎帝,尧,舜,禹)的传说却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在中国历史传说中,关于“五帝”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人们共同体的生活时代、生活地域、活动内容等都距事实不远。[2]因为五帝中的最后一人“禹”,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国家-夏王朝创始者“启”的父亲,因此一般认为五帝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前国家社会时代。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夏王朝第五代统治者――少康曾“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曾有学者经过研究,断定《尚书》的盘庚篇是商代的文献,[3]而盘庚篇中也有“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一文。总之,天的概念很有可能产生在周代之前。

  在甲骨文的商王卜辞中,已可以看到“天”字出现。甲骨文中的“天”,虽然大多表示“大”的意义,但也有象“庚辛王弗病朕天”那样作为“人之巅峰”被使用的例子。[4]在甲骨文中,“天”的概念在很多场合是由“帝”字来表示的。[5]这种观点也可以通过其他先秦文献得到证实,例如,《诗经》商颂长发篇中的“帝命不违”的“帝”就可能是“天”。

  郭沫若曾指出,商代人以天为卜问对象,卜辞中的“帝”指的是至高神。[6]也就是说,“帝”只不过是具体化形象化了的“天”而已。然而,如果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在这个具体化形象化思维过程的深层,实际上有着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帝”原本是一个将祭祀物品置于高架之上焚燎的指事文字,从这种祭祀者将祭品放到高处焚燎的行为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以下两点。首先,从客观上来看,祭祀的对象是一个从空间位置上高于人间的存在;而这个高于人类、高于人类生活空间的存在,实际上也只能是“天”。其次,从主观上来看,祭祀的对象――“天”,在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上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具有不可抗拒力量的神圣的存在;所以祭祀者甚至希望通过一种物理的手段抬高祭品使之尽量接近“天”,以便能够让天更加清楚地“看”到、“尝”到或“嗅”到自己对于天的敬畏。

  从先秦时代中国人关于祭祀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尽管无从断定具体的时间,但是毫无疑问从很早以前,中国人就把宇宙想象为一个“天圆地方”的构造。所谓“天似穹庐”,天,就象是一个圆形的帐篷顶一样笼罩在近乎方形的大地之上。这样,世界上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一切物质存在,自然都被覆盖在同一个、唯一的天的下方。从高度上看,世界处于“天”的下方;从广度上看,世界整体被“天”所笼罩。古代中国人的这种对于“天”与世界的直观的认识,不仅导致了“天下”万物都来自于并且要服从于“天”的意志的主观结论,同时也会导致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的主观结论。这些主观结论,也是天下思想的最基本的内容。

  在夏、商、周代,祭祀和占卜都是一种王朝的重要政治行为,也是最高统治者的一种特权。[7]由此可知,“天”的思想在当时主要是被用来解释政治权力的性质。

  首先,王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够统治世界即“天下”,其最终的依据是“天命”或又被称作“帝命”的天的意志。其次,因为只有一个“天”,所以世界上只有一个“天下”,即正统的王朝。最后,“天下万物”,即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由“天”选定、受命于天的统治者。比如“予迓续乃命于天”,[8]说的是商的统治是受命于天;“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9]说的是周的统治是受命于天。《诗经》商颂的殷武篇中“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的是“中国”周边的民族共同体也都服从于作为正统王朝的商王朝。“享”,也是一个将煮熟的食物高举着进行祭祀的指事文字。“来享”指的是来参加由商王朝主持的祭典,“来王”说的是来到商王朝朝见商王,对于来朝者来说,它意味着承认了商王对自己的统治权。主祭者之所以能够被承认是天下的领袖和最高统治者,是因为祭祀是沟通人与天之间的桥梁,所以只有能够最直接地感受到天的意志的主祭者,才有可能反映出天的意志。这个事实反映出“天下”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即天下最高统治者受命于天,他的权力的性质,是代表“天”对人间实行统治。

  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做出过许多建树的贝塚茂树,曾经针对商代占卜的性质指出:“用卜询问天帝意志是殷王的特权,它意味着殷王就是天帝在地上的代理者”。这段话,实际上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祭祀的性质。在这段话的后面,贝塚茂树接着说道,“到了周王朝时,王是天帝之子即‘天子’,是一个将天上‘帝’的意志传达给地上人间的仲介的观念巳很明确。《尚书》召诰篇中的‘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国殷之命’一文,是说殷作为皇天的元子即嫡子的命令被天帝取消,才是殷亡国的理由。这种认识,应该是在殷人原有的观念的基础上,被周人更加明确地意识到的”。[10]

  贝塚茂树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比如从《诗经》商颂长发篇中的“帝立子生商”一文中,的确可以看到商代“天子”思想的萌芽。但是,明确地将人间的最高统治者看作“天”的子嗣――“天子”的认识,还是要到周代的文献中才能得到确认。[11]有人认为,“帝”与“享”本来指的是祭祀祖先的仪式。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从祭祀方式中关于高度的意识来看,很可能是“祖先”被抽象为“天”,而人间的最高统治者是与“天”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天子”的认识,就来源于这个抽象化的过程。

  从“天”的思想出发,产生“天下”的思想,最后再衍生出“天子”的思想,是先秦时代“天下思想”形成的三部曲。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诗经》商颂殷武篇中“自彼氐羌”的氐与羌,都是周边地域的民族共同体。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天下思想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已经考虑到了周边民族的因素。也就是说,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形成于先秦时代的天下思想中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同属一个“天下”的认识上来。

  那么,先秦时代的人们究竟是如何想象天下,也就是世界的呢?《尚书》禹贡篇说道,经过禹的治水,“九州攸同,四懊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再据《管子》地数编,齐恒公曾向管子询问陆地的面积大小,管子的回答是“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时代人们想象的世界,是由一个大致四方形的陆地,以及从四面包围着陆地的四个彼此相通的海洋所组成的世界。[12]另外,在《河图括地象》中有这样一句话,“夏禹所治四海之内,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大地又被称作“四海之内”。

  而“四海之内”,在很多文献中又被等同于“天下”。例如,《尚书》大禹谟篇记尧“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中庸》中有“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大戴礼记》五帝德篇中记孔子曾以“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来回答禹是何等人物的询问。可以看出,“四海之内”即天下的思想,实际上也就是明确强调世界上只能有一个天下,一个天子,换言之,就是只能有一个正统王朝的思想。所以《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篇中有“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文;而小雅北山篇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著名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

  总之,按照“四海之内”即“天下”这一公式,整个世界都被等同于正统王朝的领域。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是在当时,由于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有限,所以想象中的全世界也并非是大不可及。所谓“天边”,“天涯”,告诉我们,古代的中国人认为天也是有边的。所以,如果确信王朝的统治者是接受了天命,作为天的代理人统治着“四海之内”的“天子”的话,那么自然就会推论出整个世界都是正统王朝领域的结论。

  在先秦文献中,“天下”除了“四海之内”以外,还常常用“九州”来表示。除上述《尚书》禹贡篇之外,《诗经》商颂玄鸟篇中有“奄有九有,……肇域彼四海”等例。[13]在甲骨文中,“州”写做  ,“象水中高地之形”。[14]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水中可居曰州”。从这里看到的大地的图景,不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一道道河川隔断大地,而是一个个人类生活的岛屿孤立于茫茫无际的一片汪洋之中。不难想像,古代中国人产生以居住区域为“州”的意识,应该是与中国进入国家社会时期以前的大洪水有关。关于这点,我们也可以从《尚书》禹贡篇中大禹治水与九州形成的关系中看到。

  但是,“九州”并不能仅仅视为一个地理的概念。在《尚书》尧典篇中,有着一段“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记述。因为尧典篇曾被《国语》、《左传》和《孟子》等许多先秦文献引用,而且纪录了公元前二三五七年时“四仲中星”(星辰名)的运行状况,有学者断定它的成书时期至少不在春秋以后。[15]通过其中有关“九族”与“万邦”的记载可以知道,在进入国家社会时期以前以及由此向初期国家社会过渡的时期里,有许多的独立性很强的部族生活于“九州”。

  “族”,原来意味着一个战斗集团。在甲骨文中,“族”是由“众”与“矢”结合的会意文字。《说文解字》更说,“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虽然在没有发现足够证明的考古学资料之前,无法作出“九族”与“九州”有关的结论,但是限于当时交通手段的不发达,对于频频发生战争的各个部族之间来说,大河无疑是最好的自然屏障,而因地理原因造成的交通不便或相对隔绝,又不难成为影响地域政治构造的要因。因此,“州”这一词汇,还需要从政治共同体的层次上进行解读。

  过去一般认为,在进入国家社会阶段以前,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是若干个部族的联盟。但是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前国家社会的性质并不是“部族联盟社会”,而是“部族联合体社会”。[16]二者的区别在于,部族联盟是根据各个部族自己的意愿结成盟友关系,而部族联合体则是由一个部族通过军事征服将复数的部族结集在本部族之下而形成。“五帝”时代的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  与共工的战争等,都是部族之间的战争,频繁的部族间战争最终促使了部族联合体的成立。

  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初期国家夏、商、周的内部政治构造也是不平等的部族关系。根据此说,初期国家在出现阶级分化,有了王与官僚之后,社会的基本单位依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族。[17]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例如,《战国策》齐策说,“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有人考证,意味着国家或诸侯国首长的皇、王、后、侯,无论在发音上还是在意义上,都是由部族的首长――“酋豪”的“豪”而来。[18]周代虽然实行封建制度,但这只不过是周王室为“协和万邦”――对各部族进行怀柔所使用的一种手段而已。因为各个部族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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