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新疆建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5 次 更新时间:2012-08-28 15: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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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政治视野下的“新疆建省”[1]

  

  王柯[2]

  

  1876年6月,在失去对新疆的控制权整整十二年之后,清朝发动了收复失地的战争。毫无疑问,这是清朝在其末年进行的一场最为辉煌的战争。仅仅一年半的时间,清军势如破竹,收复了新疆除俄占伊犁地区之外的所有领土。1878年初,清朝着手研究收复之后的统治方针,在从俄国手中收回伊犁地区主权之后,于1884年正式废除传统的间接统治体系,在新疆推行了“省制”。中国许多历史著作记述了这段历史,毫无例外都从“收复失地”与“巩固边疆”上对清朝政府的举措进行了高度评价。但是,对于这段历史,历史学似乎更应该超越时空的束缚,在国际政治和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视野下审视它的意义。

  清军在新疆的胜利,固然有民心所向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与清朝以志在必得的决心投入大量财力兵力有关。而“新疆建省”,并非一次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改革,因为其实质是彻底否定由乾隆在征服新疆后亲自制订的“祖制”。不顾内外交困而坚持开战,收复了失地却不肯恢复传统体系,晚清政府的这一非常选择,显然具有超越“收复失地”与“巩固边疆”的考虑。那么,晚清政府究竟出于什么考虑急于“恢复祖业”?后来又出于什么考虑毅然“放弃祖制”?而从“恢复祖业”到“放弃祖制”,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因为清朝同时具有中华王朝和民族政权两种性质,所以晚清这段从“恢复祖业”到“放弃祖制”的历史,自然就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的问题连在了一起。

  

  一、 清朝末年的新疆问题与英俄帝国

  

  1864年,由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参加的“圣战”,摧毁了清朝经营了整整一百年的“回部”(新疆南部)统治体系。“圣战”的果实,最后落到了来自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手里。1865年1月进入新疆南部的阿古柏采取各种手段建立起自己的政权,逐渐占领了天山南部所有地区,包括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和库车七个大城,其政权史称“七城政权”或“喀什噶尔”。正是藉阿古柏统治之机,沙皇俄国和英国的势力迅速渗透到这一地区。

  沙皇俄国涉足新疆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47年提出要求赋予俄国商人在伊犁、塔城和喀什地区通商权之时。经过反复交涉,通商的要求到了1851年才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但是限制在了伊犁和塔城两地[3]。清朝政府最初拒绝俄国商人到喀什是为了避免引火烧身,因为一旦俄国势力出现在新疆南部,必然刺激到侵占了印度的英国势力[4]。但在1860年,俄国借调停攻入北京的英法联军与清朝政府之间的关系,诱迫后者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取得了在喀什的通商和在喀什、伊犁和塔城三地的居住和布教的权利[5]。俄国对新疆地区的渗透,使英国愈发感到有必要对抗日益南下中亚的俄国扩张势力。随着1860年代中清朝在新疆南部统治体系的崩溃,南部成为大国政治的真空地带,这更加深了英国对俄国扩张的担心,从而加快了自己向这一地区扩张的步伐[6]。

  1868年12月,英国商人沙吾(Shaw)来到喀什,阿古柏奉为上宾,前后会见了三次。沙吾之旅为英国上层提供了许多关于这一地区的情报,同时还带去了阿古柏希望与英国交好的信息。此后不久,一个俄国使团也来到了喀什。但是因为阿古柏对俄国心存芥蒂,这个以一位陆军大尉为团长的代表团受到了冷待,结果无功而返[7]。据说阿古柏在没有来到天山南部之前,曾经在塔什干城下与侵入浩罕汗国的俄国军队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而在1865年与俄军战斗中战死的浩罕宰相阿利姆·库尔,据说对阿古柏还有过栽培之恩[8]。

  1870年,英国的印度总督府派出了以福尔萨斯(Douglas Forsyth)为团长、沙吾随行的使团来到了喀什。阿古柏因为当时正在东部的吐鲁番与回民作战,与使团无法会见,只能通过代理人向使团购买了数量可观的武器[9]。在1870年前后,浩罕汗国与布哈拉汗国先后沦为沙俄藩属,希瓦汗国也是朝不保夕。中亚三国的命运,促使企图依赖大国力量维持其长期统治的阿古柏改变了其对俄方针。1872年,他接待了由卡尔巴尔斯男爵(Boron Kaulbars)为团长的俄国使团,并与之签订了《俄国─喀什噶尔条约》,其中包括俄国与喀什噶尔双方商人的自由通商、俄国商业代表常驻喀什和对俄国商人征收关税率为2.5%等内容[10]。这个条约是外国政府与阿古柏政权之间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俄国不仅从中得到了从前从清朝无法得到的新疆南部的自由通商权、低关税和治外法权等几项特权,更重要的是,它创下了一个外国政府与建立在清朝领土上的非法政权缔结“条约”的先例。这不仅危害了清朝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又成为近代以来外国政府为本国利益而与分裂中国势力相勾结的最早的事例。

  不甘落后的英国于1873年12月再次派出以福尔萨斯为团长、三百人组成的使团,受到了阿古柏的热烈欢迎。一位英国人记载了这场阿古柏与使团的会见:“在12月11日的正式会见上,我国政府的赠品,由一百人以上的男子抬着送给了埃米尔。其中有包括两尊小炮的各类火器、花瓶等。但是最让这个统治者高兴的还是女王陛下的亲笔信”[11]。而根据一个写于1908年的维吾尔文献的记载,英国女王曾经致函阿古柏:“请不要与他国,而只与我国缔结友好关系。如果你需要武器与士兵,我会向喀什派遣一位领事和一到两万的士兵。如果这样也不能战胜敌人,我会派遣更多的士兵,由我们双方提供给养,六十年后,你将新疆南部交给我们。”[12] 由于史料的限制,无法判断这封由维吾尔文献所提供信件的真伪,但是从文献本身写作的年代来看,可以看出当地的维吾尔族居民已经识破英国人企图纳新疆南部于其势力范围内的野心。

  1874年2月2日,福尔萨斯与阿古柏政权签订了《英国─喀什噶尔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英国承认阿古柏为喀什噶尔的埃米尔(王),允许双方商人自由通商,英属印度当局免征来自喀什噶尔商品的关税。阿古柏政权同意英国在喀什噶尔设立公使级代表和享受最惠国领事待遇的商务代表,同意英国商人的居住权,承诺对来自英属印度的商品只征收2.5%以下的低关税,在没有得到英国代表和商务代表的同意之前不得检查英国商人的住宅、仓库和商品等。通过这项条约,英国取得了比俄国更多的特权,包括自由通商权、治外法权、居住权、低关税和最惠国待遇。条约不仅让英国的势力渗透到了新疆南部,也让英国得到了比俄国更多的经济利益。当时的天山南部英俄商品泛滥,条约签订后的1874年一年之内,就有价值为八十万俄国卢布的茶叶、布匹、染料由印度输入到了这里。而在1876年一年内俄国商人向这一地区的进口只是价值二十四万八千俄国卢布的铁器、锡、糖、火柴、布匹、烟草和染料等[13]。与《俄国─喀什噶尔条约》一样,《英国─喀什噶尔条约》从国际法上来说也不能称之为正式的条约。能够与一个非法政权签订条约,就已经说明了作为世界第一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以及俄国对于这个新疆南部地区的兴趣。

  1873年,阿古柏派遣自己的侄子赛义德·阿古柏·汗作为特使访问英属印度、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赛义德首先来到印度,就英国与阿古柏政权如何保持友好关系一事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14]。比起与俄国的关系而言,阿古柏更加主动地接近英国。对于阿古柏来说,获得大国的支持对维持自己长期统治维吾尔地区有利,至少,获得英国的军事支持就是一个极大的收获。

  英国对于阿古柏政权的军事支持,始于福尔萨斯的访问。由福尔萨斯交给阿古柏的英国的礼物中就有几百枝火枪。英国在1875年通过土耳其─印度通道又向阿古柏政权输送了大炮8门,火枪2,200枝。俄国人起初以为这是来自奥斯曼土耳其的支持,在他们看来,本来军事装备就很落后的土耳其愿意将最新式的武器送给阿古柏政权,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15]。1875年“为呈交沙皇的礼物”而来到喀什的俄国军官在事后提出的报告中说到,阿古柏的军队装备有大量的英国武器,他曾经看到6,000名拿着英国造火枪的士兵;在英国的援助下,喀什城里建立了制造大炮和修理火枪的工厂[16]。1876年10月来到喀什的俄国使节,更是说阿古柏的军队装备了8,000枝英国造的火枪[17]。毫无疑问,在英国的援助下,阿古柏的军队装备得到了极大改善。与此同时,一个亲英政权的出现,让英国在新疆南部铸造起了一道防止俄国势力波及到殖民地印度的防波堤。

  但在新疆北部,即阿古柏统治区之外,俄国却藉清朝统治体系崩溃之际,取得了与清朝讨价还价的巨大资本。当初,伊犁清朝驻军在受到信仰伊斯兰的居民的“圣战”攻击时,明绪将军曾考虑向俄国借兵进行镇压[18]。清朝政府犹豫再三,最后虽然同意了明绪的要求,但仍慎重提出了兵权绝不可交于俄国,借来之兵须归清军指挥的原则,并就此在京与俄国公使进行交涉[19]。可是在清朝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由明绪派部下荣全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府具体接洽时,俄方却以上司公文未到为借口拒绝出兵。然而就在清朝统治体系崩溃,明绪一家焚火自尽之后不久,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府却突然主动向荣全提出要去帮助“收复”[20]。尽管被荣全识破用意拒绝,俄军仍然在1871年5月进入伊犁地区,名为替清朝“代为收复”,实为趁人之危、趁火打劫,直接占领了伊犁地区[21]。

  

  二、 国际政治视野中的“海防”与“塞防”

  

  由于俄国和英国两个大国势力的介入,清朝政府是否收复新疆,事实上已经不能单纯地从国内问题的角度加以考虑,新疆问题实质上成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但是,如果注意到当初在新疆统治体系崩溃之后,清朝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之意的往事,我们可以发现,也正是英俄两国势力对新疆的渗透和侵略,才促使晚清政府下定收复新疆的决心。1871年9月1日,清朝发出了一封关于处理俄国占领伊犁地区问题的上谕。这封上谕一边指示署理伊犁将军荣全就接收伊犁事宜与俄国谈判,一边任命哈密帮办大臣景廉为乌鲁木齐都统以筹划如何收复乌鲁木齐,以便阻止俄国在非法侵占伊犁之后,再以代清朝“收复”之名进而侵占新疆北部的玛纳斯与乌鲁木齐[22]。

  之后,清朝不仅筹建收复新疆部队的指挥系统,而且将驻屯在东北的部队向新疆方面转移,开始了一系列准备收复新疆的军事准备。1873年11月,左宗棠攻克肃州,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清朝政府于1874年3月5日即指示左宗棠征集用于收复新疆的部队[23]。同年5月23日,清朝政府又以同治帝名义向左宗棠发出上谕,指示西征部队应设法尽早进入新疆。这封上谕发出的时间,是在清朝政府收到荣全的奏折之后不久。在这封奏折中,负责与俄国谈判接收伊犁事宜的荣全断言,俄国已将伊犁视为其当然领土,“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并且是“得陇望蜀”,企图以伊犁为跳板进而将其势力扩张到整个新疆地区[24]。

  俄国占领伊犁,以及俄英两国私自承认了一个建立在清朝领土上的非法政权,相继与阿古柏政权签订条约的做法,当然严重地侵害了清朝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然而应该看到的是,这些事件实际上是发生在一片当时清朝已经失去控制权的土地上。如果清朝很在乎这片土地在其维护主权与领土问题上的存在价值,那么当初在由伊斯兰教各民族参加的“圣战”推翻清朝在新疆南部的统治体系的1864、1865年以后,就应该采取各种行动,做出排除万难实施收复的努力。清朝在俄国占领伊犁前后,对新疆问题的反应可谓大相径庭。这说明,清朝在意的并不是对新疆的统治权问题,而是英俄势力侵入新疆地区,并与阿古柏政权签订条约等事可能给整个清朝的政治体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1873年2月,总理衙门向左宗棠询问对伊犁问题的看法,左宗棠回答道:“俄人久踞伊犁之意,情见乎词。尊处持正论折之,实足关其口而夺其气。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亦在势。以现在情形言之,中国兵威且未能加于已定复叛之回,更何能禁俄人之不乘窃据。”所以,左宗棠得出的结论是:“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25] 之后不久,清朝政府也在给左宗棠的上谕裹指出,“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步,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势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其势不能。”[26] 这明确说明了清朝急于收复新疆的目的,在于遏制俄国继续扩张的势头。“现在统筹全局,应如何办理之处,着左宗棠妥议奏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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