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国家是民族国家的必然结果，二者只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层次上的不同称呼而已。各个西欧国家通过提倡nationalism，将民众改造为国家的民族、即国民；通过实现民族国家、即国民国家的形式，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权力与义务”的关系，即既要国家根据“主权在民”的原则保障国民的一系列政治权力，同时也要每个国民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因此应该对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负起一定的责任。

　　孙中山先生清醒地认识到，唤起nationalism，建设起民族国家＝国民国家，是西欧各国在近代得以高度成长的根本理由。从三民主义的理论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期望通过普及民族主义，以培养民众原本淡薄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从而使中国能够象西欧一样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思想），并因此同时实现建设国民国家的理想（民权主义思想）。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最后确立“融化中国所有各族成中华民族”、“把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即“大中华民族理论”的思想背景。

　　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由于独特的历史背景（非主体的满族作为统治民族进行了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和社会背景（数十个具有自己特征的民族集团共存），就象民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民一样，民族国家也并不一定能够简单地等同于国民国家。如果认为在中国只要建立了民族国家就能够建立国民国家，可以说是只接受了西欧民族主义的外表，而并没有真正理解西欧或者欧洲民族主义的内涵。

　　西欧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地域型的民族主义，即认为生活于同一领土内的住民，只要在统一的法律和制度之下建立起一种团体意识和共同的文化，就可以成为同一民族，很明显，西欧的民族是一种政治型的民族，一种与国家领土同心圆的民族，也就是国民。而孙中山先生直到一九二四年还认为，民族形成的指标――形成民族的自然力，最重要的是血统，其次是生活，第三是语言，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风俗习惯。[31]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自然力＝王道＝民族、武力＝霸道＝国家的公式来看，他强调的民族主义则属于一种民族型的民族主义，即更为重视血统等自然因素，而忽视了建立政治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因此，这个公式，也许能够用来解释汉族的中华民族，即“小中华民族”；而要用来衡量“融化中国所有各族成中华民族”，即“大中华民族”时，就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

　　近代西方建立民族国家的方法是从国家到民族，即按照国家的规模形成民族；而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的方法则是从民族到国家，即按照民族的规模形成国家。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主义，实际上到最后都没有摆脱种族思想的桎梏。直到民国十一年，孙中山先生仍然认为：“第一种主义（即民族主义），为种族革命。谓排出他种民族，发扬自己民族，组织完全独立之民族国家也。”[32]这种民族与种族不分、种族主义意识与国民国家理论混在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从理论上造成了解读“中华民族”一词的困难，也给他呕心沥血构筑起来的“大中华民族国家”，实际留下了民族对立的隐患。

　　结论

　　无论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还是其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家们，都一贯强调树立民族主义意识的重要性，一贯强调建设中华民族的必要性，一贯强调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注意强调唤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因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肩负了两项使命：它不仅是一场恢复汉族作为统治民族地位的民族革命，还是一场埋葬封建王朝体制的社会革命，而打倒清王朝需要民族主义，建设国民国家同样也需要民族主义。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家们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始终集中于“国家”这一点上。无论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提出的排除满族、汉族即中华民族的思想（“小中华民族思想”），还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经过“五族共和”的时期，最后定位于同化中国所有各族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大中华民族思想”），都是在致力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走过的历程，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即“中华民族”意识，同时也是近代国家意识、即“中华民族国家”意识产生、转换以至最后形成的历程。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萌发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思想，是因为受到了近代西方国家建设国民国家经验的启发。换句话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致力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国家”，就是为了在中国建设一个近代国民国家，这不仅是对一个清王朝的否定，也是对中国两千年来封建社会制度的否定。

　　“小中华民族思想”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汉族的单一的民族国家。然而，从逻辑上来看，打倒了“天子”，“天下”自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以“天下思想”为背景成长起来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思想，在中国封建王朝体制崩溃之后，也要遭到灭顶之灾。孙中山先生通过他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实践，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无论从主观上或者是客观上都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于是果断放弃了“小中华民族”和“小中华民族国家”的构想，开始提倡“大中华民族”和“大中华民族国家”的思想，开创了中国“大中华民族”的时代。

　　从小中华民族到大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国家，传统中不过是表示人文地理意义的“中华”，在被反复解释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概念。近代西方的民族概念作为中国国家的组织原理被引进并且得到实行，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传统的天下思想主张不分夷狄华夏，近代的民族主义则号召以民族划分你我，天下与民族国家，一个开放，一个收敛，二者的性质截然相反。[33]“大中华民族”的理论，尽管维持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但是由于拒绝将文化作为国家的根本组织原理，所以不仅从空间上限制了传统上一直是对外开放式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出现于国家领土之内本来是极为自然的民族融合的现象，也会被误认为是人为的民族同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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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来发表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9―82页。

　　[1]〈亡国篇〉《国民报》第四期，1901年8月。

　　[2]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书局，第138页。

　　[3]《国民报》第四期，1901年8月。

　　[4]例如：精卫（汪兆铭）的〈民族的国民〉、蛰伸（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一期，1905年10月）、恨海（田洞）的〈满政府之立宪问题〉（《复报》第一期，1906年5月）、嗣辑的〈《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论之驳议〉（《复报》第四期，1906年9月）、怀姜的〈立宪驳议〉（《复报》第五期，1906年10月）等。

　　[5]蛰伸（朱执信）的〈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民报》第一期，1905年10月。

　　[6]陶成章《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4年。中华书局，1986年再版。

　　[7]铁生〈敬告我汉族大军人书〉，《民报》第16号，1907年。

　　[8]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汉帜》第一期，1907年。

　　[9]〈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

　　[10]同上。

　　[11]〈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期，1907年7月。

　　[12]并木赖寿〈中国的近代史和历史意识――围绕洋务运动、曾国藩的评价〉，岩波讲座《现代中国》第四卷《历史和近代化》，1989年，第76页。

　　[13]《龚定盦续集》卷一。

　　[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三辑。

　　[15]李鸿章〈奏陈方今天下大势既分条复陈练兵造船筹饷各事〉，《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二辑。

　　[16]〈五族协力以谋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民国元年九月三日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西北协进会演讲。

　　[17]孙中山〈主义胜过武力〉，１９２５年１月２０日晚在广州欢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演讲。

　　[18]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１９２２年６月在广州中国国民党特设办事处演讲。

　　[19]孙中山〈修改章程之说明〉，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席上演讲。

　　[20]１９２４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四讲。

　　[21]１９２４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

　　[22]１９２４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23]１９２４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24]１９１９年文言本〈三民主义〉。

　　[25]１９２４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26]１９１９年文言本〈三民主义〉。

　　[27]１９２４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28]１９２４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29]１９２４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30]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具体方法〉。

　　[31]１９２４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32]孙中山〈军人精神教育〉，在桂林对滇粤赣军讲演。

　　[33]１９２４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