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构筑“中华民族国家”――西方国民国家理论在近代中国的实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09 次 更新时间:2012-08-28 11: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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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产生于满族对中国实行统治的初期。然而,比起民族本身的差异,王夫之更重视文化实质上的差异,他认为民族的文化决定民族的思想,民族思想扎根于民族文化,曾经指出:“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则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矣”,通过指出文化上的不同来否定了作为外来民族的满族统治中国的正当性。作为一个满族人建立的王朝,清朝统治中国的构造,实质上是一种中华王朝的国家性质和满族统治的民族性质同时具备的双重政治构造。但是对中国内地,“其统治在具有民族统治要素的同时,实际上更依赖于文化上的要素”。[12]尤其是到了清朝末年,当初“所生异地”的满族,已在中国内地生活了近三百年,其民族文化已逐渐与汉族同化,“地异”则“气异”、“气异”则“习异”,原本是王夫之为攻击满族统治中国缺乏文化根据而提出的这一理论,反倒成了支持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根据。

  自十九世纪中期起,王朝的基础――“满洲八旗”开始腐败,清朝已经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所面临的众多难题,于是接受汉族参加国政。真正挽救了清王朝的,实际上是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的汉族官僚。由于他们的苦心经营,各地的叛乱才得以沉寂,国家的财政状况才得以逐渐好转,所谓的“同治中兴”才得以实现。

  由于汉族参加国政,清朝的国家性质也逐渐由满族人的王朝向中华国家转变。当初,清朝依靠“军政”和“封禁”的政策,制造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对中国内地这样一个多元的中国,对汉族一直实行民族隔离和牵制政策。但是到了末年,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清朝否定了自己传统的统治政策,认同自己是与汉族具有共同利益的中国的一员。她在新疆实行与中国内地一样的省制;撤销严格禁止汉族向满洲移民的“满洲封禁”政策;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又在西藏和蒙古地区实行“新政”,而且还采取了推动内地的汉族移民边疆的措施。

  在清王朝统治末年,因为同时并发种种社会危机,王朝内部的一部分当权者,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中国内地的问题,曾经一度考虑过彻底放弃一部分多事的边疆地区。但是却遭到一部分朝中重臣,其中包括汉族大臣和满族大臣的激烈反对。从这些反对意见的思路中不难看出,当时的中国人都认为清朝的领土自然就是中国的领土。

  满族人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是更早一些的事情了。从雍正皇帝时代开始,“汉奸”一词就屡次出现在政府的文书之中。清朝对这种现象的默认,暗示着满族人的华夏化。关于当时清朝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同治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称它是千年来之“奇变”,而李鸿章更称之为:“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他们都是从中华文明的脉络上,认识和把握清王朝面临的艰难局面的。龚自珍(1792-1841年)在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说张家口〉一文中写道:“元凤足迹遍中华,独未到西北塞外,一见圣朝中外为一之盛”。[13]这里所谓的中华指的是中国内地,中外指的是中国内地――中华与长城以外的满洲、蒙古和新疆。曾作过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幕僚、与清朝末期的对外关系有着密切关联的薛福成在〈西洋人海防密议十条〉中,用了“西人于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的语句描写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14]很明显,这里的中华指的是包括了满族统治者在内的清王朝。

  实际上在清朝中期以后,几乎所有的汉族知识分子都已从文化的侧面承认了满族为中华之组成部分。许多汉族官僚在其个人的仕途问题上,并没有感到与自身民族意识的冲突与苦恼。在洋务派的领袖中,身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与身为满族皇族的恭亲王奕訢一起,同用“中国”、“华商”、“大清国”、“中国”、“华人”、“华民”等词汇,也丝毫不感到别扭。在他们的言论中被广泛使用的“大清国”与“中国”、“华人”与“华民”,虽然也有意义暧昧之时,但基本上是以“大清国”一词表现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中国”主要相对于“西国”、“西方”表现地理的意义;“华人”、“华民”主要相对于“西人”、“洋人”代表中国人。李鸿章就曾说过:“华人聪明才智,本无不逮西人之处”。[15]

  不仅是官僚阶层,满族是中华组成部分的意识,甚至已经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这里仅举一例,在1901年的义和团事件中,民众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视为“欺蔽中华”、“祸乱中华”,称信教者为“汉奸”。“扶清灭洋”、“反洋驱夷,尊皇保国”、“翼戴朝廷,保卫身家”、“顺清灭洋”之类的口号在各地均可见到。

  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所说的“汉奸”,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革命时期所说的“汉奸”意思不同。如1906年的《中国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中就有以下内容:“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者,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作汉奸者,亦如是”。也就是说,前者指的是向西洋人出卖中国利益者,而后者指的则是向满族人出卖汉族利益者。很明显,后者出自于当时革命派的“满洲人非中华”的主张。

  革命派的“满洲人非中华”的主张,事实上否定了中华国家的连续性,即在中国历史上中华国家并非是一个连续的存在;也否定了中国近代化过程的连续性。近代化的过程,一般指产业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从这个视点上,中国在清朝末年开始的近代化过程,可以分为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三个阶段。所谓的“中兴名臣”,都是“洋务派”,他们在各地创办制造局、造船所,试图使中国社会转向产业社会。作为“洋务运动”的延长线,学习英国式的政治制度,旨在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民国家的“变法运动”兴起了。

  然而,洋务派也好,变法派也好,因为都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的君主独裁制度所无法摆脱的政治环境(尤其是会遇到政治利益既得阶层的强烈反对),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社会在面向近代化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都中途夭折了。革命正是在认清了这种形势的情况下发生的。孙中山先生也曾于1894年6月上书李鸿章,提出改革的意见,但是未被采纳。之后于同年11月在夏威夷成立了“兴中会”,由改革派转变为革命派。如果简单地给李鸿章等汉族出身的清朝官僚冠以“汉奸”之名,不仅难以理解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甚至难以解释近代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先生的行为。

  所谓中华,直到清末受到革命派的改造之前,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地从血缘上分辨民族的用语,所谓“华夷之辨”也更重视文化的侧面。对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家们来说,辛亥革命以前所面临的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革命家们努力帮助民众回忆历史上清王朝统治者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和行为,甚至提出在中国建立汉民族单一民族国家的革命目标,以促使汉民族形成自己的民族意识,使民众从民族的角度产生对统治者的仇恨心理。然而,否定了文化上的内容,而只强调血缘部分的“中华民族主义”,不仅有悖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也脱离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实。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是,新生的中华民国在领土和民族的构成上,不能不全面继承清朝的遗产。其首要原因就是,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人们不得不重新开始认识“边疆”对于“国家”的意义,而中国的边疆,又几乎都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因此,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但建立汉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愿望不合实际,就是继续坚持革命派当年主张的反满、排满的民族主义方针,也会导致刚刚从清王朝脱胎而来的中华民国再分裂为几个民族国家,甚至是互相敌对的民族国家,从而使中国领土直接暴露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直接威胁之下。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面前,革命派才不得不修正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路线。提出或接受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将清朝一品武官的五色旗作为国旗,都说明民国的指导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华民国与清朝的继承关系。

  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呼吁:“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者,对于满清为独立,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因为全面继承了清王朝的遗产,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来说,如何尽快摆脱以前革命时期的狭隘的民族意识,培养造就出中国各民族共有的共同的国民意识,实现超越民族的国家统合,反倒变成了一个当面之急的难题。而“五族共和”,正是应此之急,而最早提出来的一种理念和实践。

  

  三、“积极的民族主义”――大中华民族时代的开始

  

  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认为,其变化在于,由对内的民族主义变成了对外的民族主义,其实并不尽然。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视线,当时仍然集中在中国国内问题上,集中在如何处理中国国内各民族关系的问题上。

  毫无疑问,在中华民国建国之初,孙中山先生也曾热情倡导过“五族共和”。[16]然而,在民国八年(1919年)所写的文言本《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先生却指出:“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严厉地批判和否定了“五族共和”的思想。

  孙中山先生对“五族共和”思想的否定,与民国领导人改变认识,确认新生的中华民国在法统上是继承了清朝的思想有关。对于中国人来说,清朝是一个外来的政权。但是清朝统治中国,实质上也给中国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比之明代,在清朝的统治下中国的领土面积更加广大,民族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清朝灭亡以后,中国对清朝所留遗产应否继承?怎样继承?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未来中国国家的性质。尽管革命派在清朝统治时期内,为了鼓起被统治民族对于统治民族的仇恨,以达到推翻清王朝统治的目的,曾经坚决主张过民族革命,提倡过反满、排满这一狭隘的民族主义革命思想,但是当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都几乎一致表示,中华民国应该也必须完整地继承清朝的遗产。这再次说明,革命派提倡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唤起革命的手段,并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

  1912年,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在就蒙古和满洲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中国方今自顾不暇,一时无力控制蒙古。惟俟数年后,中国已臻强盛,尔时自能恢复故土。中国有四万万人,如数年以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之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17]明确表示中华民国将继承清朝的法统,它的领土范围内包括蒙古与满洲看作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然而,成立初期的中华民国,不仅面临着被外国列强瓜分领土的危险,而且因为在被视为“中国固有领土”的西藏和外蒙古也出现了要求独立的声音,同时面临着国土从内部分裂的危机。因此,对于初期的中华民国来说,如何保全清朝留下的领土,就成为最大的关心之一。孙中山先生转变自己的观点,转而开始批判“五族共和”的理由,就在于他察觉到了“五族共和”的理念与保全领土、保证国家统一之间的矛盾。

  通过提倡“五族共和”来达到保全国土之目的,这种思想从逻辑上来看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五族共和”的行为主体是“五族”,因而“五族”之间的“共和”能否成立,即“五族”是否能够共同携手建设“中华民国”,其前提并不在于其中一个民族是否能够振臂一呼,而在于五个民族是否能够达成共识。然而,“讲到五族的地位,满洲是处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蒙古向来是俄国的范围,西藏几几乎成了英国的囊中物。由此可见他们都没有自卫的能力,我们汉族应该帮助他们才是。”[18]

  很明显,在外国势力的影响下,即使只有其中一个民族中出现要求民族独立的声音,“五族共和”的口号就不仅失去统一中国、保全领土的意义,反而可能会被一部分人用来作为主张独立的根据,因此,孙中山先生在否定了“五族共和”思想的同时,明确提出了汉族要在维护国家统一事业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思想。

  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包括民族主义思想,其实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民国九年十一月他进行〈修改章程之说明〉,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他说道:“民族主义,当初用以破坏满洲专制。……我们要扩充起来,融化我们中国所有各族,成个中华民族。若单是做到推翻满族的专制,还是未曾完成。”就是说,当时,在孙中山先生看来,在推翻满清专制的革命胜利以后,民族主义就有了更高的目标,这就是:营造一个超越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国国家的规模相一致的统一的中华民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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