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哈佛散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80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23: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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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晶  

  

  哈佛散记(一)

  

  

  哈佛是很多人的梦。不独国人如此,韩剧中的男主角也往往要到哈佛进修的。这次能到哈佛经济系访问一年,算是圆了这个梦。

  

  关于哈佛,可说的很多。不过,市面上有关哈佛的书已经泛滥了,种种关于哈佛求学记也多得不可胜数。真要言他人之所未言,恐怕很难。不过,每个人都是用自己的眼睛来看哈佛,不怕重了---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在选课大卖场感受软实力

  

  刚来哈佛,第一件事当然是选课。这里把选课那天称作shopping day,非常形象。其实就是一个选课大卖场,一般也就20分钟。老师学生们进进出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我也加入到这个行列。

  

  这次去的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离哈佛园走路不到10分钟。哈佛的校园颇为分散,如政府学院、法学院、神学院,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园区,而商学院则到了(查尔斯)河对岸,医学院更是跑到市中心去了。经济系也是一个独立的大楼,很多人以为隶属于商学院,其实是在文理学院。这儿没有经济学院。

  

  我对发展问题感兴趣,就选有关发展的课。第一个来的是Ricardo Hausmann教授,国际发展中心的头;曾做过委内瑞拉的计委主任,泛美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另一个是Dani Rodrik教授,著名的发展问题专家,比起一些主流学者来说,他多少有些异端。比如对“华盛顿共识”他就不以为然。这两门课的主题都是发展,比如穷国为什么穷,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之类。

  

  来听课的人很多,阶梯大教室跟(半)圆形剧场一样。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从肤色及说话的口音就可以判断出来。大家坐在那里都颇为虔诚。毕竟这是最牛的学校,最好的教授,讲的也是最热点的问题。很多人是希望在这里取到真经,服务于祖国。

  

  突然我有一种感觉:一个好学校真是了不得,其实是在向世界各地灌输他们的意识形态,这个作用该有多大!单是影响那些个前来进修的官员或立志要从政的学生们,就非常了得。听说中组部在这里有个“哈佛班”,来的都是司局级以上干部,搞了不少届了。我也在后来听课时撞见过来这里的官员。

  

  现在大家成天在讨论软实力,什么是软实力?这就是。其实通过教育获得一些学费,比如所谓“教育产业”,恐怕是次要的(这并不否认学费对维持学校运转的必要性),关键是,这里的课就像是宣传部开的洗脑班。多厉害?都被洗一遍。看哈佛的影响恐怕也要从这个更高层次去理解。

  

  曼昆与巴罗的宏观

  

  在哈佛,曼昆非常著名。不单是针对经济系的学生,对其它系的学生也是如此。曼昆给本科生开大课,听者近千,在哈佛大概无出其右了。这门课原来是马丁·费尔德斯坦讲的,都是大牌。曼昆的经济学教科书与他精心经营的博客(http://gregmankiw.blogspot.com,经济学爱好者一定要看他的博客。不知道国内是否能看)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曼昆很像一个学术明星,类似国内的易中天吧,但层次要高得多。当然也有人对他的学术不以为然,尤其在和巴罗比较的时候。这是题外话。

  

  我其实并不要去听这样的入门课,但经不住一些人的怂恿(包括经济系的博士们),想看看这个西洋景。教室是在一个真正的剧院里。很亮的灯打在(舞)台上。或许也就是曼昆,换成其他人,就显得更渺小了。因为曼昆很高,很魁梧;作为曾经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自然是一表人才。我找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下。学生们陆陆续续进来,还有上二楼的,好象包厢的感觉。曼昆进来,有打扮入时的女学生过去和他聊上几句。他看起来跟大家很熟的样子,尽管学生这么多。初见曼昆有些诧异,他的确很高很帅,但美中不足的是有点驼背。课程本身没有想象的那样精彩,或许所讲内容我太熟悉,也或许我的期望值太高。不过,仍觉不虚此行。尽管是大课,有这么多学生,但仍然安排了提问。有人专门拿着无线话筒,谁发言就递过去。在国内的大课,往往是老师讲完后拎包走人。另外,曼昆的口才非常好,偶尔点缀一些故事,幽默一下,引来阵阵笑声。我更佩服的是曼昆在课堂上深入浅出的能力。也因为如此,很多学物理的,学生物的,后来都到了经济系。

  

  曼昆的入门大课只此一次,我真正坚持听下去的是高级宏观。哈佛的高级宏观由四个牛人同台竞技,分别是巴罗、Laibson、曼昆和本杰明·弗里德曼。上学期(秋季)是巴罗和Laibson,这学期(春季)是曼昆和弗里德曼。比较起来,巴罗的课恐怕够不上精彩。与哈佛经济系的一些学生聊起来,他们很推崇Helpman的国际贸易以及Campbell的资产定价课,而认为老巴的课很枯燥,尽管对其学问大家都竖大拇指。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讲的主要是自己的教材,缺乏新鲜感,另一方面他说话的声音很平,没有抑扬顿挫、起伏变化,好似催眠曲。尽管他也经常运用手势来加强语气,但摊开的双手有时像有东西束缚一样,舒展不开,非常拘谨。他不是一个善于演讲的人,远不是《大国的崛起》中侃侃而谈的样子。不过,巴罗时不时冒出的一些话,也会引起大家的兴趣。比如讲到拉姆齐-凯恩斯条件的时候他不忘加这么一句:我搞不清楚这跟凯恩斯有什么关系。或许因为凯恩斯以前是搞数学的?我一直以为《通论》以前的凯恩斯是不错的。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说到蓬齐对策(Ponzi scheme)的时候,也要和同学们核实一下,蓬齐真的是个大骗子吗?足见他的可爱。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自己第一次宣讲论文,当时有弥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在场。他准备了宏篇大论,没想到只讲了论文的前6页就基本上让他歇着了。这对他的触动很大,觉得宣讲论文决非易事,当然也是鼓励大家,不要在意开始的挫败感。

  

  我一直觉得学问好与讲课好是两码事,比如能够把《论语》讲得天花乱坠的未必真正理解了《论语》。这里比较曼昆与巴罗,决不是要PK他们的演说才能,而是感叹于高级宏观课的总体安排。大凡了解宏观的都知道,曼昆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巴罗是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两人共上一门宏观,一方面可见哈佛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可见这门课的开放性。新古典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水火不相容。有人说,宏观一到高级就是新古典的天下了,不是RBC(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就是新古典增长,凯恩斯主义靠边站。我看未必,尽管以新古典的假设来做模型似乎更方便一些。也有人讲芝加哥的传统与哈佛的传统,前者倡导自由市场,后者强调政府干预。这让我想起最近过世的芝加哥的弥尔顿·弗里德曼与哈佛的加尔布雷斯,随着他们的离去,是否意味着一个对立时代的结束?宏观经济学或许正在走向更层次的融合。

  

  与弗里德曼的交往

  

  这里说的弗里德曼是本杰明·弗里德曼(或小弗里德曼)。正是他邀请我来的哈佛。弗里德曼是货币经济学方面的权威,曾任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金融市场与货币经济学”项目的负责人长达16年之久。不过,最近他的影响却来自他的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弗里德曼告诉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好象在出中文版)。该书在美国的思想界特别是社科领域影响深远。斯蒂格利茨(在著名的《外交》杂志上)及德龙(Brad DeLong)等人都发有书评文章。我接触到这本书是通过网络,而真正原版却是樊纲老师送我。

  

  弗里德曼是典型的温文尔雅的绅士,说起话来吐字清晰、用词讲究。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办公室。那是七月中旬,他着一件绿格子衬衫,非常清爽。人也谦和,初次见面就跟我说,不要叫他教授,叫他Ben(即Benjamin的简称)就行了。这番话让我刚来美国的那份局促顷刻间一扫而光。

  

  第二次是他请我在哈佛的教员俱乐部(Faculty Club)吃饭。他很细心,在电子邮件中详细描述了具体位置(其实就在哈佛园旁边),并提及这是一个著名的法国设计师的作品。那次我们聊得很多。先从上海反腐聊起,然后是中国的房地产,最后谈到了他的新书。我谈了对他新书的看法。我说,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好的道德后果,如民主、自由、宽容等这些。尤其在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问题很多。这些问题的出现甚至都跟只关注增长有关。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与增长的道德后果有矛盾?是不是应从关注增长转向关注民生?他说,关键是如何关注民生。这个钱应往哪些方面投?显然是要投入到教育科研,提高人力资本方面,而不是一般性地提高老百姓的福利。如果这些投入不具有生产性,不能带来增长效果,那么,可能会给中国带来更大问题。他用了自行车的比喻。认为中国是快速行进的自行车,速度能够使其保持平衡;没有速度,就会偏离理想路径甚至倒下。不独发展中的中国是这样,连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他举了很多例子。我对他的观点很表认同。最近研究拉美的民粹主义也发现,民粹主义者认为增长会造成环境破坏和贫困加剧,因而是反增长的(斯蒂格利茨语)。拉美民粹主义盛行,或许这才是拉美问题的症结:即简单地依靠许诺二次分配赢得选票,不去努力解决增长与就业问题,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中国不能陷入拉美陷阱,核心在于不能忽略了看来好像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增长。要知道,中国年均增长近10%这么多年,是来之不易的,我们要珍惜。决不能天真地以为增长可有可无;或者以为无论怎样,增长都会出现。看看非洲和拉美就知道了。

  

  最近一次是一家三口去弗里德曼家做客,同时应邀的还有哈佛经济系的两位教员(加上其中一位的太太)。有意思的是,这两位教员并不相识。弗里德曼于是说起流传多年的关于哈佛的笑话。说是一位教授任教10年,竟不认识其助教。弗里德曼说,根据他以前的经验,感觉这个故事是对哈佛经济系的一种错误嘲讽。不过,今天才发现,原来果真有这样的情况。席间聊了很多哈佛的掌故,我搞不太明白,只有洗耳恭听。后来的话题自然转到了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其中一位教员来自印度)。我说现在有人提出Chindia。弗里德曼插话,以前人们用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与中国)。但巴西发展并不好,去掉一个B;俄罗斯因为没有法制,去掉一个R,现在就只剩下了Ics,即印度和中国了。弗里德曼其实1982年就到过中国,后来又去过多次,对中国有一定的了解,对中国的未来增长及其道德后果抱着乐观的心态。但愿他的判断是对的。临走时,弗里德曼送给我儿子一只哈佛熊,并驱车送我们回家。将到我的住所,他说,下次好好聊聊经济学。

  

  哈佛的距离

  

  哈佛于我有很多美好的故事。不过,作为一种平衡,我也想说一说哈佛给人的距离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哈佛的风格之一?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经济系搞的教员午餐会。这是在岁末。我兴冲冲地过去,感觉很荣幸。毕竟是和大牌教授们共进午餐呢。

  

  去了一看,已来不少人。有一些很熟悉,比如巴罗,大部分不认识。教授们已经分桌落座,相聊正欢。我象一个多余人,无从“插足”。正在犹豫不决,负责国际交流的Carol女士过来,给我介绍另几位访问学者。他们分别来自法国、意大利、丹麦和印度。于是我们选定一张桌子,边吃边聊。一直聊到大家作鸟兽散,也没有与教授们“互动”一下,倒是有一位教授加入了我们的讨论。而且日程中安排的系主任讲话也没有,事实上这个系主任根本就没露面。想想可能就是一次可有可无的聚餐吧。于是又想起刚开学时在经济系大楼后面搞的“草地上的午餐”,与之类似,未认识几个人,只是吃顿饭而已。依稀记得《时代》杂志上专门写过哈佛经济系的事,认为教授们不可接近,师生关系颇有距离。可那是1975年的杂志,说的都是30多年前的事了。

  

  哈佛的距离还体现在形形色色的俱乐部。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如果不是在弗里德曼家听他们聊了半天的“吃饭俱乐部”(Eating club,一种早期的学生俱乐部的统称,现在仍很流行。在耶鲁仍叫Eating club,在哈佛叫Final Club),我其实还不知道。后来了解,这些形形色色的俱乐部被批评为耍酷俱乐部。俱乐部有门槛,进入俱乐部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同时也是维护其优势的手段,当然更是重要的社交场合。比如哈佛著名的Hasty Pudding的俱乐部成员就包括后来成为总统的亚当斯、罗斯福、肯尼迪等;该俱乐部是大一新生梦寐以求的地方。俱乐部显然是一种制造距离的制度化产品,一些人注定是要被排斥在俱乐部之外的。

  

  感触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无形的距离,或者说沟通的困难。最近金球奖的获奖影片《通天塔》讲的就是语言的差异,沟通的困难。人类自觉力可通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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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学家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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