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华侨与他们的公共空间——寻找与侨居国社会的互动方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9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2:13:12

进入专题: 公共空间   社会正当性因素   公开和公益   空间的多重性与有序性  

王柯 (进入专栏)  

  

  引子

  

  1985年,已是花甲之年的日本著名华侨领袖林同春,以旅日华侨21世纪中日青年交流促进会代表的名义,从日本全国各地通过公开征集方式征集了15名华侨和123名日本青年,并动员日本马自达公司捐献出37辆马自达面包车并提供了沿途修理人员,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日青年友谊之旅”:11月26日,林同春以名誉团长的名义带领人员车辆从神户港登上了刚刚开航不久的中国邮轮鉴真号,在船上受到了中国船长的热烈欢迎;11月28日团队在上海港登陆,上岸后首先与上海青年联合会的250名中国青年举行了联欢活动;之后由37辆面包车组成的浩荡车队,经由无锡于11月30日到达南京,在南京参观了中山陵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之后团队继续北上,12月2日到达曲阜参观了孔府孔庙和孔林,12月3日登上泰山并到济南参观趵突泉;12月4日到达天津市受到李瑞环市长的设宴招待;12月5日到达北京,与专程前来迎接的日本著名政治家、国会参议院议员田英夫会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赠送车辆仪式(代表团将37辆马自达面包车全部捐献给中方)后,全体成员出席了由中国方面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大型欢迎宴会,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万里的接见,并在最后一天参观了紫禁城和万里长城。[1]

  毫无疑问,林同春为了这次活动动用了大量的资源,也耗费了大量的资财。那么,林同春何以有能力组织这样大规模的活动?更重要的是,林同春为什么会组织这样的活动,换言之,对于作为组织者的林同春来讲,通过组织这样的活动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在日本华侨社会中,林同春是一个公认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人物。所以如果能够回答这两个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通过这件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外白手起家的华侨们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才进入当地主流社会,以至于能够对侨居国社会发生影响的。

  

  1,公共空间与社会正当性因素

  

  “中日青年友谊之旅”的场面不可不谓壮观,内容不可不谓精彩。一场大型的社会活动,一定可以带来相当量的社会效应。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节目效果”(the event effect)或“盛事效应”(the pageant effect)。然而,大型活动的社会效应有正有负。从“中日青年友谊之旅”中可以看出,一项活动除了对整个活动过程进行缜密计划、细心实施和注意不出现意外问题之外,如果要想得到最大值的正面社会效应,更重要的应该是尽量争取更多的互为关联的、同时能够为当时社会所广泛认同的具有正当性的因素参与其中。

  在“中日青年友谊之旅”的活动中,至少可以确定存在以下几项“社会正当性”(social legitimacy)的因素:

  1,“推动中日友好”;2,“加强青年交流”;3,“发挥华侨桥梁作用”;4,“宣扬鉴真精神”;5,“深刻反省战争”;6,“追溯儒家文化源流”。

  以上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是“社会正当性因素”,是因为它们当时在中日两国人民心中,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和权威性。1985年,是联合国制定的“国际青年年”;而在当年7月,往返于大阪神户与上海之间的鉴真号开始航行,中日两国之间掀起了一阵“鉴真热”。就在前一年的1984年,中日两国政府3月里成立了由两国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旨在“研究和探讨中日睦邻友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途径,并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的政府咨询机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是年9月,中国还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问了中国。而“中日青年友谊之旅”的构想,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社会和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诞生的。这项活动虽然是由林同春以旅日华侨21世纪中日青年交流促进会代表的名义组织,但是主办方除了林同春所代表的组织以外,还有中国全国青年联合会(当时主席为刘延东),日本社团法人日中协会(当时理事长为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野田毅)挂名。

  直接参与了这项活动的日本方面人士名单,可以让我们充分感知林同春在日本社会中所受到的尊敬。“中日青年友谊之旅”的总团长是前首相大平正芳之子大平裕;团长为从50年代就投身于日中友好运动的元老级人物冈崎嘉平太之子冈崎真;顾问中除冈崎嘉平太(当时已88岁高龄)、野田毅和田英夫外,还有日中协会会长茅诚司(前东京大学校长)、国会参议院议员鸠山威一郎(前外交大臣、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父亲)、国会众议院议员土井多贺子(后任日本社会党党首和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兵库县(兵库县首府为神户)知事坂井时忠、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委员、马自达公司专务和田淑弘等人;“总团参与”(即参加筹划人)中有日本外务省的官员、读卖新闻的事业部长、日本社会党的前妇女局长等人。[2]

  “中日青年友谊之旅”途经上海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出面陪同活动,到北京后又得到当时日本驻中国大使中江要介的接见。后来,这次活动记录被编为著作出版时,又收入了许多著名人士的题词题文。[3]当然,这些著名人士之所以踊跃参加这次活动,其前提还是因为这次活动具备了上述种种“社会正当性”。然而又正是这些著名人士的参加,进一步突出了此次活动的“社会正当性”。正是因为这种互动作用,这次活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所以可以说,一场具有社会性质的大型活动,究竟可以带来多大量的社会效应,关键还是要看它具备多少“社会正当性因素”。

  有人曾经注意到林同春具有一种特长,那就是他很善于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和实施一个具有特定目标的社会活动,并且注意到林同春是以华侨社会为中心,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自己的社会半径。[4]林同春的事例可以给我们的启迪,可能不限于此。但是,如果将林同春与当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们共同参与的这些性质不同的组织或者活动都看成是一个个的社会空间,通过观察林同春在这些社会空间的活动,就能够发现他为什么在当地社会能够受到如此广泛的尊敬。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这些社会空间被称为公共空间才更加合适,因为这些社会空间都具有公开和公益的性质。本文通过对林同春所参与或直接参与构建起来的各种公共空间的具体观察,分析公共空间在对一位华侨华人进入居住国社会问题上的作用,探讨形成一个公共空间的基本因素和维系一个公共空间的必要条件,以及公共空间之间关系或秩序的重要性。

  建立、参加或参与建立一个公共空间,其实就是建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说实现公共和公益,是实现一个公共空间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在林同春参加、参与的这些公共空间之中,许多组织活动历时数十年而不衰,当然与这些组织的公共性与公益性有关。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个公共空间通过公开性和公益性所表达出来的声音具有“社会正当性”,即它的普遍价值能够为公共空间成员以外的人们所认同,才是一个公共空间敢于实现和坚持其公开性和公益性的前提。

  

  2,“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与公益性

  

  在林同春参与构建的各种公共空间中,他发起组织并自始至终参加的大型中日友好活动——“纪念国际青年年、促进日中青年交流、上海—北京中日青年友谊之旅”[5],应该是一个探讨华侨在进入当地主流社会过程中公共空间所发挥作用的最适当范例。因为在这场规模宏大的活动中,林同春最大限度地动员了他当时在中日两国社会中的各种资源,从而可以让我们清楚看到公共空间的性质和基本因素。

  作为一种价值共识和共同意志,“社会正当性因素”在促使参加活动的成员之间产生内部连带感上,同样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中日青年友谊之旅”,并不是一个政府行为。尤其从林同春只是一位侨居他国的华侨的身份上来看,它的性质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而且常常使用“事件”或“节目”为手段的狭义的“政治”不同。因为没有与某个个人的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中日青年友谊之旅”实际上就是一次具有公共性、公益性的社会公共行为。公共性意味着组织形式的公开与公平,公益性意味着组织目的的无私与公正。因为这个公共性、公益性的社会行为中具备大量的“社会正当性因素”,所以每一个成员、每一个行动都被笼罩在一种崇高感和使命感当中;于是,共同的意志和价值共识让参加活动的成员们形成了一个他们自己的特有的公共空间。

  这种建立在共同的意志和价值共识基础之上、让成员之间产生一种浑然一体之感的“公共空间”,当然与建立在个人关系基础上的、并且具有一对一线状交流特点的“网络”不同,它无疑可以带来更为强烈的社会效应。而作为这样一个公共空间的领袖,其行为性质和行动能力也应该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这样才能保证他的权威性。也就是说,一位公共空间的领袖,除了为每个成员和为活动成功做出牺牲的意志(行为性质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之外,还要具有保护和发展公共空间及其成员的利益的素质(行动能力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从后者可以看出,一个公共空间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这就是要求它的领袖具备超越自身公共空间、能够收集到更多的“社会正当性”的资源,进入到更加广阔的公共空间并在其中发挥影响的能力。

  我们可以注意到,除了上述“社会正当性因素”以外,“中日青年友谊之旅”还有两个对于这个公共空间的成员来说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的因素存在,这就是活动得到了马自达公司的大力支持,而扶轮社则是促使活动能够得到支持的重要背景。毫无疑问,这次活动之所以能够顺利举行,首先就是因为马自达公司答应林同春向活动提供车辆,而林同春则是通过他与马自达公司专务和田淑弘同在一个扶轮社地区机构的关系,向他提出了无偿提供车辆的要求,并且很快得到了批准。[6]马自达是日本名牌汽车公司之一,而扶轮社是一个以增进职业交流及提供社会服务为宗旨的组织,其成员由各地不同行业中具有代表性人士所组成;两者在日本社会乃至国际社会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因为当时二者的名声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得到普及,所以我们在这里将它们列为公共空间内部的“社会正当性因素”。

  当时,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然而谁都很难预料中国何时才能进入普及汽车的社会。所以说,马自达公司之所以能够爽快答应林同春的要求,与其说是为了通过活动进行自我宣传,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通过林同春在扶轮社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完全信任了他的个人能力和人格魅力。1994年,林同春以他的杰出活动,获得了扶轮社第3650地区的颁发的“国际和平奖”。

  “公共空间”是能够保障“社会正当性因素”获得更大社会效应、从而能够更加确实地保护和发展公共空间自身及其成员利益的有效途径;同时,“公共空间”还是一个让领袖人物可以展示其广阔视野,从而获得权威性的最佳环境和最佳舞台。从“中日青年友谊之旅”的成功事例上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在日华侨的林同春,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入当地主流社会并成为一位受到当地社会普遍尊敬,从而能够对侨居国社会发生影响、在祖国和侨居国之间真正起到桥梁作用的人物,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他组织或参与了组织各种公共空间。具备一定量的“社会正当性因素”,是建立一个公共空间的基础。反言之,“公共空间”必须获得一定量的“社会正当性因素”,这就可以保证其领袖人物在这个“公共空间”的成员所涵盖的社会范围内获得一定的权威性。

  

  3,神户华侨的公共空间与领袖人物的诞生

  

  20世纪初,当登陆日本列岛的华侨开始将这里作为自己的生活根据地时,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近代国家建设进程,并向帝国主义国家转型。加之日本民族近代以来对亚洲各国人民抱有民族偏见,所以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相比,日本的老华侨华人中,成为豪商的寥寥无几,更没有出现一位能够引领日本近代社会的工业巨头或金融巨头。即使有一部分华侨审时度势,为了能够与日本国民平等竞争而加入了日本国籍,并且经过努力进入了工业资本家的行列,但最终还是被排除到了近代国家建设进程之外。例如1855年出身于宁波慈溪市东山头乡西房村、1885年东渡日本、1926年在神户去世的吴锦堂。[7]

  然而,即使没有加入日本国籍、也没有进入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的行列,日本的华侨中并不是就没有受到日本社会的普遍尊敬,并对日本主流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1925年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东瀚村、1935年东渡日本、2009年11月19日在神户去世的日本华侨领袖林同春。当然,即使在神户,林同春也可能不是最富有的华侨,但是在整个日本,类似林同春这样受到当地社会普遍尊敬的华侨却并不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同春的事例更值得我们注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王柯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共空间   社会正当性因素   公开和公益   空间的多重性与有序性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6822.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