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分治与同化--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政权的中华王朝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5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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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确立,标志着中国跨入了封建社会阶段。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战乱时期。尤其是从三国时代到晋朝末期,军阀战争接连不断,因此人口的移动非常频繁。大量的汉人也向周边地区移动,甚至出现了在河西地区建立诸如前凉、西凉等地方政权的情况。然而,从总体上来看,更多的则是“五胡入中原”的现象,即北方的游牧民族集团--胡人越过万里长城,进入人口剧减的中原地区,在原来的汉人地区居住下来,所谓五胡指的是:匈奴、羯、鲜卑、氐和羌。

  从公元290年开始,围绕晋武帝司马炎死后的权力继承问题,晋王朝陷入了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胡人也不断举行暴动,相继建立起了许多“胡人政权”(见表1),由此,中国北方地区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十六国中也包括由汉人建立的政权,但是更多的还是胡人政权。在这些胡人政权的统治地域里生活着大量的汉人,甚至一部分的胡人政权就建立在中原地区。所以,对于这些胡人政权来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一个回答如何对待中华文化,对待拥有中华文化的人们(汉人)的问题。而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又直接关系到胡人政权的性质。

  

  一、从单于到皇帝--胡人在政治上的变化

  

  在中原地区最早建立起胡人政权的是匈奴。匈奴原本居住于蒙古高原,北匈奴西移之后,臣服于中国的王朝的南匈奴,由于受到鲜卑族的侵略以及自然灾害的侵袭,逐渐向中国内地移动,到了西晋时代已移居至今天山西省的中部和南部地区。西晋末期,匈奴及与其有着血缘关系的羯、卢水胡等先后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前赵、后赵、夏和北凉等政权。

  “前赵”,是南匈奴单于的后裔刘渊,接受以刘宣(与刘渊属同一王族)为首的匈奴贵族们的建议,于公元 304年以“汉”为名建立的政权。刘宣等人提出“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的目标,志在恢复匈奴帝国,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可结果却是,刘渊所建立的并非匈奴的民族国家,而是以“汉”为名的政权,刘渊本人所就任的也并非是“大单于”,而是“汉王”,不久,进而又变成了“皇帝”。

  匈奴王族的“刘”姓,来自于汉朝初期,单于曾与汉高祖刘邦约定双方互为“兄弟”的历史。刘渊说:“吾又汉姓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以此来强调自己作为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的正当性。刘渊的目的在于,“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暂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1)。

  事实上,刘渊的理想既不是想建立匈奴帝国,也不是恢复汉王朝。他说,“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仰尊高祖法,且称汉王,权停皇帝之号,听宇宙混一,当更议之”(2)。很明显,刘渊是想以“复汉”的名义争取汉人的支持,做统一的中华王朝的皇帝。至少要象他所说的那样,“不失为魏氏”,把最低目标定为象曹魏那样统治中国北部。而构筑了前燕基础的慕容瘣,从最初就把构筑中华王朝当作自己的目标,强调“当有中原”。到了他的孙子慕容儁时,因为得到了从秦始皇开始传给代代中华国家帝位继承者的“传国玺”,便开始称帝(3)。

  几乎所有的胡人政权都把建立中华王朝当作自己的目标。因此许多统治者都或早或晚自称“皇帝”,并建立了自己的元号。“建元称帝”意味着“革命创制”,胡人的统治者都想通过“建元称帝”来把自己的政权建设定位于中国正常的王朝更替上。西晋灭亡以后,中国北方处于各民族政权割据的状态之中,“灭晋复汉”这一借口已不复存在,于是各个胡人政权都开始拼命强调只有自己才是正当的“中华王朝”。

  因为“汉”这一名称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当刘曜即位作了由匈奴人所建立“汉”政权的皇帝之后,声称自己的政权“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4),将国号从“汉”改为“赵”了。此即“前赵”。而曾效力于前赵,后于公元 319年以赵王、大单于为号独立,建立起后赵政权的羯族的石勒,也主张自己是“龙飞革命”,号称自己是“以赵承金为水德”(5)。前燕的慕容儁,也主张自己自立是“革命创制”(6)。也就是说,各个胡人政权都以所谓的“革命说”和始于汉代的阴阳五行说的“五德始终说”,主张自己才是继晋王朝之后的正统的中华王朝。

  鲜卑族拓跋部的什翼犍,于公元338年建立了北魏政权的前身“代国”。北魏的创始者即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公元 386年在蒙古草原召开的部族大会上就任的也是“代王”。所谓“代王”,实际上是公元310年晋王朝授予拓跋鲜卑的首领拓跋猗庐的称号。由此可知,在胡人统治者心目中,王朝的所谓的正统性,不过是一种与中国正统王朝之间的继承关系。拓跋珪于公元398 年改国名为魏,并称帝(道武帝)。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期,魏已成为北起蒙古高原,南至秦岭淮河以南,西起新疆东部,东北至辽西的大国。孝文帝拓跋宏也把北魏看作是继晋之后的“水德”(7)。

  胡人政权的统治者成为“皇帝”,反映了胡人政权的政治重心向汉人社会转移的事实。前赵积极采用投降的汉人士族(读书人),并利用他们进行政权的建设。汉人的官僚也同样得到王朝的爵位,与匈奴贵族一起尽忠于胡人政权。有人统计,在史料记载的前赵的263名官僚中,汉人就有 131 人,而包括刘氏一族在内的匈奴人才只有114人(8)。

  胡人政权之所以将统治者称为“皇帝”,并启用汉人士族为官,是出于它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各胡人政权基本上都采用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刘渊继承了汉魏时代以来的官制,设置了“三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六卿(司徒、司空、司马、太宰、太傅和太保),将所有部门的最高权力都集中于中央政府。后赵的石勒也同样采用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同时他还恢复了“九品中正制”,启用汉人张宾为执掌选任官僚的“大司法”,任用了为数极多的汉人士族为官僚,借汉人士族之力制定了新政权的律令,完善了后赵的行政机构(9)。

  在当时中国北方地区政权林立之中,两个国家呈东西对立状态的情况曾经出现过三次。那就是匈奴的前赵和羯人的后赵;鲜卑人的前燕和氐族的前秦;鲜卑人的后燕和羌人的后秦。曾先后效力于前赵和后赵的苻健,于公元 351年自称天王·大单于,建立了前秦政权,又于公元 352年称帝并将大单于让位给自己的儿子。公元 357年通过政变当上前秦皇帝的苻坚,完全废除了“胡汉分治”制度,信任汉人并获得了汉人的支持。最受苻坚信任和重用的王猛,曾严格地执行法律处死过包括王族在内的氐人出身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胡人政权都恢复了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并任用汉人作中正官。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中央的官僚兼任自己出身地区的“中正官”(随时代不同名称也有所不同),将地域社会中尚未出来作官的知识分子,按世论、道德、才能、门第等分为三等九品,作为官僚候补推荐给政府。这是三国时代由魏始创的官僚选任制度。“九品中正制”的缺点是重视门阀,即所谓的“但存门第”。但是,任用汉人而非胡人为中正官并让他们推荐选任官僚一事,说明对胡人的统治者来说,他们非常希望得到汉人士族的协助。

  北魏的官制本来带有较大的民族性,但是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在汉人地区保留了汉人社会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租税制度,并早在登国元年(公元 386年)开始就任命士族出身的许谦为右司马,任命张袞为左长史,让他们“参赞初基”,即参与早期的国家政治运营(10)。拓跋珪甚至还从战争俘虏中选拔有能力的汉人,让其也参与国家政治。公元 396年夺取并州之后,“初立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均用汉人”(11)。张袞、崔宏、邓渊、李先、贾闺、晁崇等人积极协助鲜卑统治者,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将北魏政权逐渐建设成为一个中华王朝。

  到了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他任命了汉人崔浩为冀州大中正,鲜卑人长孙嵩为司州大中正。“崔浩当上大中正之后,立即将冀州、定州、相州、幽州和并州等五州之士,任命为郡守,开了汉人官僚进出之源”(12)。北魏政权的国力逐渐增强,势力不断扩大,之所以能够统一长江以北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依靠了汉人士族对它的积极协助。

  胡人统治者中也有未称“皇帝”者。如,公元 385年西部鲜卑的乞伏国仁在陕西西部、甘肃东部,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建立了西秦政权,乞伏国仁的后继者乞伏乾归也为了统治其他的民族而保留了大单于的名称。公元 397年,西部鲜卑的秃发乌孤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建立了南凉政权;公元 407年,南匈奴的支系铁弗匈奴的赫连勃勃,在宁夏、陕西西部和内蒙古西部称天王·大单于,建立了名为“夏”的政权。但是,这些胡人统治者都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元号,乞伏国仁的元号是“建义”,秃发乌孤的元号是“太初”,赫连勃勃的元号是“龙升”。元号制度是汉武帝以来中华王朝特有的制度,采用元号制度,不仅是证明了一个政权在政治上的自立,同时也证明了这些胡人政权继承了中华王朝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理念。

  由于出身于胡人,许多政权在其前期,实行过一种双重构造的政治统治形式。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前燕、后燕、北燕、西秦、南凉、夏等胡人政权,在其政权建立之前或建立之初,或以大单于为最高统治者,或设立以大单于为长官的“单于台”。大单于和单于台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管理统治者的出身民族集团和包括其他非汉民族集团的“六夷”。关于“六夷”的说法不同,或为匈奴、鲜卑、羯、氏、羌、乌丸,或为匈奴、鲜卑、羯、氏、羌、巴,总之只要建立了大单于和单于台,就是通过双重的统治构造来实行“胡汉分治”。

  由鲜卑人建立的南凉,“署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13),将晋人(晋王朝统治下的汉人)排除于军队之外。在设单于和单于台的政权中,军队的指挥权一般都由单于掌握。不可否定,由于民族的不同,在一部分胡人统治者的意识之中潜藏着牵制汉人的想法。例如,北魏在前期施行过两种官制体系,即由鲜卑王族及贵族担任的“内行官”和以汉人为主的“外行官”,用握有最终决定权的“内朝”来牵制作为议事机关的“外朝”。

  但是,像前期的北魏那样严格实行“胡汉分治”的胡人政权,从整体上来看是少数。也曾有过像后赵的石勒那样,虽然实行“胡汉分治”,但通过采用“九品中正制”,使胡人事实上失去优势的政权(14)。反之,北魏才是一个例外。鲜卑族虽然分为西部鲜卑和东部鲜卑,但是鲜卑人原来居住在东北地区,所谓的西部和东部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其内部的东西关系,并非是指与“中国”的方位关系。正象“独拓跋氏,以真胡入主中原”(15)所说的那样,与很早以前就同汉人社会发生接触的西部的慕容部相比,东部的拓跋部与汉人社会的接触要少得多,对汉人的不信任感也许就是由此而生。

  几乎所有的胡人政权,并非是出于对汉人的民族隔膜的理由,才采用了“胡汉分治”的政策。作为想竭力依靠汉人的帮助建立中华王朝的胡人统治者,即使是有民族歧视的想法,也不会是冲着汉人来的。附带说明一下,曾经实行过严格的“胡汉分治”的北魏,随着与汉人社会的接触,最终却成为最热心的中华文化的学习者,北魏的“汉化”,与其说是周围的影响,倒不如说是自己主动积极推进的。

  双重统治构造下的“胡汉分治”,与其说是牵制汉人,不如说是为了适应各种社会的现状而采取的不同的统治政策。胡人政权多将周边地区的非汉民族或进入汉人地区的非汉民族,即所谓的六夷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但是,汉人和胡人的经济形式不同,由经济形式所决定的社会构造也不同,因此,各胡人政权对地域型社会中经营定居农业的人们(主要是汉人)用中华王朝的传统统治体制进行统治,而对部族型社会中经营游牧业的人们(主要是六夷)则用匈奴帝国式的传统统治体制进行统治,并不是按照不同的民族进行严格的民族划分。由单于掌握军队指挥权的理由也在于,作为军队主力的骑兵本身主要是由游牧民族集团的“六夷”所组成,在这里,单于不是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而是最高军事统帅的称号。

  从设置了单于的胡人政权中还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拥有大单于称号的胡人统治者,一旦称帝之后,一定会将大单于的称号转让给其子弟。例如:公元 308年当上皇帝的刘渊,就把大单于让给了儿子刘聪,并于公元 310年设置了单于台。刘聪继位之后,先将大单于让给皇太弟刘乂,后来又让给了皇太子刘桀。第三代皇帝刘曜也于325年设置单于台,让儿子刘胤作了大单于。公元330年称帝的后秦的石勒、公元352年称帝的前秦的苻健、公元386年称帝的后赵的慕容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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