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祖国”的发现与民族、宗教、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中国穆斯林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8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1: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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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尽管历史即将迈进新的世纪,新的千年,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解开沉重地压在心头上的一道难题:在19―20世纪之交庞大的帝国能够毁于一旦,中国人从此不得不渡过充满苦难与屈辱的百年,其根本原因,究竟是在于一个政权的政治腐败或为政者政策决定上的失败,还是中国的传统文明自身?近年来学界的视线越来越多地集中于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上,实际上也没有超过上述问题意识的范畴。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产生并开始普及近代国民意识,因此被认为是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分水岭。对于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是非功过,学者们已见仁见智,大加评说。笔者不愿班门弄斧,所以避开五四与新文化运动自身,而将目光投向中国的一个穆斯林群体――回民[①]在20世纪初的活动上。但是,本文的目的决不限于总结与评价回民活动自身。笔者不揣浅陋,希望通过观察回民对于「近代」的反应,能够为认识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提供一种参照,并为理解中国的「近代」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1,杨枢与中国近代的日本留学运动

  

  1905年11月,由于日本文部省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在日中国留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首先是集体罢课,继之又以陈天华愤然投海为转折开始了集体归国行动,前后共有2000名以上的留学生愤而离开了日本。毫无疑问,这次事件是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一大事件,许多曾经留日的政治家、思想家日后之所以对日本抱有反感,大多可以溯源至此。但是,以往的研究在考虑事件的前因后果时常常疏忽两点事实。首先是日本政府此次行动基本上与清朝政府的步调一致,其次是中国近代的留日运动并没有因此停顿或者急转直下。

  日本文部省公布的「取缔规则」的蓝本,其实就是1903年由张之洞主持制订,通过日本文部省散发给各所学校的「约束留学生章程」[②]。许多文章已经提到,清朝政府之所以要求日本政府干涉留学生活动,实是出于打击革命派的目的。笔者根据最近从日本外交史料馆查找到的原史料中发现,日本政府其实当初并不主张限制在日留学生的活动。其理由并不难解释,因为日本政府当年之所以主动要求清朝政府派遣中国学生留学日本,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在「老大帝国」――中国中的亲日势力。通过「取缔」得罪留学生,显然不符合其初衷[③]。

  「取缔规则」的公布,与其说是日本政府改变了对留学生政策,不如说是清朝与日本两国政府之间外交活动的结果。前后有两位清朝驻日公使(当时的正式名称为大清国出使日本国大臣)与此次事件发生了关系,第1位是自1901年7月至03年10月4日在任的第13任公使蔡钧,第2位是自03年10月至07年7月在任的第14任公使杨枢。蔡钧实为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1902年2月25日,驻上海总领事馆事务代理岩崎三雄向日本外务省报告,驻南京分馆主任天野恭太郎获悉,蔡钧曾于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一) 就在日留学生问题,专门发给清朝政府外务部的一封密信。尽管蔡钧在信中述及「投鼠忌器」,万不可使日方得知此信,但3月中日本政府就通过驻上海总领事和驻天津总领事分别拿到了蔡钧密信原文。两处提出的原文稍有出入,伊集院彦吉天津总领事提出的内容较详,此处节录如下。

  「自康梁毒炎销息以来,其匍逃潜匿日邦,为所包庇者,指不胜屈。类皆窃其余唾,巧肆簧鼓,借合群之谊,而自由之说益横,醉民主之风,而革命之风愈肆。各省聪俊子弟来兹肄业,熟闻邪说,沾染日邦恶习,遂入歧途,竞有流荡忘返之势。……朝廷岁费巨资,分遣生徒,寄学异国,原籍培植人材,周知外事增益新能,以为他日干城制选,讵料学业未成而根本已失,宗旨一变,则心术全乖。加以日邦民德久衰,风俗淫乱,政府腐坏,天皇徒拥虚名于上,庇我逆臣,袒我匪徒,且暗中引诱学生以作乱之谋,以便从而取利,故于匪党之倡言革命者反多方以奖励之。将来学生卒业回华,散布各省,倚为心膂,假以事权,其中或亦有良知未丧之徒,能为国家效力,然莠多良寡,煽惑已深,则何难扬彼颓波,徼幸死灰重熾。……(日本)穷乏已极,常冀我多派学生,籍其膏火,联助学校经费,而外则以同文之说,欲使文明输入中国,若真心相助者。……日本之号称维新者有名无实。其政府多树党援,各分门户,不顾公义,每叹所闻不符所见。又不料康梁以匍逃之薮,为邪说之丛,败坏人心,一至于此。……若各省更能永停添派游学,俾卒业者有去无来,则根株悉拔,流毒有时而尽。」

  蔡钧密信不仅提出「永停」留学,而且将日本政府列入攻击之列。如何处理留学生问题,已经直接关系到日清两国关系。从遗留下的大量文件中可知,当时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密信的内容。神奈川县警察本部长黑岩知新于4月18日向警视总监报告,神奈川县警察专门派出一位名叫长谷川的警部,调查了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原名『清议报』)的情况,并就蔡钧密信之事向梁本人以及孙中山(原件为孙逸仙)进行了询问。报告中说,根据孙中山的解释,蔡钧原是由戊戌政变的帮凶荣禄推荐而出任公使,任所在日本而实为「露国崇拜者」(亲俄派)。眼见留学生来日后感受日本的进步发达逐渐趋向改革,蔡钧本已深感危机,不久前又发生公使馆员(荣禄之子铨霖亦在内)在赤坂狎妓酗酒豪游时被留学生发现并当场受到指责的事件,为向荣禄交待,蔡钧故出此伎[④]。

  以蔡钧密信为背景,清朝政府翌年5月,在与日本驻清国公使内田康哉协商之下,开始由张之洞主持制订「约束游学生规则」及「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可见清朝政府并没有完全接受蔡钧在密信中的建议[⑤]。而且就在不出一个月后的6月15日,杨枢被内定为新任驻日公使[⑥]。蔡钧本人的失势很可能与4月11日荣禄之死有关,但是其「永停留学」的建议之受冷遇,则令人深思当时的一部分为政者对留学的认识,是否只是停留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高度上。

  取代蔡钧的杨枢(1844――1917、字星垣),据说是因为得到张之洞的引荐而步入政界的[⑦]。与其前任不同,杨枢接到公使的任命后还未走马上任,又于9月8日被任命为「兼日本游学生总监督」(蔡钧在任时的日本游学生总监督为汪大燮)。这说明杨枢被委以全盘管理留学生的重任,他在留学生问题上的举措至少能够代表张之洞的立场。

  杨枢于1903年10月15日与蔡钧正式交接[⑧],11月16日向日本外务省送交了张之洞主持制定的「约束游学生规则」(以下「约束规则」),?「鼓励游学毕业生章程」(以下「鼓励章程」),及「自行酌办立案章程」各200份,呈请转送政府各部门及各所招收留学生的学校校长。但是日方以「自行酌办立案章程」非经与日本驻清国公使内田康哉协商制订,以及「约束规则」第10条的内容不妥为由而加以拒绝,以致于杨枢不得不于翌年8月6日再次行文外务省,说明第10条以屡教不改之人为对象,并非随意驱送学生归国,并要求转送并公布「约束规则」「鼓励章程」[⑨]。日本政府文部省最终于1904年10月1日以「官报」形式发表了清朝政府制定的「约束规则」「鼓励章程」,但长达近一年的公文旅行,已经说明了日本政府的消极态度。

  清朝政府制定的「约束规则」「鼓励章程」经日本政府发表后,并没有遇到留学生的抵抗。事实上,日后日本文部省公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成为留学生猛烈攻击对象的第1(入学转学须经清国公使介绍),第7条(招收留学生的学校须经文部大臣认定并报告清国政府)本来就是「约束规则」的第1和第2条;第9条(留学生须在学校宿舍或处于学校监督之下的民居寄宿)也基本上没有超出「约束规则」的原则范围。「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遭到反对的原因可以从许多方面检讨,最重要的恐怕就是它使留学生感到日本政府有「清国留学生=潜在的犯罪分子」的意识,因而对待留学生和日本人不能一视同仁[⑩]。因为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思潮迅速膨胀,加之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剧增,日本国民对待留学生的态度发生变化,已使留学生倍感民族歧视。

  相比而言,清朝政府的「约束规则」不仅不存在歧视问题,而且同时公布的「鼓励章程」还给了留学生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包括毕业回国后授予翰林,进士,举人的功名等。这一规定一定给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国读书人以不小的安慰,因为刚刚从废除科举中受到沉重打击的他们,又可以从这里感受到自身的存在价值了。「鼓励章程」的发表也说明,至少有一部分清朝政府的为政者,即使在已经认识到中国留学生有受革命派影响成为清朝敌对势力的情况下,仍然积极推动了日本留学。

  尽管「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发生当时杨枢正在公使任上,但是从外交史料馆中发现的能够证明杨枢与事件有关的资料仅有两点。一点为12月2日向日本外务省转达留学生要求的信函,另一点为12月20日以「出使日本国大臣兼游学生总监督」名义向留学生发布的布告。布告全文如下。

  「学生知悉。日本文部省所颁命令,实为整顿学校,并非取缔学生。乃诸生先以第9第10两条有所不便,禀请文部允与取消,嗣又请将第15条全部取消。本大臣故顺于情,数往日本外务省既文部省商议办理。据复全部取消万难办到,词义坚决,复经本大臣竭力与商,其第9第10两条允与通融,已由文部省另颁注解,除译成汉文排版印送外,为此劝告诸生,本大臣交涉力量已尽于此,恐诸生即以全力相持决不有济。诸生留学异国,原为考求实学,归飨我国,深愿我全体学生勿内自戟,为环球所取笑。务望各归各校,迅即上课,安心向学。顷接各省督撫来电,嘱劝诸生各保前途,毋贻后悔,并望互相诫勉,其各自爱,毋旷学业,本大臣有厚望也」[?]。

  从杨枢对事件的处理中,其视留学为「考求实学,归飨我国」的思想可见一斑。有人认为「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之后来日留学的人大为减少,也有人认为并非如此。可以说1906年留日中国学生总人数究竟增减多少尚无定论[?],但是06年后部分日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有所增加却是事实。比如1904年5月开学的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1班入学学生为94人,当年10月入学的第2班为273人,05年5月入学的第3班的201名学生到06年6月毕业时虽然只剩下66人,但是05年11月事件当时开课的第4班却有388人入学,06年10月开课的第5班更达到843人。

  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掌握近代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清朝急需的人材为宗旨而设置的。从课程表上可知,其教育内容均为近代社会科学知识。从1904年5月第一期入学到08年4月第5期毕业,包括补习科共有1215名留学生毕业于此,其中包括汪精卫等人。大量资料证明,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是在当时的法政大学总长梅谦次郎和杨枢的共同努力下诞生的。虽然法政大学设置速成科有其学校自身财政上的理由[?],但是的确难以发现促成设置速成科对于杨枢自己有任何个人的理由。法政速成科的成长,也与杨枢的精心呵护有相当大的关系。在任期间,杨枢出席了开学及历届(第1,2,3,4班)毕业典礼,且次次发表谈话,勉励学生,感谢法政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人材。而在杨枢离任之后,不仅第5班的毕业典礼没有请到清国公使(当时为胡惟德)参加,法政速成科自身也随之寿终正寝。

  杨枢关怀法政速成科的原因在于他对留学意义的认识。他曾经说道,「今中国时事多艰,需材孔亟」,「特设法政速成科,以期望中国早事维新,……但愿中国人材愈众」(开学典礼祝词)。「立国之基,在于政法。奥稽古昔,我国之政法,非不灿然大备,乃行之数千百年,历久弊生。倘使闭关自守,即墨守成法,或不至相形见拙。乃海禁既驰,万国交通,各国群出其新智识,以与我相周还。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自古然也。近者国家振兴学务,修订法律,盖亦有鉴于此。于是有志之士,联袂东来,研究日本维新以来之政策,及近世富强之效果」,「但愿(毕业归国)诸生,出其所学,转授同胞,以开民智,……以期实行,富强或有望乎」(第1班毕业典礼祝词),「今中国朝野上下,莫不曰立宪,莫不曰改良立法,此诸生之所知也。顾欲为立宪之预备而改良法政,必先储养法政人才。欲储养法政人才,必使人人具有法律政治思想,而后能固立宪之基础。……使者为诸生贺,更为中国前途贺」(第2班毕业典礼祝词)。

  仅举以上数例,已可知杨枢之所以重视留学,是因为他将留学,尤其是留学日本看做是为多事之秋的国家培养急需人材的重要途径。值得留意的是,从杨枢的拳拳赤子之心中看到他所热爱的国家,不是「朝廷」,而是远远超越了「朝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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