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回教工作”与侵华战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80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0: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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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 (进入专栏)  

  

  1938年7月8日,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五相会议”[1]通过一份指导性纲领——《时局的发展与对支谋略》,确定了对华军事战略、政治攻势(如分化中国内部政治势力等)和加强在华经济掠夺以支援战争等加快侵略中国步伐的六条方针。其中的第四条为:“推进回教工作,在(中国——引者)西北地区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2]对于日本在战争时曾经推进“回教工作”一事,日本的历史学界几乎无人提及;而在中国的历史学界更是鲜为人知。然而,通过日本防卫研究所所藏战时日本陆军档案、日本外交史料馆和日本国公文书馆所藏战时外交档案,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已设想向中国的“回教徒”进行渗透,以为日后日本侵略中国所用。[3]而在发动了侵华战争后,日本又具体制定并积极实施了“回教工作”。因此,搞清楚这一事实,不仅可以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本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历届中国政府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加强边疆地区居民以及有着其他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共同体之国民意识的原因。

  

  一、日本关注中国“回教”的出发点

  

  1890年代,有二三位在海外接触到伊斯兰教的日本人皈依伊斯兰教,但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并不存在一个穆斯林群体。直到进入20世纪,日本才开始关注伊斯兰教。这种关注,与宗教信仰无关,完全是出于官方的、即外务省及军部的政治需要。1905年5月,一位名为樱井好孝的人,“接受外务省的秘密命令,到新疆至蒙古一带进行旅行和视察”,“行程约二万余千清里”。第二年十二月回到日本以后,他就内蒙和新疆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居民成分、宗教信仰和商业等情况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4]而从外务省于1906年1月16日向茨城县厅申请推迟对樱井好孝的征兵命令一事来看,樱井好孝应是日本外务省的属员。[5]另外,1910年,日本外务省的调査员中久喜信周,也对河南省的“回教徒”情况进行了调查。[6]

  1913年,日本关东都督府将其霸占地域划分为大连民政署管区、旅顺民政署管区、金州民政支署管区、瓦房店警务支署管区、大石桥警务支署管区、辽阳警务署管区、奉天警务署管区、抚顺警务支署管区、安东警务署管区,“按照神道、佛教、基督教、道教、回教之类”进行了详细的“宗教调査”。关东都督府为关东军的前身,担任其历任都督的都是现役大将或中将,但是从这项调査报告来看,在当时关东都督府所管辖的所有地域中,“回回教”的势力微弱,仅仅在金州民政支署管区内的“皮子窝所辖区内有一寺,几近毁灭状态”。[7]

  1918年3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有在库伦、新疆方面扩充情报网的必要”,于是使用“临时军事费”,[8]“在支那驻屯军谍报担任地域内分别设立谍报机关”,“在张家口方面,有该地三井洋行出张所员宮崎嘉一,虽无军事方面智识但却办事可靠;陕西西安方面,派遣军队司令部翻译吉田忠太郎前往;新疆迪化方面,派遣在乡军人下士佐田繁治前往,以宗教研究为目的,同时进行谍报活动;在外蒙古库伦方面,有居住在库伦的日本人驹田信夫,最近接受了进行谍报工作的委任”。[9]另外,还向“天津及其他驻屯地”、“西安或太原”“配备军官或其他能干的间谍”,并“预定向张家口派遣军官”。可以看出,这些被指定优先派遣的地区,多在中国西部、北部或边疆地区的中心城市。日本军部之所以扩充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情报网,其主要目的为:“随时局进展,侦探俄德设在支那西北边境的设施,以便及时采取共同行动阻止。”[10]但是,日本军部的行动,还隐藏着另外的目的。例如,佐田繁治在新疆“以宗教研究为目的,同时进行谍报活动”。因为新疆居住着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在这里进行“宗教研究”,重点当然只能是伊斯兰教。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的内阁公文中发现,1873年7月15日出生于岛根县的在乡军人(即预备役)下士佐田繁治,在此之前是殖民地台湾警察,并非宗教研究家。[11]

  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关注,并非出于偶然。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对于“回教”的关注,原本就与侵略亚洲目的有关。[12]其关心所在,可以从刊行于1922年8月大林一之执笔的《支那的回教问题》中看出。大林对中国伊斯兰教进行研究的目的,说到底是在研究“回教”在中国的统一与分裂问题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他在这本书的最后这样写道:“我认为,富于煽动性,并具有雷同性,在特殊地域里成为特殊潜在势力的支那回教,在现今的形势之下就是支那的癌症。但是,除非到了支那自身被解剖手术切开之时,是无法将其剔除出去的。而因其病情发展非常缓慢,若没有来自外部的冲击就不会发生急激的病变。”也就是说,大林的结论是,“回教”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的一个分裂因素,值得日本积极加以利用,进而他提出:“支那的回教,根据对它如何进行利用,可以使其在调整整个远东问题上发挥出一种有力的作用。”[13]大林一之的这本小册子由青岛守备军陆军参谋部刊行,出版后被分发给军部与政府各有关部门,而当时大林一之的身份为“军嘱讬”(军方委托进行研究人员)。这说明,大林的调查、研究和出版都是遵从军部的意愿、使用军部的资金进行的。

  1922年11月,外务省情报部购买了山冈光太郎于1909年出版的44本《回回教的神秘威力》,分发给外务省的局长、课长,以及向南美洲地区输出移民的各地方府县政府,并发出通知要求学习有关伊斯兰教的知识。[14]山冈光太郎,被称为是第一位到麦加进行朝觐的日本人。关于他之所以到麦加进行朝觐的背景,有日本研究者指出:“他并不是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进行了这次旅行,毋宁说这就好像是一次与宗教没有任何缘分的冒险旅行。说得更深刻一点儿,那甚至不是一位身贫如洗的青年自发的冒险旅行,而是接受了军部的指示进行的麦加朝觐。”[15]虽然目前还没有原始资料来证实这位日本研究者的指摘是否属实,但是通过日本军部的各种作为可以肯定,他们极其关注伊斯兰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田中逸平是第二位到麦加朝觐的日本人,他是在中国青岛的日本驻屯军中供职期间改信伊斯兰教的。“支那回教研究家”若林半,在他1935年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履历书中这样回忆道:“大正五年(即1916年——引者)时,我去到青岛陆军访问翻译官、同志田中逸平氏(故人),共同谈起东亚的百年大计,我恳请他改宗为回教徒以研究支那回教。在促使该氏下定了决心,并互相约定顺从天意之后,我回了国。”若林半在吹嘘自己的功绩时甚至说道,田中逸平之所以在1924、1935年两次去麦加进行朝觐,就是因为他的劝说。[16]田中逸平是作为日本陆军的翻译官随着日本的“山东占领军”(又称“征胶军”)来到山东省的。之后他一边挂着东京国民新闻社特派员的头衔,又一边从1917年开始在山东省筹备创办中文报纸《济南日报》,并担任该报主笔。

  设立报社并非是一件易事,不仅需要通过各种审批,而且需要大量设备和资金。但是,田中顺利地设立了报社,缘由是他得到了日本驻屯军的支持:“设备费由当时的军政长官吉村健藏氏出面,说明田中等为军政尽力之事,说服青岛鸦片局刘子山出资约一万元”。而田中逸平之所以能够得到占领军的信赖和支持,就是因为他办报的目的是在中国制造对日本有利的舆论,以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顺利实施:“从经营山东的目的出发,操纵支那人,创立一个强有力的汉字报社”,以便“在解决山东问题乃至其后”的“帝国的北支那经营”(即如何将华北纳入日本势力范围的问题)上,“常常对时局问题直接产生影响”。[17]有日本研究者认为田中逸平之所以改信伊斯兰教,不是“企图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利用伊斯兰教”,而是“试图理解伊斯兰教的本质,在兴亚的理想基础上尝试与伊斯兰教进行交流”。[18]在没有看到以上田中逸平在青岛活动记录的情况下,这位研究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缺乏依据。

  

  二、活跃在中国“回教”界的日本人

  

  与田中逸平有着亲密关系的“支那回教研究家”若林半,其在中国的活动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1935年9月,若林半带领两名弟子,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访问了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归化(呼和浩特)、太原、热河(承德)、奉天(沈阳)、新京(长春)、大连等地,这次旅行的名目为“调查中国的回教政策及情况,并与之进行联络”。而调查和联络活动所使用的经费,来自于日本外务省支出的“补助费”(五百元)。[19]1939年1月10日,若林半以“日本名人”的名义,来到日本军占领下的北京,视察设立在此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并且进行了“训示”。[20]

  战争初期,在被日本军队占领的许多地区,都先后出现了各种“回教徒”的团体。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团体的设立过程中,都能够看到日本人的身影。最初的“回教徒”团体,是1934年末设立的“满洲伊斯兰协会”,它在“伪满”各地共有166个分会。[21]该团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强大网络,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当局给予了极大支持。按照当时日本外务省调查部一位属员的报告,在该团体设立的过程中,“尽了最大努力的是一位名为川村狂堂的日本人”。川村狂堂(名为川村乙麿,狂堂为其号)被推为该协会的总裁,在他指挥下,这个会员达一万人以上的协会,积极支持了日本的殖民统治政策。例如,伪满洲国实施“帝制”时,协会“率先鼓吹宣扬王道立国与满洲建国的精神”,“赞扬友邦日本的仗义援助”。当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穆斯林发出“抗日”号召后,该协会立即向各分会发出通知:“阐明发扬满洲建国精神、加强日满两国一德不可分关系之意义,以及不可反满抗日之理由和共产主义与伊斯兰教教义二者不可共容之道理,以此来引导在满回教徒。”当七七事变发生后,该协会又向“全满信徒”发出“谕告”,宣称日本的侵略行动,“不外是友邦日本为了维护东亚和平大义,而派出了正义之师”。[22]

  据说,川村狂堂是受日本黑龙会的派遣来到中国的。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他一直活动在中国西北各地,大约是在北京或新疆改信了伊斯兰教,曾经在甘肃省因为与“穆斯林叛乱”有关而被当局当作“军事间谍”逮捕过。[23]事实说明,川村狂堂具有日本军部的背景。

  1937年12月,日本外务省调查部举行第一次“回教研究会”报告会。会上,日本外务省欧亚一课“嘱讬”今冈十一郎[24]当着11位外务省官员、3位陆军省军官、4位海军省军官的面,就以上所言及的活跃在中国“回教”中的日本人,做了如下陈述:“人们都说,在我国人中的回教徒已经为数不少(此为已校对部分,删除了几个字,荣先生所指很对,我的译文有问题)。而在我看来,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在这种人中间,从过去就有名的人大致如下:山冈光太郎(在印度接受了洗礼)、田中逸平(死亡)、中尾武男(现任驻土耳其大使馆嘱讬)、川村乙麿(号狂堂,在奉天,在回教徒中有权威)、波多野鸟峰(曾经在赤坂设立回教寺院)、冈本甚伍(跟从库利班加里接受洗礼,以世界旅行者而知名)、有贺文三郎(跟从神户的诺下姆古诺夫接受洗礼),之外年轻的还有小林(在爱资哈尔大学)、山本、铃木、乡等人。”“作为个人的行为,还有若林半在做支援输送青年去到麦加进行朝觐的活动。”[25]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这句话真可谓入木三分,准确地道出了这些人进行伊斯兰教活动的本质。

  在当时的察哈尔省府所在地张家口,1937年11月22日成立了“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虽然名为“文化协会”,但是从7名一般干事均为各地清真寺的“教长”(伊玛目)这一点来看,该协会应该是一个由中国伊斯兰教信徒组成的宗教社会团体。而从12月18日日本驻张家口总领事代理松浦给广田外务大臣发出的机密电报可以看出,这个中国伊斯兰教信徒的团体一开始就是由日本人计划设立的。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透露:“本次事变爆发以来,军部为了防止苏联势力对从外蒙方面到内蒙及西北支那一带的渗透,在这一带遏制和排除共产主义的侵入而采取的一个策略,就是正在进行中的对各地回教徒的怀柔,以及策划掀起排苏反共运动。上个月的十一月中旬,松林亮从奉天、山口从天津来张(家口),与特务机关取得联系,在当地纠合居民中的回教徒,于上个月的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本市市民大街清真寺召开了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成立大会”,“特务机关、察南自治政府代表及顾问以及其他各机关的代表均出席了成立大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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